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将霾写入《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引发了气象、环保专家的大讨论，众多网友也在调侃未来治霾只得“听天由命”。与淡然处之的北京人相比，发生在成都的呐喊和抗争则显得尤为珍贵。在评论人萧轶看来，中国人的雾霾话语经历了一种循环的自我训练：从最初的猎奇式讨论，到后来的段子式吐槽，最终汇成习惯性麻木和无趣的话语，用自我改造式的生活态度，实践着达尔文式社会主义特色生存方式。于丹式心灵防霾固然是可笑的逃避，但很多评论人的调侃也陷入了情感上的麻木、道德上的堕落、认知上的漠然和责任上的放弃。
对于雾霾的态度，也像极了我们面对这个国家千奇百怪的问题所表现的态度。近几年，中国公共话语的舆论场陷入了内部的分裂，辩论如同宿命一般终结于绝望之下的嘲讽戏谑，从而使得所有的议题都变得不再值得认真对待和认真讨论，被消解为日常生活的常态背景。或许，城市变坏是从不抱怨开始的，而人心变坏，则是从瞧不起抱怨开始的……
《人在霾途》
雾霾景观的现世心态
刚到北京时，初来乍到，水土不服，各种不适。来到北京的第三天我就进了医院，酸臭的空气让我发痒得难耐，而后脸部起包。这座城市的环境，为我打开了北漂们“适者生存”的隐喻。尽管素来不喜欢地图炮的嘴炮话事，面对糟糕透顶的雾霾空气，不免常常因一时无法适应而未能入乡随俗，常以南方人的身份去吐槽这座北方的城市，反而成为被吐槽、被嘲讽的对象。
从一座南方城池来到一座北方城市，南方冬天锻造的耐寒身体，不是被墙体储存的寒冷所摧残，而是被有毒的空气所腐蚀。所以，你不用担心会像布罗茨基在威尼斯那样跟人抢被子，而是你得像盖被子一样全副武装，才能抵抗雾霾的侵蚀。在这里，你能感受到柯布西耶的伟大和恐怖，它比南方城市更加鲜明地体现着柯布西耶驱逐城市欲望的恐怖理念，一切都服从言简意赅的城市功能。远距离的办公室让人行色匆匆，浑浊的雾霾让人恨不得趁早钻进封闭的墙体。在这里，柯布西耶会无用武之地，雾霾为这座城市的建筑天然地驱逐了生活的欲望。
“一看你就是个新兵。”昨晚从菜馆出来后，朋友们纷纷取出各式各样的口罩，戴着建筑工地式口罩的朋友，如此调侃着没有口罩的我。在去吃饭前，与一位媒体朋友谈到雾霾，聊起媒体应该做做雾霾方面的内容，她听完我的吐槽后戏谑地说：“滚回你的南方去吧，我们对这话题都麻木了。”还有一位朋友给我鼓劲儿：“作为过来人，你要相信自己的进化能力。”事后想想，好像我真的进化了，面对着不时袭来的雾霾天气，从最初躲着不出门到如今的习以为常，当我的抱怨被这座城市的人不断地嘲讽为“矫情”后，我也终于不再抱怨了，开始与他们一起同呼吸、共进化，为祖国首都的空气净化贡献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贡献——再也不躲霾了，该出门时就出门，毫无顾忌地扎进十面霾伏的海市蜃楼。
来到这座城市的一个月后，南方朋友转来一篇文章，从最初劝我“倦飞之时记得返巢”，迅速变成了“珍惜生命逃离北方”，那篇文章叫做“北京已经成为一座癌城”，用恐怖的数据论证着逃离的必要。短短几年时间，雾霾天气从生活的插曲变成城市的常态，城市的名号也从霾都变成了癌都，雾霾问题也从天气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而最近在西南的成都，雾霾问题更是成为只可呼吸、不可过问的政治机密，据说出门戴口罩也是违法的，进店买口罩是要登记的？
戴口罩的艺术家们
在读到那篇文章的一周后，我曾经常年蛰伏的南昌也被雾霾连番攻陷，让我这位不时吐槽北方生活的南方人措手不及。如同被重重地打脸一般，羞愧得再也不敢向周围人吐槽了，我也终于可以真正地去相信：大江南北，确实同属一片苍穹之下。记得去年下半年，作家徐星与阿丁在江西省博物馆前排队时，戴着口罩吐槽了一下南昌也有雾霾，被南昌大妈怒斥为居心叵测，抹黑她所生活的南昌城。前几天，陆大鹏与罗杰·克劳利来京讲座时，北京的天空出奇的蓝，我竟也学会了调侃：“扬州来的人就是不一样，本来天气预报说有雾霾的，你一来晴空万里了。”另一位从南昌到北京的老朋友，见面之后立马笑称：“说好的冬季到帝都来看霾，百万雄霾却过了大江。”短笑之余，我却陷入了不知所措的混乱：除了麻木和调侃，我们真的别无选择了吗……
雾霾景观的日常审美
当雾霾从生活的插曲变成城市的常态时，每一次雾霾的到来都伴随着景观现象的日常审美。严峻的雾霾景象，成为朋友圈内的欣赏景观，仙境式的审美和戏谑式调侃成为主流话语，几乎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趣。每一次雾霾的来临，都将引发一轮纵欲式的话语景观。话语的快感遮蔽了雾霾对生命威胁的残酷，消解了己身对雾霾的认真态度，转而成为话语的狂欢。
在这些话语的狂欢中，主要有以下“三个代表”：
于丹老师著名的雾霾鸡汤
第一种便是以于丹老师为代表。当我们深陷雾霾不堪忍受之时，于丹老师粉墨出场，开出了一劳永逸的治霾疗程：面对雾霾能做的只是不去较劲，关上门窗，打开空气净化器。于丹老师的药方，既融合了随遇而安式的心理学，也吸收了生存指南式的社会学，既融合了话语维稳的政治学，也吸收了修辞有道的逻辑学，偏偏就缺了揭露雾霾与人的关系的生物学。当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如果她知行合一，私下也能“面朝雾霾，春暖花开”的话，也不愧是为人师范了。如果说，于丹老师是真诚的表达；那么，后来换汤不换药而与之类似的话语轮番上场，则是绝望无力之后的绝大部分人的逃避式选择。只是，伦敦雾霾的历史先例已然告诉世人，躲藏起来也无法阻止雾霾入侵楼宇再而入侵五脏六腑，除非拥有足够的资本移民海外。然而，绝大多数人最终会发现，雾霾不是他们躲得起的，毕竟移民需要不菲的代价。
第二种是“苦中作乐”的骚客侃爷。他们细致地鉴别着不同地区的雾霾特征，得出了鲁霾沉重、冀霾激烈、沪霾湿热、粤霾阴冷、京霾醇厚的非凡成果。他们将严肃对待雾霾的态度转移到严肃鉴别味道和严肃调侃的创作上，以认真严肃的态度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了喧哗戏谑的话语景观，将严峻的事件化作喜剧的认知，让审美的冲动驱逐了生命的危机。于是，化残酷为神奇，雾霾成了鉴赏的对象和狂欢的素材。只是，揶揄、戏谑、讽刺的锋芒往往指向的是别处，春秋笔法的骚文侃章最终只能演绎了南辕北辙的悖谬。
还有一种代表，便是在北京最常见的满怀期待想象未来的相思派。每当雾霾起，便思张家口。只要天气稍微变好，开门就地感谢张家口；若是出门遇到雾霾天，遥想那年冬天张家口刮来的风，遥望在不久的日子里，张家口的风会带来蓝色的天空。张家口的存在，除了吹霾之外，还让这座城市的人们在每个日夜里培育着一颗感恩的心。
这种审美意味的态度，将必要的抗争变成了自我的享受，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话语与不作为的政府之间构成了无形的共谋关系，在抚慰人心的同时会造成部分的让步，久而久之形成精神的瘫痪，与狱卒形成一起共舞的联欢局面。这就像伊朗作家阿扎尔·纳菲西所说的那样，恶作剧式的反抗姿态是一种让步与共谋，这种玩世不恭的姿态和习惯，会带来道德上的松弛和精神上的懒惰；而这种恶作剧式的双重态度，能够回馈生活的舒适感，从而造就一个心安理得的共谋生态，让共谋的羞耻走向危险的愉悦，进而如鱼得水般乐在其中。对雾霾的审美，如同雾霾飘荡在内心，形成了与现实世界相平行的雾霾世界，可谓之为“心霾”。然而，“心霾”又会成为现实世界雾霾的源泉。
对于雾霾的态度，像极了我们面对这个国家千奇百怪的问题所表现的态度，一直以来我们都陷入了一种循环的自我训练：从最初的猎奇式讨论，到后来的段子式吐槽，最终汇成习惯性麻木和无趣的话语，用自我改造式的生活态度，实践着达尔文式社会主义特色生存方式。这是一种权力利维坦和社会丛林高度融合的新文明，如同这颗星球上一块伟大得让人恐怖的新型社会实验基地，无数被推迟的未来，让我们陷入了自我放弃的绝望情绪，并懂得了如何苦中作乐。
中国雾霾的话语演变
从2008年外国运动员的戴口罩参加比赛，甚至面对媒体说要“戴防毒面具”的“负面渲染”，西方媒体以“歪曲报道”来“刻意炒作”北京空气质量（新华网评，言立仑《带口罩参加奥运太夸张》），到2012年美国领事馆的“干涉内政”，以“既不符合国际通行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国的要求，既不严谨，也不规范”的方式对中国环境进行“造谣泄密”（2012年6月5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针对某些国家驻华使馆发布空气监测数据的发言）；再到2013年在忍无可忍的糟糕天气下，北京人终于学会了“自强不吸”，躲在家里打开了从网上买来的空气净化器；待到空气净化器也无济于事时，最终人们也学会了“同呼吸，共患难”的自我净化；在抱怨无力、束手无策之时，麻木习常的人们终日期待着北风前来救驾……如果说，最初是反应上的迟钝滞后；那么，这些年则是情感上的麻木、道德上的堕落、认知上的漠然和责任上的放弃。
中国雾霾的话语演变，与其他事情的舆论生态一样。最初是集体的恐慌与愤怒，媒体迅速跟进呼吁的步伐，继而部分地声讨、部分地沉默，在无力之时便学会了淡然处之，转而寻求不治根本的救济方式，在戏谑段子和绝望沉默之下，化愤怒为麻木，最终选择了于丹老师的自我疗程。当然，面对雾霾、水质等生态问题，另一部分有选择可能的人，开始了发财移民的选择与呼吁。谁又能苛责于此呢？毕竟，当下的移民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生存的单项威胁，更有肉体生存的直接威胁……
近几年，中国公共话语的舆论场陷入了内部的分裂，无论哪种言论都会被另一方撕扯，以致于人人都不敢发声，辩论如同宿命一般，几乎都终结于绝望之下的嘲讽戏谑，愤怒被尖酸刻薄的嘲笑为幼稚病，从而使得所有的议题都变得不再值得认真对待和认真讨论。最终，在尖酸刻薄的嘲讽消解之下，大小不一的所有事件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背景。就像作家李静睿所质问的那样：当年费尽心思以阴谋论动机揣测的评论家们，这两年到底又做了什么了？
治理雾霾，道阻且长，虽非朝夕见效，却需多方协力。公众的态度与舆论的效应可谓相辅相成，政府的作为与这两者之间却是此消彼长。尽管官方媒体或官方机构也不断地学会了声讨雾霾问题，但公众与媒体不可掉以轻心，是话语的维稳术还是执政的拖延术，依旧需要拭目以待。尽管现实让我们持续的无力，作为呼吸主体的我们，形势越是严峻，我们越要驱逐无力感对我们的麻痹。在苍穹尚未清洁之前，在呼吸依旧难堪之时，无论是何种话语的表态或是何种行动的呈现，都是关爱自己的表现。虽然长期复述的话语令人生厌，甚至会不断消解词语的力量，但我们依旧别无选择：唯有不断抗争，无论是话语的还是行动的。尤其当官方以各种理由搪塞出一个“正确的事实”时，我们必须去寻找“真实的事实”来反击。
在南昌与成都同时被雾霾笼罩之时，朋友圈所呈现的关于雾霾的讨论，成都被谈论被吐槽的活跃度远远高于南昌，不知是成都人比南昌人更热爱自己的城市，还是成都比南昌严重太多。不知是吐槽北方被打脸的羞愧，还是真的出于一颗爱南昌的心，我以略带抽身事外的嫌疑，愤怒地隔空喊话，以及自我检讨：城市变坏是从不抱怨开始的，与人一样，人心变坏是从瞧不起抱怨开始的……
不管如何，说出你的抱怨，永远都是对的；说，总比不说好。毕竟，我们活在语言之中，事件的形成和话语的讨论，都是从最初的抱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