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过多的操纵与干预子女，并且容不得子女不服从。这是一种深入内心的恐惧，是过往的种种惨痛经历所造成。对稳定工作的过分看重，就是一个典型体现。他们一直生存在体制的阴影下，对身份、编制、保障等看得极重，因此往往将体制视为唯一出路。他们已经习惯被国家安排，所以也热衷安排孩子的生活。
这篇文章虽然很长，但很值得读完。
历史上差异最大的两代人该如何和解？
我曾在小区门口做过一个小调查：进出小区的人都要经过一道安全门，有些人会为后面的人留门，或会对为他留门的人说声“谢谢”。但也有些人只顾自己走过去，甚至还有甩门之举。还有一些人，面对为他留门的人，不但没声“谢谢”，连点头致意都欠奉。
我在不同时段记录了近千个样本，发现
- 无论是为后来者留门的，还是对留门人说“谢谢”的，都以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居多，
- 而那些不肯留门的，不会说“谢谢”的，则以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居多。
例外当然有，但比例相当低。
我将这个结果拿出来供朋友们探讨。有人用了那句十分流行的“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认为“红卫兵一代”没有公德。也有人认为“没公德”不等于“坏”，只能说明老人的成长经历中缺失了这一环，老一辈作为“被耽误的一代”，不应被鄙视，而应被怜悯。
这类关于代际冲突的讨论，近年来十分常见，在各种场合被触发。比如每年父亲节和母亲节，微信朋友圈里都是各种祝福和感恩，但总有人会冷冷抛出一句“你发这些之前，把你爸妈从黑名单里放出来没有？”
有人曾这样说：“所谓父亲节和母亲节，就有一大群人在朋友圈里感谢早已被他们拉黑、压根看不到他们说话的爹娘”。《华商报》曾采访40位西安年轻人，询问当父母发来微信验证时，他们会不会将父母加为好友，加为好友后又会不会在朋友圈将他们拉黑。结果仅有17人将父母加为好友，而且其中有14人对父母屏蔽了自己的朋友圈。换言之，在这个小调查里，能添加父母并且让其看到自己朋友圈的比例低得惊人。这是非常复杂的心理，在这些子女看来，父母往往像监督者，会让自己处于被监控甚至被限制状态，这本身就是代际冲突的一种体现。
相比父亲节和母亲节时一窝蜂式的“感恩”，对代际冲突的探讨显得冷酷，但它也许比虚伪的“隔空感恩”有意义得多。至于豆瓣上存在多年而且愈发壮大的“父母皆祸害”小组，许多人嗤之以鼻，甚至还上升到“敌对势力幕后操纵”的阴谋论高度。但多年下来，小组探讨的各种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关注，都说明代际冲突的客观存在。
1. 代际冲突是客观存在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在《代沟》一书中指出：
- “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轻人和年老人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因此，人们可以问：‘代沟在变窄吗？代沟在弥合吗？’但是一条深深的、人工的沟壑是人类亲手所挖，它发明了一种技术把四十年代中期以前成长起来的人与此后成长起来的人分开了；这样的沟是不会弥合、不会变窄的。”
她选择的分界点是40年代中期，也就是二战结束时。在她看来，到了60年代中期，当二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步入成年期后，无法弥合的代沟出现了，它的标志是1964年美国各大学的暴乱，1968年5月的巴黎暴乱，还有中国的文革。
按社会学观点，代际冲突即代沟，指两代人因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差异而结成的矛盾关系。代际冲突的激烈程度与时代的变革成正比，在社会进程推进相对缓慢的古代社会，因整体价值观趋同，冲突普遍很小。比如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忠孝，强调包办婚姻，偶尔出几个反抗者也成了异端。在这种以长辈为绝对权威的体系中，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几乎不可改变，只能依照长辈的指示进行复制式的延续。另外，由于生产力低下，知识的获取主要来自老一辈的经验，代际传承关乎社会发展，而且人们生活半径狭窄，人际关系基于血缘和地缘，基本是熟人社会，这些都使得代际关系相对稳定。
但在大变革时代，随着文明的进步，代际冲突也会异常激烈，反过来，代际冲突也会推进文明前行。当然，如果存在强大的逆文明的外力干预，代际冲突也会导致文明倒退。文革就是典型例子，年轻的红卫兵们借助体制的力量迅速打垮了上一辈，但那同样是最黑暗的十年。
如今的代际冲突，恰恰集中在变老的红卫兵一代和他们的子女之间。
- 我曾听过这样一个观点：一些曾经历过文革的人痛定思痛，对自己年轻时的荒唐表示忏悔，但他们的结论却是“年轻人绝不能这样犯上”，故而重拾国学（实则他们提倡的基本是“伪国学”，或者是国学中最缺乏独立性的那部分），强调服从和孝道。这种思路也引发了如潮嘲讽，最具代表性的反驳意见是“年轻时靠打砸抢、批斗老师与亲人，赢取社会话语权，老了又开始讲传统，强调尊卑辈分，逼年轻人听话，以求维护话语权。这不是什么便宜都想占尽吗？”
如此种种，其实都是代际冲突十分激烈的表现。
2. 有可能是历史上差异最大的两代人
翻看历史，代际冲突从未像如今这样剧烈。早在九十年代，四零后和五零后尚未进入老年期，仍掌握社会话语权，他们将自己的孩子指斥为无用的一代人。在他们看来，七零后荒唐激进，普遍是独生子女的八零后，更是自私的一代。
如今，年轻人逐步夺过了话语权。上网随便找一篇“扶起倒地老人反遭讹诈”、“公交车上未让座遭老人殴打”之类的新闻，后面都是海量跟帖，遍布着“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老红卫兵就这德行”之类的观点。
那么，代际冲突何以如此激烈？在究其原因之前，我们先说说几个错误的观点。
- 许多老人将代际冲突激烈归咎于网络，认为年轻人借助网络进行发泄，老年人因上网者相对较少、又不能适应网络语境而弱势。这种观点其实极为可笑，网络仅是载体，与其将工具视为祸源，不如想想它为何承载如此多的观点。何况，网络作为表达渠道，将许多问题明朗化，本身就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早在网络兴起之初，豆瓣的“父母皆祸害”就开始壮大，它是不是从另一方面说明，许多孩子已经压抑许久？
- 也有人将代际冲突激烈归咎于传统的缺失，这更是可笑。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一向缺少独立思考和逻辑思辨。满清入关后更是采取残酷压制手段，因为民众越愚昧就越听话，这也是中国近代被动挨打的关键原因。如今老人们所提倡的传统，也多半强调服从，究其根源也是希望年轻人听话。但人类文明走到今天，依靠的是独立思考、科技进步，个体的独立性已经使得“强调服从”成为逆流。更何况，几十年前奋力破四旧的恰恰是如今的老人，这种无法自洽的逻辑更使得观点沦为笑柄。
在我看来，代际冲突激烈的原因很多，大时代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造成了这种局面。
- 首先，这是人类世界变化最为剧烈的几十年。人类历史曾经历无数变革，但变革时间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加速度状态。从农耕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是一个漫长的时期，但进入工业革命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前行速度大大加快。当人们迅速从工业社会进入网络社会后，变革更为猛烈，资讯高度发达，各种平台打破了过往的人际关系模式、经营模式、意见表达模式，众多领域都出现了颠覆性变化。在这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着自己获取资讯的方式，有着更独立的思维，这使得他们出现了与上一代人截然不同的观念，不仅仅中国如此，整个开放的世界都是如此。
- 其次，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的跨度甚至大于世界。如今的40后和50后，可算是“红旗下的一代”，但同时也是“被耽误的一代”。他们的子女却经历了改革开放，并拥抱了网络时代。即使在整个世界历史来看，几乎都没有两代人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成长差异。
3. 一代人影响时代的滞后性
前些日子我见到这样一段来自年轻人对老人的质问：当文革使中国陷入巨大混乱时，你们除了打老师、喊口号、贴大字报、搞批斗，还做了什么？如今的各种社会问题，不也正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你们造成的吗？造假企业的掌舵者不是80后，脑满肠肥尸位素餐的贪腐官员不是80后，你们道德败坏、热衷造假、大拆大建时，你们的下一代甚至还未成年，可你们为什么最喜欢慨叹“如今的孩子不像话”？
这个质问起码可以引出两个问题：一是“一代人影响时代的滞后性”，一是何为“红卫兵一代”。
探讨代际冲突时，有个概念必须厘清——“一代人影响时代的滞后性”。
本文提及的老人，多指40后和50后，即所谓“红旗下一代”，这个说法遵循“文化世代”概念，以重大社会事件或历史运动为代际划分标记。所谓一代人，并非指这一代际中的所有人，只是指代际普遍性，是“具有共同社会经验的人”，他们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我不否认在这个世代中，有人具有独立性格、独特思维，走着不一样的路，但代际普遍性无法否定。
我听过这样一种说法，指改革开放前民风淳朴，开放后则风气变差，以此来论证前三十年优于后三十年，甚至称40后和50后远胜如今的70后和80后。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不堪一击，因为它忽视了“一代人影响时代的滞后性”。
衡量一个时代，要看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体。对社会主体的评价，则要回溯他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1949年到1976年之间，社会主体力量（即掌握话语权者）应是生于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前二十年的那些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源自民国与传统。那时的40后与50后，正在孩提或少年时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长。在这些年间，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呈递进形态，始终在破坏曾经淳朴的民风。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社会主体力量恰恰是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40后与50后，一些社会乱象恰恰可以在他们的启蒙时期找到影子。比如城市建设追求宏大，大建高楼与广场，破坏城市原有风貌，审美水平低下，无疑有着大跃进时期的烙印。又比如贪腐，也与40后和50后经历过严重物质匮乏有关。从这一点来说，贪官与超市里不肯排队、疯抢打折鸡蛋的大爷大妈其实同源，区别无非是手中权力的多寡。至于政治运动中的批斗与举报，各种上纲上线，亦是如今那些暴戾之气和复杂人际关系的根源。
4. 红卫兵一代的特征与悲哀
红卫兵一代又被称为“被耽误的一代”，拿一句流行语来说，他们可恨可悲又可怜。
他们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在最应该好好读书的年纪，他们陷入了集体狂热。在那个没有底线的时代，人性中最恶的一面也被激发出来，一个人可以批斗自己的父母师长，夫妻会互相举报压根没影的事情以求自保。善恶观念、是非准则、道德约束，都被当成封建思想或资本主义思想。在政治运动中，那些捕风捉影的举报，莫须有的罪名，亲人间的反目，对老师和父母的批斗，批斗中的各种人格侮辱，武斗中的残虐，都使得耳濡目染的这一代人不懂得“底线”二字为何物。为了生存，他们甚至不择手段。
“敬畏”缺失了，“匮乏”却随之而来。绝大多数40后和50后都经历过物质匮乏，农村出身的自不必说，城市出身的即使有严重城乡剪刀差“庇佑”，即使大饥荒时期曾牺牲农村力保城市，但他们仍有饥饿经历，食物之外的其他物质则更匮乏。因为物质匮乏，也因为必须要在残酷政治运动中自保，这一代人极度功利，凡事都以“有用无用”、“有利无利”作为标准。
最深远的影响还是逻辑教育的缺失。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始终占据主流，一种声音一统天下，这也使得40后和50后习惯了“永远正确”，很难容纳不同声音，也不懂得如何理性辩论。加上凡事上纲上线的熏陶，他们很难就事论事，习惯用并不符合逻辑的武断论调处理各种事情。也正因此，在涉及公共辩论时，常常出现底线一再下移的情形，比如扣帽子、谈“动机论”，都是拉低辩论智商的行为。在子女教育和家庭关系处理上，这些特质都是极大障碍，甚至是制造代际冲突的因子。有次出游，早上在酒店吃自助早餐。一位五十多岁、北方口音的大妈在取了一份食物后，又开始选择酱料，众目睽睽之下，她竟然用酱料勺将每样酱料一一塞进嘴里尝试，再旁若无人般将沾了口水的勺子放回酱料碗。饶是见多识广的五星级酒店服务员，见此情景也目瞪口呆，上前劝阻时却遭大妈大骂，其中有一句是：
“我们家吃饺子都用一个醋盘子，吃火锅都用自己的筷子，你装什么文明！五星级了不起啊！”
这是相当极端的例子，但她的说法却值得玩味。在她眼中，公域和私域之间并无界限。将道德、文明视为“假正经”、“瞎讲究”，当自己的不文明遭遇外界抨击时，就以辱骂甚至动手的方式去解决，这其实与他们成长期的思维模式一脉相承。
也就是说，这代人的成长期出现了大量空白和盲点，无论是道德、审美还是知识，他们都未曾得到好的引导，甚至背道而驰。因此，他们尽管普遍讲究权威，喜欢说教，但很难以身作则，为老不尊更是常态。
5. 经济结构转变也导致了代际疏离
与40后和50后相对的另一个世代，应该是70后和80后，即俗称的“改革开放一代”，其中，70年代后期出生的那批人又可算是“第一代独生子女”。
这代人非常复杂，经历过物质匮乏和上山下乡的父母对他们极为呵护，但也将自己未能实现的人生目标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各种好处，比如物质的极大丰富和资讯的高度发达，但同时因为所谓的“铁饭碗”被打破，他们也面临着比父辈更加残酷的人生和职业竞争。他们是深受全球消费文化影响的一代人，更具独立性和多元化的价值观，但又与中国社会的某些现实格格不入。
他们与父辈的社会际遇和文化观念几乎完全割裂，二者之间没有什么相通之处。他们发现，父辈传授给他们的传统与经验，基本无法适用于当下社会。在信息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合力下，1949年后那三十年流行的意识形态教化完全崩塌。年轻人面对着一个新世界，互联网、知识经济促成了新价值观的出现，各种以往闻所未闻的新行业频频出现，老人们的经验和思想在这种新价值观面前显得愚钝甚至拙劣。仅从通讯领域来说，从短信到QQ，到微博和微信，许多老年人陷入了“刚学会这个，就流行那个”的困境。平台上的困境仅仅是表征，背后实质是过往经验的失效与老一辈的无力。而年轻人在这之间的转换自如，与其说是技术决定，不如说是观念决定。
过往，老一辈常常喜欢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但这句话在当下社会就像个笑话，所谓经验很难为年轻人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
伴随失效经验的，还有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在全世界地方都导致了代际权力转移，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老年人是一家之主，也是经济支柱，具有绝对权力和权威。但在日新月异的当下社会，老一代失去了知识更新的能力，跟不上时代，权威地位也随之失去。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的文化程度普遍超过老一代，优势开始凸显，他们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方面完全可以不用依靠父辈和家庭的传承和支持。这种独立谋生家庭的出现，使得代际关系出现疏远。
6. 广场舞为何争议巨大
如果选择一个代际冲突的最典型案例，当属广场舞。
近年来，关于广场舞的冲突从未停息。许多人认为广场舞噪音扰民，影响民众生活，广场舞大妈们也心怀委屈，认为健身是自身权利。
不过，基本没有接受过公德教育的老人们很难明白，尽管自己放松身心锻炼身体颐养天年的权利确实存在，但世界上并没有那种权利可以无视他人权利，或者说权利自有边界。相比跳舞权，休息权和免于被噪音打扰的权利更应被保护，在发达国家的居民区，人们对噪音甚至是零容忍。但在中国，这种权利的边界往往被忽视，甚至有人因为不堪其扰而卖楼搬家。
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那便是广场舞背后的集体意识，以及年轻时代对这种集体意识的反感甚至警惕。老人们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进行锻炼，而这种熟悉的方式恰恰来自年轻时代，即红卫兵时代的表达方式。比如广场舞习惯使用高音喇叭，这代人本身就有着诸多关于高音喇叭的记忆。文革十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都布满了高音喇叭，并且强制播放，习惯了批斗会的他们也崇尚“谁大声谁有理”，潜意识里有音量崇拜。
另外，红卫兵习惯在公共场合集体活动，广场舞也传承了这一点。至于无视他人休息，甚至通过大字报方式强行占领停车区域或者其他公共区域，进而为了“抢地盘”大打出手，某种程度上也有当年的武斗遗风。
广场舞更体现了老一辈对整齐划一的迷恋。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个体性被完全忽视，人都被作为“集体一份子”存在，个性不被允许，甚至是异端。
另一个屡屡成为代际冲突焦点的则是倒地老人讹诈救助者，甚至引申成了“如今家里没点存款的都不敢乱扶老人”的段子。
公交车也是代际冲突高发领域。天津曾有一位老人，因坐过站要求中途下车，遭拒后暴怒，拉扯司机，导致车辆失控，最终九车相撞。至于因让座引发的冲突，更是屡见不鲜。
这些代际冲突的本质，其实是话语权的争夺。不管成长过程中曾经遇到什么，每一代人都会有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一天，当他们老去时，也会对话语权尽力捍卫。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莫不如此。很多人都曾说父母年纪越长，便越固执，其实这就是对自身权威受到威胁的感知。
不可否认的是，在历经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这代人，掌握社会话语权的过程简单而迅速。即使他们知识结构欠缺，审美和逻辑思维都有极大缺陷，但仍在改革洪流中被推上历史舞台，许多人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因为成长期的匮乏，他们对成果极为看重，对其维护也不遗余力，即使是广场舞、公交车乃至超市排队这种看起来极微小的领域。
7. “父母皆祸害”小组为什么一直存在
老一辈维护话语权，年轻人则在争夺话语权。许多老人认为如今年轻人难管，其实仅仅是因为资讯平台的高度发达，使得人们表达渠道增多，过往被深埋于心的一些异见得以浮出水面。
在表达代际冲突方面最为著名的，当属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这个小组的人数一直在发展壮大，如今已超过十万人。许多成员加入时还是学生，如今已经工作，其中不乏事业有成者，也不乏知识分子，主旨是反对家长的过度控制。有意思的是，小组的最初成员以小学老师的孩子为主。在所有关于代际冲突的控诉中，小学老师在家庭中的控制欲最让下一代反感，“父母皆祸害”小组最初成员的构成似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自小组诞生后，争议就没有停息过。在强调孝道的中国，这个小组哪怕是名字就已经大逆不道，更别说讨论中的各种控诉了。但不管有多少争议，这个小组一直存在并壮大，并且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讨论。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一些“不孝子”发泄不满的平台，那就有必要想想，为什么它一直在壮大，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可堪研究的课题。在这巨大的冲突中，父母真的无辜吗？
许多人对“父母皆祸害”小组的抨击立足于“不孝”和“大逆不道”，认为子女就应该听话，怎能说父母的坏话。他们还喜欢引用《弟子规》，以“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来指责这些年轻人的“忤逆”。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固化思维的体现，就像中国当下社会的许多事情一样，淡化对错，一味和稀泥。如果你承认父母不是“永远正确”，那么子女当然有指出错误的权利。“父母皆祸害”存在的最大悲哀，在于许多子女无法在平等沟通的状态下指出父母的问题，争取自己的权利，结果要被迫在另一个平台上去表达。试想，如果父母能坐下来倾听，能够做到不武断、讲逻辑、不预设立场、不动辄“动机论”，不道德绑架，那么“父母皆祸害”小组还会有那么多人吗？
在“父母皆祸害”小组的讨论中，其实很少有蛮不讲理的指责，除了家庭暴力、侮辱等极端案例外，更普遍的是“亲密关系中的伤害”，比如侵犯隐私、强加于人、过度干预等。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父母做什么都是为你好”之类的论调其实在逻辑上无法经得起推敲，反而成了许多家长不肯认错而祭出的借口。
其实“父母皆祸害”并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早在五四时期，那些反出传统家庭的青年们就已打过这样的旗号。
8. 家庭中的代际冲突
“父母皆祸害”小组揭示了一个事实：代际冲突在家庭中的表现同样剧烈。
从普遍性上来说，40后和50后对孩子极为重视，几乎倾注了所有的爱与精力，在物质上尽其所能。也正因此，面对下一代的质疑时，他们常常充满委屈，认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
这也可算是时代的悲哀，两代人之间有爱却不知如何去爱。对于老一辈来说，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时代悲剧和信仰破灭，又是彻底被耽误的一代，因此孩子成为他们唯一的信仰与希望。他们尽力为子女提供物质资源，穷怕了的他们也无比重视物质，甚至有些贪官的腐化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子女。但这种观念并不代表正确的教育，也不代表代际和谐。
两代人之间的另一个巨大冲突是人生观的差异。在丛林法则中成长起来的老一辈人，人生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因此对金钱、地位和铁饭碗都极为重视，稳定和向上爬是两大人生信条。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也从这种理念出发，强调功利主义。1949年以来，功利主义教育始终延续，具象呈现为人文教育的匮乏、美学教育的缺失。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常听父母说这样的话：“别看这些没用的书，好好学习”——书被强行分为“有用”与“无用”，本身就是一种功利化思维。
功利主义本身也导致了对“前途”二字的固化，按部就班、走前人的路成了主流。如公务员热，一方面有待遇、稳定等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客观体现了思维的局限。老一辈习惯了立竿见影的好处，并将这种观念灌输给子女，也因此有了过多的操纵与干预，并且容不得子女不服从。说到底，这是一种深入内心的恐惧，是过往的种种惨痛经历所造成。对稳定工作的过分看重，就是一个典型体现。加上他们一直生存在体制的阴影下，对身份、编制、保障等看得极重，因此往往将体制视为唯一出路。他们已经习惯被国家安排，所以也热衷安排孩子的生活。
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他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尽管还远远不如西方开明，但人生选择已经明显多于以往。但他们的人生选择往往被老一辈视为不够现实，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冲突。
在种种干预下，大多数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都变成了这种模式：父母以“为你好”的名义干涉子女生活，潜意识里不允许子女拥有独立性，也生怕子女跟其他人不一样。同时子女缺乏独立性，也往往缺乏自理能力和生存能力，又无法得到父母的认同。这之中的最大问题在于，“无私的父母之爱”如果以干预、包办的方式进行，反而会变成巨大的伤害。
这种紧张的代际关系是典型中国式的，西方国家就没有这种模式的代际关系。这与两代人的成长背景、中国的社会环境都有着密切关系。
逼婚也是家庭代际冲突中常见的一种，甚至成为逢年过节的保留话题。在这件事上，两代人都自觉委屈。老一辈认为关心子女婚姻天经地义，而且在他们眼中，婚姻是稳定生活的一大保障，年轻一代或者认为自己还年轻，一个人生活也很好，或者不愿将就，希望找到合适的。
如果冲突仅限于此，还未算激烈，但中国式逼婚往往沦为一场道德绑架，客观上激化了代际冲突。
前两年有个婚恋网站广告，以老人重病为引子，“不赶紧结婚就是不孝”的道德绑架意味引来如潮抨击。但可惜的是，在当下中国，这种道德绑架并不仅仅存在于广告中，反而是许多老人的潜意识，“不结婚不生孩子”与“不孝”之间被画上等号。也正因此，许多年轻人发出了“不是为自己而结婚，而是为老人而结婚”的哀叹。
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人的普遍婚姻幸福度其实很低，许多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何为爱，一辈子都不知道该如何营造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一辈子都不懂得如何尊重别人。但当他们对下一辈谈起婚姻时，却如专家一般，可以讲起结婚的千万个好处，不结婚的千万个坏处。
这说到底还是骨子里的控制欲作祟，一方面将结婚生子作为人生的某种目标追求甚至唯一追求，另一方面强制子女服从。当无法为自己生活做出选择的子女表示不满时，又会被指控为不孝，这种恶性循环造成了大量家庭冲突。
9. 两代人如何和解
“和解”是个流行词，既然代际冲突存在，那么寻求和解也是应有之道。但问题是，如何和解？
谈和解的文章很多，可惜多数都有和稀泥之嫌。比如我曾读过一篇文章，非常有代表性，原文如下：
“年轻人并不能体会老人的无力感。有些老人喜欢高空掷物，谁能看到他住在没有电梯的高楼的无奈？有些老人喜欢在广场跳舞，谁能体会到她选择运动是因为遭遇了失眠的痛苦？有些老人被撞后变得蛮不讲理，谁能体会到他随之面临的恐惧，所以迫切地想抓住一些更大的希望？”
这段话的逻辑实在让我无法直视，而这恰恰是老一辈维护自身时常常采用的逻辑。这个逻辑简单来说就是“我苦恼我有理”，与当年的“我穷我光荣”是一个路子。当自己面对困难时，做什么错事都有道理。按照这种逻辑，因为穷去偷窃可以被原谅，抢银行也可以是出于无奈，甚至杀人都有道理。这种抹杀是非的观念，本身就是老一辈逻辑思维缺失的表现。
还有一篇文章，将矛头对准了批评老人者，认为因为某些老人的恶行，将所有老人都称为坏人是不对的，进而指出代际之间的指责其实是一种年龄歧视。这些说法看似“理中客”，其实又犯了偷换概念和和稀泥的毛病。
首先，“一代人”所指的并非该年龄段的所有人，只是指其代际普遍性，何谈“将所有老人都称为坏人”？若按这个逻辑，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须改名了。至于将代际间的互相指责视为歧视，更是典型和稀泥。并非所有批评都是毫无道理的指责，遇到冲突，应先问是非。
如扰人广场舞、公交抢座之类的老人恶行，确实不是所有老人所为。但我们更应看到，如功利主义、肆意干涉他人私权、无敬畏之心、不尊重知识等，在这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总或多或少存在。别的不说，那些一天到晚逼婚，使得年轻人过年都不敢回家的父母们，不就暴露了“非黑即白”（结婚才正常，不结就不正常）、肆意干涉他人的毛病吗？
许多老人面对批评时，也会持此看法：“我们已经老了，你们年轻人不要挑剔我们，难道尊老是不应该的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类忽视对错、一味和稀泥的思维始终是主流，这其实也是中国一度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
面对老人存在的问题，该纠正的还是要纠正。即使老人的价值观和处事方式很难更改，我们也有必要告诉社会，某些行为是错的。这看似与和解矛盾，但却是和解的第一前提。比如吐痰、插队、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走人行道等行为，是不是应该呼吁全社会的谴责，或者以适当手段惩处？至于那些讹诈救人者的倒地老人，能否针对性进行立法？
和解的第二步是对话。根据我的了解，面对当下中国的代际冲突，很少有人采取对话态度。尤其是老人，往往认为自己应该无条件得到年轻人的尊重，如果是家庭间的代际冲突，更是认为子女不孝。
但代际关系的最理想状态本就应该是对话和交流，虽然因为知识结构和观念差异，沟通并不容易，但能正视代际冲突的存在，就是一个好开始，也是内省的前提。老人们应该放下架子，打破“年轻人不靠谱”、“年轻人是异类”的偏见，视对方为值得学习与合作的对象。年轻人也应该正视老人的优点，并理解老人的缺陷。也只有平等对话，才能有效消弭代际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