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微信公号：新客栈（ID: xinkezhan2017）

（2007年，日本APF通讯社记者长井健司在采访缅甸反军政府示威时殉职，他也是我最佩服的记者之一）

清明节这天，新华社新闻稿《拿出澄清谣言的事实需要多久 ——三问四川泸县校园死亡事件》，迅速在朋友圈刷屏。

这篇中提到的四川泸县事件，此前已经刷屏一个礼拜了，是聊城于欢案之后的又一热点事件。

这篇新华社稿以专电为名，两个署名记者吕庆福和谢佼都是四川分社职员，第一作者吕庆福还是分社信息采访室主任。在新华社稿件里，这个稿子的权威性算是不低的了。

但这篇稿子其实不像是官方惯用来一锤定音的新华社通讯稿，当然也不是一篇符合新闻专业主义标准的调查性报道，更像是一篇怒气冲冲的评论员文章，通篇可见这样的非报道式评述语言：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当地群众对霸凌问题反应如此之大，或许对泸县教育存在的问题能有一丝领悟。那么究竟存不存在霸凌现象呢？

网上谣言不予回应，那么，不予回应的，是不是都是谣言呢？这需要进一步调查。

这让记者深深忧虑，老百姓对未知的恐惧要持续多久？这一案件又有什么难以公布的苦衷？这些问题需要当地有关部门做出明确回答。

结尾两段更是直接引用最高领袖语录，直斥当地政府要尽快端正认识，主动配合记者采访。

习总书记“2·19”讲话言犹在耳，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这首先就是要让事实说话，让细节说话，让群众信任。而在该案中这统统被无视了。

是不是当地官员认为，“2·19”讲话是说给媒体人听的，和自己无关？期待当地尽快端正认识，主动配合记者了解真实情况。唯有让事实说话，才能让汹涌的舆情平息。

从文中就不难看出，吕谢两位的采访很不顺利，或者说采访基本还没完成。

在距离太伏镇数公里外，车就被拦下，两辆警车拦住路口，禁止一切车辆进入。

严密防范让记者感觉到无形压力，所到之处都有人“陪同”。当记者提出采访死者母亲时，县政法委书记李盛春表示找不到人，问手机说没有死者母亲电话，问地址说不清楚地址。

记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约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采访死者的爷爷奶奶和同学时，被跟随的“尾巴”招来一批镇村干部，实施各种暗示威胁干扰，迫使采访对象不敢说真话。而记者被当地的种种电话骚扰则更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现场道路被封锁，采访对象被威胁，各种监视和骚扰，国社四川分社同行们描述的这些，对过去十五年中的市场化媒体记者来说，实在都是太常见不过甚至是不值一提的事情了。

看在新华社记者的面子上，当地采取的那些措施还算是客气的，更多的情况是半夜查房，派车跟踪，强行赶走，切断交通，直接殴打，设套陷害等等。总之，进入案发地区，仿佛进入敌占区。

更厉害的釜底抽薪之举就是直接设置监控黑名单，将已报道或者准备来报道当地负面新闻的记者纳入其中，违法动用技侦手段，将其陷入大数据监控的汪洋大海之中。

如若不信，请看前几天新京报首席记者陈杰在内蒙的遭遇：

陈杰是有过军旅经历的业内资深摄影记者，一直活跃在第一线，对突发事件、矿难、环境报道等现场感强烈的题材尤其擅长，突破能力相当强。

我上一次和他见面，还是2004年房山大安山矿难。我和摄像驱车赶到现场时，他已经摸了一套矿工衣服直接下到井底，拍了一套现场抢险救援照出来了，这让我佩服不已。所以他的专业技能与人品，都在我的信任之中。

基本可以确定，陈杰被纳入监控名单的原因是2014年9月对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报道。

这次报道出来3个月后的2014年12月，最高领袖批示，国务院成立督察组，敦促腾格里工业园区进行大规模整改，内蒙古启动追责，自治区环保厅、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腾格里经济开发区共24名相关责任人先后被问责，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最高领袖批示并严查过的腾格里沙漠污染案，时过境迁的两年后，当事记者依然被纳入监控黑名单，动辄得咎，无所遁形。

泸县事件中，作为中央喉舌、另有监察地方官员之耳目功能的国社记者，在地方政府严防死守的铜墙铁壁之前，完全无计可施，只能一腔恚怒打道回府。

从这两个例子可见，媒体环境这些年来已经恶劣到何等地步。

在现代法治国家里，官员动用公权力封锁消息甚至骚扰传媒，一定是铁板钉钉轰动一时的绝对丑闻——我们先退一步，在这个盛世，不敢存这个幻想。

公众基于宪法的知情权必须得到保障，无论是喉舌类媒体，还是普通媒体，还是自媒体，都有基于公众知情权的采访权利，都不允许被公权力骚扰，这本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再退一步，也不敢存这个奢望。

连退两步之后，我们只弱弱地问一句，在现行政治框架内，无论是新华社还是新京报，乃至被极左势力追打的南方报业，是不是合法合规的体制媒体？

如果是，再追踪到体制逻辑上，得承认，媒体的合法性与政府机构的合法性并无高下之分，记者的采访和警察的执法，本质上都是给党国当差。

对采访报道有意见，政府机构完全可以按照体制的常规逻辑来行事，如将情况通报主管部门，发表情况声明，甚至到法院起诉，等等。

那么，究竟是谁给了你安排警力通过公安内网来查找记者入住酒店信息的权力？

又是谁给了你半夜查房，派车跟踪的权力？

谁给了你动用技侦手段将记者纳入监听监控黑名单的权力？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地方政府这类胡作非为的特务手段开始大行其道，全面普及，没有任何阻力，完全畅通无阻。最悲哀的是，甚至媒体自己都已经不觉得是个事情了！

无论怎么维稳，都不能突破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地方政府应该知道，这也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思维。

最后说一句泸县事件本身。其实，积以往我对这类事件采访跟踪的个体感知与判断经验，对该案林林总总的网络信息，包括那些刷屏的视频，我是不太会全盘相信的。

但只要地方政府一封锁信息，一骚扰传媒，一侦骑四出，我就无法遏制自己的憎恶，甚至会有几份本不应有的幸灾乐祸。我同意对这类事件的合理推定，即，谁封锁信息，谁就理亏。

所以，新华社四川分社这次专电暴怒，即便圈内人看着有点像被宠坏了的撒娇，我还是不假思索支持的。因为，确实是时候对这种肆无忌惮滥用公权封锁消息阻挠媒体采访的特务手段说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