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真正的莆田人来说，在外或对外如何失信或者违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得罪自己人特别是家族，家族伦理和地域认同超越一切。

海外华人经常被人类学家看作与犹太人相似的“散居民族”，可是在中国境内，一些族群的存在何尝不也近似散居民族？例如潮汕人和莆田人，他们散居各地，经商为业，却拒绝融入当地，总是回到老家娶妻生子、在乡镇间攀比着盖起住宅，形成与其它城市面目雷同而迥然有异的“有机城市”。

只是，当其中一个典型的“有机城市”社区，安福小区，演变成全国最大的假鞋贸易中心后，还没有人关心其中的人类学意味，例如与之比较的普宁小商品市场，或者迪拜的传统市场、香港的重庆大厦、和拉各斯的商业区，然后从中发掘近年来莆田系医院、莆田假鞋等现象背后的“族群机制”。或许正是一些族群共享的心理纽带，才将散居各地的莆田人凝聚在一起，不仅共同从事医院、木材、鞋业等，也共同抵御着外界所有的误解乃至歧视。

（图注：福建莆田，中国安福电商城，这里白天是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晚间却成为高仿鞋的狂热交易市场。东方IC供图）

比如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到处可见为了谋生、在商场一角租赁修理手表柜台的莆田籍个体户，他们当中虽然没有出现黄光裕，但是与此同时全国几乎所有城市电线杆上贴满的“专治性病老军医”的小广告，却标记着莆田人散居、讨生活的分布。人们大概很难想象多年以后，这些小广告演变成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体系。

更难想象的，当今天从珠三角、长三角屡屡传来外资工厂关门转移、当地工人面临大批失业的消息，莆田一度繁荣的运动鞋代工行业在1990年代末、21世纪初也经历了类似的痛苦。只是，他们没有像邻近的泉州发展出安踏、361之类的本土品牌，却走向了大规模仿造原先代工品牌的道路。

隔绝，或许是一个较好的解释，这种隔绝，可能是数千年以来的长期集体心理积淀。John Mauldin，一位独立政治分析师，去年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型态如同大陆荒原中的一座孤岛：与多达14个国家共享边界，世界仅有，但是这些边界多为难以逾越的地理分隔；东南面水，历史上只有三条向外的通道，分别是连通越南的小道、向西的丝绸之路和西伯利亚荒原，形成汉地心脏地带的与外隔绝。

这种大陆孤岛的心理辐射，远比日本列岛的封闭性更强，既缺乏所谓海洋文明的传统，自明以降海禁凡500余年，也可能继续塑造着今天全球化时代单向锁国筑墙的集体心理基础，而且，更重要的，这种封闭性的结果，如同民族主义理论大师盖尔纳对中国的断言，内部封建化的分隔根深蒂固妨碍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莆田，在中国的大陆孤岛里，仿佛又是一个小小的孤岛。

回溯至传统社会，不独莆田，整个福建商人都因操“鸟语”、着“皂袜”而迥异于其他地方。莆田当地方言又是其中更为殊异者，与北邻福州、南边闽南都难相通，陷入了双重的语言孤岛一般的语言隔离。这种语言隔离当然是在中原移民后因为福建特殊的地理结构而逐渐形成的，又因当地人民的选择而出现分化。

福建三面环山与他省隔绝，自成独立小流域，且可耕地少，仅有东面面对太平洋，每年季风季节可顺黑潮南下，这也是福建传统出海、下南洋的原因之一。在这种隔离于外省、隔离于中国主流社会的地理条件下，人们自古以来便有两条人生道路：读书出仕，或者，经商移民。也因此产生了、并且不断再生产着精英与草根阶层两套平行价值观体系。

福建莆田，古民居群与现代化摩登大楼形成鲜明对比，东方IC供图

前者，如传统科举考试中，福建籍进士和状元比例都占全国前茅，莆田籍又占其中最多，他们是所谓传统社会形态中所谓儒家价值的承担者。时至今日当地书香门第还是颇受尊重，各地、各行均有莆田学子的佼佼者，应该明显超出人口比例许多。在老城和乡间保持完好的深宅大院门楣上都能看到各种加封、官爵名号，而几乎所有无论新旧独栋民居上，也能看到浓厚的尚学、耀祖遗风。也就是另一方面，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任一贩夫走卒都堪称人精，长于生计，在艰难讨生活、讨海、讨世界的日子里追求着家族财富和地位上升。

这可以解释莆医系的最初动力；也可以解释长乐、福清的底层阶级自1980年代开始的偷渡浪潮，或者闽南农民们1970年代刚刚开放集体经济就纷纷从事所谓“投机倒把”，包括走私，奠定了今天民营经济的基础，赖昌星只是其中之一；也可以解释福建自明、清海禁以来从未断绝的下南洋、经商风俗，以至于清末的广州十三行除了一家皆为闽商，莆医们和福建其他地方的平民们，不过是在1980年代的改开时代重新开始了一个中断许久的原始资本主义进程。

不过，对后者，也就是莆田的草根阶级或者泛泛意义的莆田人来说，这种资本主义的伦理观到底是什么，并且如何与精英意识相融通？这才是莆医现象中最有趣的，如莆医与军队医院的勾结、走上层路线等等。这一点或许可以用标准的政商庇护关系或官商勾结资本主义模式来分析，却容易忽略吾乡吾土的草根主体。否则，很难理解，相比温州人在欧洲、福清长乐人在北美经常表现的狭隘地域观与当地商业伦理的紧张，莆田人在东南亚、在欧洲或北美鲜少类似的伦理冲突。

万名妈祖信众参加福建湄洲妈祖祖庙“己丑年”庙会，东方IC供图

近年来，欧美的人类学者对莆田的研究发现，莆田存在着相对特殊的泛神崇拜，作为莆田家族乃至地域认同的强力纽带和网络。或许能够解释莆田资本主义模式的内卷化，即家族伦理至上，并排斥国家与社会主流的价值。换言之，莆田人对血统关联的重视超出平常许多，对家族和家族利益的强调也可说是至高无上，几乎就是当地唯一正确的“民间宪法”，可以超越大众或社会伦理乃至法律。

同时，这些家族伦理却是由许许多多神祇在保佑。他们通过祭拜各种神，不仅获得安慰，而且扩展着家族和地域的时间与空间，形成了广泛却密集的地域认同关系，也就是莆田人的世界观。如丁荷生和郑振满对莆田以及新加坡等地的文化—地理信息分析所得出的发现，莆田乡间普遍存在着所谓“仪式联盟”，平均每个村庄有3.2个血统家族，同时4 .8个村庄结成一个祭拜的联盟，每个村庄平均拥有3.6间庙宇，有的多达18间；而每间庙宇平均供奉着4.01尊神，最多可见35个神，平均每个村庄14.5尊神。

我在莆田乡下便经历了几次“巡游”活动：每年都由一个村庄的若干大姓负责组织祭拜，神像和祭拜队伍会在元宵节前后穿过“仪式联盟”的几个村落，活动结束也是连续几天大戏的开始。对住在城里的莆田人来说，也不例外，每年春节的几个日子更是全城人民集体出动到邻近山上的寺庙搞连续祭拜，几乎不分佛、道差别，当然也包括莆田神祇的代表——天后。即使远在台湾，天后的信众也要每年渡海前来朝圣，这种朝圣行为在汉地的各类神仙崇拜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2009年农历3月23日，福建湄洲，纪念妈祖1049岁诞辰日庙会上演地方戏。东方IC供图

相比家族气息和元宵祭拜已经十分浓厚的泉州来说，莆田的这种村落间的“泛神祭拜”更为普遍、热烈，却无泉州每年元宵灯会游行那般有着全市规模的公共性，且历千年而不衰。

如此情景，像极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区别只在于西西里人对天主的一神崇拜。在贫困和柑橘贸易中，西西里诞生了黑手党，在外为所欲为，在西西里岛内却维持着和平与秩序，维系他们的信任纽带也是家族和信仰。而对真正的莆田人来说，在外或对外如何失信或者违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得罪自己人特别是家族，家族伦理和地域认同超越一切。性病诊治的伦理正在这里，对外人如何处心积虑发其性病财，对他们来说并无伦理上的不适，只是一门生意而已。

在莆系医院的内部，永远是莆田方言主导着公司高层，形成一种奇妙的地域资本主义。在忠门、东庄以外的其他莆田人，也深谙其中道理，不去莆系医院就是，或有口头谴责，也会理解。一个半封闭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催生出什么普遍的道德伦理，接通散居各处莆田人的是传统小共同体的伦理观。

制鞋业也是如此。作为中国曾经最大的国际运动鞋代工产业基地，因为成本上升、台资转移而面临与今日珠三角部分产业相似的困境，或是出于自救，然而当地资本并不能汇聚起来推动转型，而是落入了家庭为单位、小资本的分散生产模式。

他们继承了原先陈旧的技术和工艺，针对低收入消费者，以仿冒技术含量不高的时尚运动鞋为主要产品，以电商自营小店为主要行销渠道，倒是保留了原先大部分本地就业，却也失去了创新能力，更无品牌塑造能力。而销售这些产品的电商或零售，既受互联网防火墙保护，也因中国普遍保护知识产权意识薄弱而受益，本地工商部门也是睁眼闭眼，结果便形成一个“形同鬼市”却规模巨大的莆田假鞋产业。

按照丁荷生的解释，这是莆田人对外界条件持续变化的一种保护性反应，以血统和祭拜结成的内部网络，能够帮助他们超越莆田以外和海外的各种跨地域贸易和文化，形成一种别致的地方文化并与大一统模式相共处。而对他们的评价或者共处，其实完全取决于更大范围的制度与文化体系，包括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融合问题，也包括地域间的融合。

而最关键的，或许如同著名民族主义理论大家恩内斯特·盖尔纳曾经给出的悲观论断，中国“作为一个按农业社会组织起来的，根本不适用民族主义原理、政治与文化体的集合、同质性、以及各政治体内的文化流派性质”。

太多的成见和太多的制度藩篱，形成了中国土地上太多封建化或语言孤岛如莆田一般的资本主义，中国所谓的民族国家进程仍然被封建分割着，与盖尔纳意义上的工业民族概念格格不入。而莆田假鞋或者莆医或许只是其中一个文化经济现象罢了。

（本文刊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