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人人避之不及。但它能成为中国社会朝向“公民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吗？
“在中国这样一个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的国度，能触发大规模公民行动的，一定是和所有人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思辨教育机构“C计划”主创蓝方说：“毫无疑问，雾霾就是这个能涉及所有阶层、所有人的重大公共议题。”
五六年前，“公民社会”还是一个时髦的新词；但今时今日，培养“公民性”已成为很多民间NGO和教育人士的目标。
只不过，“公民社会”在中国一直未获“合法性”，被列为高度警惕的敏感词。近一两年来，甚至成为禁忌。
“公民社会”的含义在不同时期经历了递进发展。公民社会，是英文“civil society”的翻译，与“臣民社会”相对，强调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欧美国家开始强调公民社会作为第三部门，有别于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即“三条腿走路”。它们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公民维权组织、行业协会、社区组织和各种公民自发组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西津副教授曾将公民社会的特征总结为三点：公民的自主性、社会的自治性、公共权力的分享性。
在公民自主性层面，公民的含义与“自由人”关联；公民对公共决策和政治参与拥有“积极权利”。
在社会的自治性层面，公民间平等自由、互惠是基本原则。大量多元的社会团体兴起，人们自愿自发地解决问题，这构成日常生活的常态和社会治理主体。
在公共权力共享方面，互惠原则同样有效，任何强制性规则均由公民共同协商民主决定，公共权力由其成员共享共担民主性。
在刚刚过去的旷日持久的“跨年霾”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由雾霾催生的这些方面的发展。
雾霾抗议的蝴蝶效应
2016年10月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受持续重霾，主要集中在华北、河北、河南、四川，以及以往一直被忽视的陕西、河南、山东等地。
2016年12月初，成都某学校传出不准学生戴口罩的家长通知微信页面截图。其称：“接上级部门紧急通知，最近关于‘雾霾’的相关传说，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非法集合，要相信政府能做好防霾治霾工作。我校师生一律不佩戴口罩上课，每天下午三点半到四点各班班主任即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当天情况。”
网络哗然，家长愤怒。之后，成都市教育局给出官方回应，称教育行政部门“不可能禁止学生戴口罩”，对教育安装净化器则“不鼓励，不提倡，不反对，不禁止”。
12月9日，成都“90后”网上发起抗议雾霾活动。参与者戴着口罩，手持A4打印纸，上书“我是某某某，我爱成都，请让我呼吸”，在成都各大街头拍照，上传网络。当地出动特警戒备，抗议活动被叫停。
12月11日，多名艺术家在成都市春熙路戴口罩举行抗议雾霾活动，旋即被警方带走。
几乎是在成都抗议同时，志愿者孙洪彬起诉郑州市政府，要求赔偿雾霾口罩，被新乡法院受理，此案被称为“中国雾霾第一案”。
在“中国雾霾第一案”的带动下，五位律师于2016年12月19日和20日分别向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有管辖权的中法院级起诉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政府，要求确认三地政府不正确履行空气污染的防治责任违法、责令其在合理期间把空气质量治理至平均良好状态，并提出国家赔偿请求。
2016年底，爆发了号称史上最严重的“跨年霾”，总共持续了200多个小时。
重霾之下，一位自称北京学生家长的人士发起网络倡议，呼吁北京市教委统一安装新风系统。消息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流传，家长呼声高涨。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家长群都在转发这篇文章。有的家长甚至不愿等待，甘愿自掏腰包为孩子的班级添置设备。
很快，北京市教委于晚间22点40分通过官方微信“首都教育”回应称，北京市教委已部署中小学、幼儿园安装空气净化设备试点工作，由市级财政给予补贴。
北京名校清华附中称，2017年元旦期间为首批11间教室加装了新风系统，一间教室的两台新风净化系统加上安装、设备维护、智能控制等花费，单间造价逾4万元。
雾霾天，各地家长纷纷建立“爸妈抗霾群”。北京市教委对安装空气净化设备的回应，激起了蝴蝶效应，各地家长反映热烈，他们问：“北京的孩子是花朵，难道我们的孩子就是绿萝？”
据初步统计，继北京教委回应后，成都、郑州、合肥、临汾、石家庄等地，均有家长通过网络组团发声，要求各地部门为学校安装空气净化装置。
众多环保组织撰文为家长出谋划策，强调保证民众参与雾霾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2017年1月5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向国家能源局和环境保护部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燃石油焦火力发电项目在国内的数量、燃石油焦来源、污染监测数据、与雾霾的关联、上述通知的背景等信息。
1月13日，为知道“部长吸的啥空气”，湖北三峡大学大四学生刘启爽向北京市政府、环保部、教育部、工信部、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单位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布2012—2016年度采购的室内空气净化设备的支出费用、具体采购清单。小刘表示，如果不能获得回复，将依法提请行政复议。
北京在享受了几天难得的蓝天后，新一轮雾霾又将到来。可以预见的是，对雾霾的抗议绝不会仅停留在心里，而且方式会更加多元。
行动中的公益组织
接到我的采访电话时，赵亮正在前往临汾的路上。“二氧化硫爆表了，空气污染太厉害，我过去看看。”
赵亮是环保组织“好空气保卫侠”的负责人。
“好空气保卫侠”是一个关注大气的民间监督体系联盟组织，组织伙伴排查污染源，并与环保部督察组有合作。
未来一年，“空气侠”打算针对全国重霾区采取“拍客”行动，吸纳志愿者和孩子家长，人人通过手机做拍客。路过哪个冒黑烟的地方，随时拍照举报。
为打破监管盲区，“空气侠”还将使用无人机组成“蓝天中队”，形成网络伙伴，跨区域协作。在雾霾重灾区，将调动多架无人机空中调查，加大巡护频次。
目前，赵亮的机构已经招募了十多位自备无人机的航拍爱好者为观察员。赵亮会对志愿者提供规范指导和素材选择指引。他们将重点关注重霾区、工业排放比较厉害的地区，以及建筑工地。
2017年1月，航拍联动区域已经覆盖了河北、天津、辽宁、山西、陕西、四川，江西、湖北、湖南、安徽。
目前，“好空气保卫侠”的全职人员有十多位，亦有家长表示想要加入。而在各地与“空气侠”形成伙伴关系的则有三十多人，其中很多人在本地还有团队，属于种子选手。
在法律层面，大气类公益诉讼的主要原告组织有三家：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绿发会、自然之友 。目前， 中华环保联合会已立案5起，中国绿发会已立案6起。
除了环保组织，教育组织亦开始行动。
面对雾霾，人们开始有行动的意愿，但不知道能做什么。微信朋友圈中，关于“怎么办”的文章越来越多。
蓝方认为，雾霾下的公共行动，最大的问题在认知层面：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尚未具备“公共行动”的概念。“除了一些私人化的对抗举措——买口罩买净化器，或者克制自己的消费，在认知层面，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蓝方说。
而蓝方创立的“C计划”希望从认知层面，给大家提供一个理性思考的框架和工具，使人们通过理性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一个普通的公民面对雾霾应该做什么。
“C计划”的最新一期课叫“学会提问”。课后作业让学员以“治理雾霾”为题，思考一下可以向自己、向社会、向政府部门提出哪些问题。
在公号上，蓝方发表了“雾霾下的行动地图”文章，从主动治理、被动防护两个层面，从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四个维度，论述公民究竟可以做什么。
这些文章和课程，是“C计划”思辨教育的第一步。蓝方表示， 有了认知、意愿，公民行动的落地，还需要能力。而公民行动的能力——倡导、组织动员、协商对话、冲突管理等等，都需要在实践中练习。
“这需要更多在这方面有经验、有实践的NGO行动起来，发出倡导，引导和组织行动。”蓝方说。
劳工，沉默的吸霾群体
治理雾霾，城市中产似乎成为呼吁的主力军。然而，一线劳工每天每夜都暴露在产生雾霾的重污染源头里。环北京重污染工业带，有着距离北京最近的吸霾劳工群体。
而他们是沉默的。
张舒迟是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他看来，微信换雾霾头像（后被停止访问）和在微博“吐槽”，都阻挡不了雾霾，也阻挡不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需求。
重霾之下，更需要帮助工人了解雾霾的危害，开展法律和职业安全培训。张舒迟不愿看到“公众继续被环保和经济发展与就业的二元对立所迷惑”，因为“改善居住环境与改善职业安全卫生条件是同一个问题，只有工人们敢于站出来，为自身的处境发声，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企业才有动力完成生产设备和排放设施的升级换代，才能淘汰一批高污染企业。”
否则，若只有常规的法律诉讼和居民呼吁，力量过于分散；即使诉讼获胜，政府有无动力执行都是问题。若不关注劳工权益，环境诉讼可能只是政府开放的公众情绪宣泄渠道。
工人是集中的，且深入在生产过程中，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运作了解更深。张舒迟在工作中观察到，在雾霾治理中，环保机构一般只是动员居民社群，但北方农村居民多为留守老人和儿童，比较贫困，维权意识和意愿都不强。
不过，“北京的第二产业劳工要么搬迁要么被驱赶，社群土壤太薄弱了。”张舒迟说。
一线劳工对雾霾态度如何？一位常年关注劳工权益的NGO人士说：“在欠薪和工伤面前，雾霾远不是工人们担忧的问题。”
据悉，虽然2016年并未发生恶性事件，但欠薪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甚至比往年更甚。
每逢遭遇重度雾霾预警，各建筑工地和排污企业都会被勒令停工停产。实际走访后，不难听到建筑工人对此规定的怨言。这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是按天计算，按年发放的。停工意味着当天没工资，但生活成本还在，等于倒贴。
这种运动性的停产和查处，对平息民愤或有作用，但对劳工而言却意味着牺牲，对环保究竟有多大促进作用，还有待实证研究。
很多解不开的社会问题，最终都指向“公民性”。目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实际空间，已经远远超过允许其存在的制度空间。
觉醒的“公民性”，必然与雾霾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