一个是为民主自由呼号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是为异见者辩护的法律界泰斗，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下，抗辩与法治无可著力处，“偶然”生还。
张思之与冉云飞。图：Sarene Chan / 端传媒设计部
编按：中国法律界泰斗，曾为“四人帮”担任辩护律师，也常为“异议者”辩护的张思之90岁生日临近，作家冉云飞首次撰文回忆张思之五年前为自己辩护的细节。那是2011年冬，“阿拉伯之春”在中东兴起，引发中国“茉莉花革命”的连锁效应及高压管制，2月20日，四川警方将作家冉云飞从家中带走，指他散布及组织“茉莉花革命”信息与活动，2月24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由，将冉刑事拘留。张思之出任冉的辩护律师。四个月后，冉案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退回，六个月后的6月9日，冉获释。
2011年初，王怡、余杰、彭强等一帮基督徒朋友，邀请我参加一个会议。其中有一个小环节是每个人说出去年最感动的一、两件事情。我说一是刘晓波兄获诺贝尔和平奖，二是意外地找到了自己的生父。3月8日王怡牧师在《火焰肯定是存在的》一文里言及当时的情形：“最后轮到他。他缓慢而沉稳，石破天惊地说，去年，我找到了我的父亲。当时，我的泪水，如我此刻打字，就浸满了双眼。如果我知道他两周后，就会被政府拘捕，我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哭出声来。”
四十六年才找到，要相认也总是有不少障碍。2011年2月20日父亲85岁生日，姐姐让我在与父亲见面之前先打个电话。这个寻父的剧目似乎正按我们商定的计划进行时，2月19日中午，接到成都书院街派出所管综治的副所长电话，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说找我有事。我说我跟你们喝过多少年多少次的茶，你们不是不知道中午我要午休，你们也从不在午休时找我，今天是为什么呢？那警察说是上级领导的意见，有急事找你，请你配合一下。
到得派出所，他们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说今天不在派出所谈，而是拉到成都三环路以外的一个度假村，名字好像叫“蜀仙园”。我与警察虽然喝茶多年多次，次数多到数不清，但还从未“被旅游”过。
在去度假村的路上开始还可以给家人打电话，到了度假村有五六个人陪着，以分局的人为主，开始还打麻将，晚餐我还与他们喝酒醉了。20号晚上，成都市局熟悉的几位警察来对我做笔录，我还以为做完笔录总要回去了嘛，根本不当回事儿。后从度假村被带到派出所已是21号凌晨，接着在深夜2时40分到达家中，让我在搜查令上签名，以便搜走我的电脑主机。
我与太太道别，有所吩咐——其中就说，因为父亲在等我电话祝寿，你就告诉他有事不方便，以后再联系。我想过了“茉莉花革命”这几天的敏感期，应该能回归到“革命队伍”中吧。
被控煽颠：我就是那位说小孩最终要死的人
“茉莉花革命”是2010年底由突尼斯引发的改革，继之以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的社会革命，作为一个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当然乐意看到像北非这些专制的穆斯林国家，发动有机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革命。作为推特上活跃的一份子——那时不喜欢玩微博，更主要是因为在微博上我被屏蔽了——当然会转发不少关于这些社会转型革命的消息，间或有简短的评论。其间也于2月17日接受过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谈中国会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的问题。我说从逻辑上迟早会发生，只是事实上多久发生，那是人们没办法猜到的。让我胡套一下托尔斯泰的名言：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是相似的，垮台却各有各的不同。
后来在看守所审讯我时，这采访果然是个重点项目之一。他们觉得我这么坚定地判断政权迟早会出现机器乃至垮台，一定是背后有谁在诸多方面坚定地支持，才会说得这么毫不含糊。我就说，鲁迅写过一篇杂文《立论》讲了一个故事，一人家的小孩满月，庆贺的人多说各种奉承的好话，只有一位说那小孩最终是要死的。我就是那位说小孩最终要死的人，这是个不可逆的逻辑判断，是个应然事实，而不是个能定准时间的既成事实。
21号下午三时，成都市局两位警察到派出所来，给我下达刑拘通知书，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实我就是个写字的书生，颠覆国家政权作为刑法的105年第一款，大意是武装起义、贩卖枪支、推翻政府、分裂国家等，用在我身上不仅夸张，而且荒谬之至。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把我从05年至11年六年间，每天所写两千多篇批评政府的文章汇集起来——有次做笔录时，看到打印出来的他们认为我有问题的文章，比我人还高——通过这个子虚乌有“茉莉花革命”，来算个总账而已。
我笑着对他们说，你们太看起一个书生了，给这么高的荣誉。
正式被捕：张思之与夏霖作辩护人
到得看守所，我第一个想的是既来之，则安之，想的是要读书，就请办案警察带信给我太太。一边读书，一边审讯中，等被拘一个月后的结果，不出意料，3月25日我被成都市检察院正式批捕。
批捕当天，我就请办案的警察给太太带一封信出来——并不是所有的信都带到了我太太手中，有一些信件被没收，后来也没有发还，但这封信带到了——主要内容是关于聘请律师的。信里涉及聘请律师部分的实录如下：
吾妻：终于到了必须请律师为我的权利进行辩护的时刻。关于聘请律师，我的意见如下：
中国不少有名的刑辩律师如莫少平、滕彪、许志永、李和平、张培鸿等都是我的朋友，但我最尊敬的是“中国大律师”张思之先生（他是许多著名案件包括“四人帮”时的辩护律师），他是流沙河先生及师母的好朋友，今年84岁了。吾妻可商请先生及师母，打听一下张先生的身体和时间是否允许出庭为我辩护。若张先生出任我的一辩，那么二辩则请浦志强先生（他是中政的研究生毕业，著名刑辩律师）。当然主要工作由浦志强先生完成，张先生只需出庭即可。
若以上方案因故不能实施，则请浦志强、夏霖二先生担任，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对我也比较了解。他们二位都是中国有名的刑辩律师，且是谭作人兄一案的辩护人。我的手机里都有他们的电话，具体情况你可以找作人兄太太王庆华大姐联系，律师费用也可一并了解清楚（王姐电话我手机里也有）。我想浦、夏二兄如果没有时间上的冲突或者其它不可抗拒的问题，一定会乐意出任我的辩护律师。
以上意见是否稳妥得体，请你与先生、师母和王怡仔细商量，以便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我的信未达家人、律师未聘定之前，一方面宋石男兄联系上海著名律师斯伟江弟兄，彼时我与伟江不认识，但他慷然快递来委托书，快递日期系2月25日，彼时我家人应才拿到拘留通知书。3月7日，大约家人与一干朋友们还在犹豫不定之时，律师夏霖兄从北京打电话给流沙河师母，称有急事相商。沙河师母后来撰文说，这是张思之先生请夏霖打电话来商量。当天师母告知吾妻，夏霖兄的联系情况，夏霖与内人通电话，由张思之先生与他作我辩护人的格局就基本定了下来。
流沙河：道义铁肩光照青史 张思之：责无旁贷不干青史
4月5日晚，妻子与姐姐一起至同院子的沙河先生家，把我的信拿给他们看。先生师母得知张思之先生已然答应出任我的辩护律师，当晚姐姐、太太走后，先生非常悲伤地给师母说：“形势这样狞恶，我八十岁了，恐等不到云飞出来的日子了。”
彼时一位在社会上相当有影响的人，滥用自己的文字谀公肥私，被我点名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过，因此挟私报复，阻止张思之先生为我辩护，甚至在京城文化圈里坏我的名声。沙河先生为坚固老朋友思之先生替我辩护的信心，等6月份夏霖从北京来成都搜集我的资料时，给思之先生写了封信：
思之兄长：老骥出场，壮心未已。道义铁肩，光照青史。喜我兄长能为云飞辩护，我和茂华十分感激，特向兄长致敬。学友云飞为吾蜀之头号藏书大家，读书良种，写书快手，平时不与政治动作。此次系狱，纯系文字罹祸，其文字尖锐畅猛，直话直说。弟亦曾去岁劝其暂时停笔，不必日日博客，以求缓和关系，待到口径松动再写。然其为人刚烈，未能采纳愚见，终至犴狴，令我和茂华伤心且愧。云飞寻找生父数十年，今春找到了，正欲晤其严亲，而忽被缇骑逮去。其生父为川东酉阳县干部，退休多年，八十五了，恐此今生难见其骨肉矣。我等为之怅然欠然。炎夏届临，兄长保重身体，为中国之法治，留得青山。2011.6.12流沙河 吴茂华敬禀
五天之后，思之先生回沙河先生及师母信，出狱后曾于先生处得读：“冉先生作为公民，就国事聊发几句感慨，关‘颠覆’何事？为此欲置人于死地，作为法律人难免不平。端巧狱中传出讯息，邀我处理讼事。经与京中小友会商，认为责无旁贷，也就再拾‘战袍’了，不干青史，如此而已！然而中国律师，人微力薄，又不易挽既倒之狂澜，无非是可能留下一笔记录罢了。”
思之先生既谦称“铁肩道义”不敢当，复谓“不干青史”，又明白只是“一笔记录”，于苦难中国追求社会公义，真可谓屡战屡败，但最重要的屡败屡战——除为“四人帮”辩护外，王军涛、鲍彤、魏京生、高瑜、郑恩宠、浦志强等案，均可视为替“异议者的辩护史”，在其口述史《行者思之》里在在有所体现——前者可见吾国之凶险，后者可见思之先生不以一时之得失，作为是非与公义追求的衡评标准。
“身还偶然遂”：如果需要，他们一样会搞死
同是3月25日的信里，我给太太罗列了四月份至十一份所要的书目，办案机关与看守所也同意每月送书，结果还没来得及全部读完，就于8月9号出狱了。
当晚回家时已是晚上9时过，忍不住高兴，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当我打给沙河先生时，他简直不敢相信我是真的已经出来了。沙河先生说，现在只有杜甫的《羌村三首》中的两句诗，才能形容我们现在的心情——“乱世遭飘荡，身还偶然遂”——当我们一起说出时，他高兴无比。细思他这一对话，关怀细深，是为了验证我的记忆，及脑子在监狱里出问题（四川话谓“出机器”）了没有。
8月12号，父亲在姐姐等亲人的陪同下，从故乡来看我，公安机关将我放出来，用的是不予起诉，变更强制措施的办法，从完全的剥夺自由（关在看守所），变为限制自由（监视居住），因此我不能回乡见父亲。这是我们46年第一次相见。拉家常的同时，免不了要问到我为何坐牢，我就说是贵党所搞的文字狱嘛。他与我母亲一样是文盲，却就开口背章竭的《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我出狱半个月后，8月26日，张思之先生、夏霖夏楠二兄、李瑾女史，他们四人来成都看我。我特别感谢张思之先生为我当辩护律师，他诙谐地说：不就是流沙河夫妇叫我来的嘛。
从监狱出来后，不时有朋友问为何你能出来？我当然不知是因何，但不能用“自己清白就能被放出来”这种逻辑，否则我本来就不应该被抓。思之先生一行人在快要离蓉的头一天，于饭桌上谈及这个问题。
张思之先生非常严肃地说：“你此次出来是多种原因促成，我所知道的煽动颠覆国家罪中，像你这样不予起诉的，几乎没有。你小子的运气好，政治气候微妙变化、外交努力等因素，并非是你在里面坦陈事实清楚，使他们没有找到所需证据。”8月11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通过法新社发了一条“美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全面恢复冉云飞自由”的新闻。当时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即将履新，美国副总统拜登于17即将访问中国，20号至四川访问，并且在我的母校演讲。
思之先生续道：“他们要整你，可以将你回答任何的话划为铁证。过去几十年那样多的反党集团、反革命案，有几个是真有其事的？像我这样八十几岁的人了，别看我当律师四处办案有些影响，如果需要，他们一样会搞死我的。”（转引自吴茂华《虎洞喝茶看云飞》一文）我深为思之先生的清醒而击节，前不久被判十二年刑的夏霖案，就完全是政治问题经济化的迫害，也再次证明了我的出狱，的确是“身还偶然遂”的小概率事件。
眉题何来：“少年子弟江湖老，八十犹狂半醉翁”
前不久，好友慕容雪村撮合，土家野夫、王小山、李海鹏、费勇、蒋方舟及我，在主编易小荷的张罗下，组成了一个“互相看不起”（王小山语）的“七个作家”，每人每周写一篇文章以应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王小山的一篇《十天穿越东北十三城》，其中有一打油诗《被旅游杂感》：“南北东西一围墙，彼等做狼我为羊。今日责令去旅游，明天扔进篱笆房。……五十来岁瞎逼走，八千里路胡毬忙。十天游罢归京城，中国梦里颂吉祥。吾皇万岁万万岁，永远健康寿无疆。”
其中“五十年来瞎逼走，八千里路胡毬忙”，悲愤寓于洒落自嘲，尤其令我激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一些大俗大雅的、脍炙人口的打油诗开始在知识人里流传。如聂绀弩的“青眼高歌吾望子，红心大干管它妈”，杨宪益的“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邵燕祥的“醉里笑谈小赤佬，梦回畅饮老白干”等。这次为张思之先生寿庆撰文，以久不得眉题为苦，忽见邵燕祥先生新写之《贺思之兄九秩大寿俚句四则》，其中第一首有“少年子弟江湖老，八十犹狂半醉翁”句，颇能概括思之先生的精神与生活。故改窜而用之，切望思之先生侠骨多有，半醉不再，寿迈期颐而常健。
在这个“掌声拍报平安夜，大会开得很好嘛”（邵燕祥诗）的社会，无论是我还是思之先生，恐怕都难免感到世俗法律，在这个国家的无力。请允许我引用“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的上帝之旨，来自我安慰，并且安慰他及大家，因为最终正义的审判者是上帝，不是人类这群罪人，更不是人类罪人中的罪魁们。
2016年10月12日定稿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