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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A170404
有不少读者点题，希望我谈谈泸州泸县太伏中学学生“坠楼身亡”事件。说实话，我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取靠谱的讯息来了解这件事情。官方的定性是“坠楼身亡”，以“平安泸州”发布4月2日发布的讯息，“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而第二天“平安泸州”继续发布“严厉打击网上造谣、传谣违法行为的通告”，认为“五名学生打死同学，其中一人已自杀”、“孩子已经离开，全身被打淤青死血，手脚被打断”等为不实讯息，属于造谣生事。同时，再次发布刑侦通告，确认“无证据证明死者系他杀，其损伤符合高坠伤特征”。
我没有理由拒绝官方的讯息通报，相比于网络上流传的讯息，官方的讯息并没有太多经不起质疑的地方。像民间盛传的死者系暴力殴打而死，然后再扔下楼，理由是死者伏面向下，而背部却有像是被暴力殴打后的淤青血痕。我专门向法医学的朋友求教，实际上高楼坠亡如果没有皮肤损伤（有的话现场就会有一大摊血）而只是体内出血，几个小时后就可能在身体出现淤青血痕样的尸斑。死者在凌晨两、三点钟死亡，被晨练的人发现报警确实已经是几个小时后了。
民间舆论显然并不相信官方的说辞，而是相信死者是被有鼻子有眼的五个校霸活活打死；而这五个校霸，有校长之子、老师之子、镇长之子以及县长之子；因为这几个校霸向死者勒索钱财（有说1000元）未果因而下痛手殴打；杀人的校霸孩子有两个已经自杀了，一个跳水，一个割腕；……。
在我看来，民间的说辞很容易被证伪，校长之子，老师之子，镇长之子，县长之子就那么几个，要证伪民间的说辞并不难，只要公开相关信息，谣言很快就会不攻自破。而且，说实话，对于官方来说，应对民众的质疑，只需要及时公开必要信息，建立发布会制度以及公关应对小组。特别是公安机关，一定要有公关意识，并建立起公关应对的机制和措施。作为国家暴力机器的一部分，民众对警察机构有所质疑在任何国家都是常态，在政府各个部门中，公安部门尤其需要建立公关应对机制和相关的预案措施。
遗憾的是，官方没有采取公关应对措施，而是习惯性地采取了维稳措施，这很容易就造成官方与民间舆论的冲突和对立。应对舆论质疑的公关应对措施的要领是沟通、公开以及达成理解；而维稳应对措施的要领则相反，是控制、封堵以及防微杜渐。一旦控制信息传播，一旦开始封堵舆论，民众的质疑就很容易被激化和坐实，官方哪怕说的是实情，民众也倾向于不相信。这在政治学里被称为“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1]（猜猜这是谁说的）
之所以民间舆论与官方说辞之间有着如此对立的冲突，不言而喻，如果官方说辞为真，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塔西佗陷阱”案例。民间舆论之所以会有着与官方说辞截然不同的“流言”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流言”更符合许多民众对事件的经验认知图式。
举个例子，我曾经在授课时，在黑板上写过一句话，“街头的小贩刺伤了城管”，然后问下面的学生一系列问题，“小贩用什么刺伤城管的？”“小贩为什么要刺伤城管？”“谁更值得同情？”等等，学生们的回答异常的丰富，总有学生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小贩用刀刺伤城管；小贩被城管欺负所以反击刺伤城管；小贩更可怜。问题是，我黑板上的那句话只是一个简单陈述，根本就没有包含回答那一系列问题的任何信息，学生们会根据自己生活经验的事件认知图式来自动补充缺失的信息，他们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在往“事实”里添枝加叶，添油加醋。
也就是说，所谓的“谣言”未必是恶意捏造，完全可能是在人群的传播链条中无意识地往里面添枝加叶，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以至于三人成虎。甚至，哪怕是恶意捏造的“谣言”，人们之所以会踊跃地、积极地参与到传播链条中去，绝大多数中间传播者是真诚地相信其为“真相”，因为符合他们对于事件的，基于经验的认知图式。
遗憾的是，只要事件进入维稳模式，用强力来肃清舆论，用封堵来杜绝“谣言”，“真相”其实就很难根植到民众的心中。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无法根据“真相”来谈这件事情的原因。我不认为民间的舆论就是靠谱的；我也无法让更多的民众相信官方的说辞就是实情（其实我也无从判断）。在我的观念里，如果某一方面的信息被控制和封堵，那么另一方面得以传播的信息就有必要保持被质疑。
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都要适应这个没有“真相”的时代。你的态度取决于你的立场、经验以及价值取舍，唯独与“真相”没有必然关系。
[1] 这句话是习近平在前年视察兰考县时，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