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孤寡与我们很远，与我们无关，认为孤寡只是偶然事件，是个人修为。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它像天上的陨石，不知什么时候会落在你身上，砸中你。每个人生，都是一段无法预料的旅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陨石击中的一员。孤寡老人生存状态调查组用大半年的时间，在湖北、河南采访了七百多位孤寡老人，重点撰写了其中的六十多位，涉及两个省几十个福利院。这些寡居者，他们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人群。
故事发生在“文革”和“文革”后期，农村土地承包之前。这个时期，广大农村的显著特点是集体所有制；最大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
当时还是青壮年的他们，有的原先有家庭，最后因各种变化和突如其来的灾难变成了孤寡人，有的人从青年时期就没有成家。
这一时期的孤寡老人中，因为政治原因孤寡的占19％，因为经济原因孤寡的占2%，孤寡的大部分原因，是那个时代的偶然和必然事件。
一次流产，可以让一个女人终生不能怀孕生孩子；放牛，牛抵断了腰，以致残疾，老婆跟了别人；夫妻因为一点小事拌嘴，老婆喝了农药，自己再也找不到女人；一次通奸影响了名声，再也找不到对象。这些都是偶然的小事，但在当时，却成了挡住他们婚姻、挡住血脉延续的巨石。
我们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他们在时代面前那么渺小，在那个时期，他们都有成家和生子的机会，但是他们最终都没有抓住。
我是个有案底的人
口述人：樊孝海，男，1946年生
湖北省咸安区双溪桥镇李沛村人
大半辈子养猪，坐过四年牢，2006年住进横沟桥镇福利院
我坐过四年牢，是个有案底的人。
1972年，刚入夏，趁天气好，我到李沛街买散盐。买盐是必须的，三个月去一回，自家炒菜做汤要放盐，生产队煮猪食也要放盐。散称便宜点，比袋装的划算。李沛街是条十字街，有公社、供销社、农资站，还有集市。农历逢五有集市，赶集时很热闹，街边摊摆满了，农副产品都拿来交易。
那天撞邪了。我走到十字路口，被红卫兵拦住。三个糙伢子，十六七岁的样子，都还没长开，瘦得跟麻秆似的，要不是戴着红袖章，我才不怕呢。
“哪里来的，到李沛街干什么？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一齐质问我。
我说，“老子来买盐的。从来没背过书，背个鬼，背什么语录！”见不得那些小鬼，毛没长齐呢，还一拢一伙的，举着红宝书发号施令，我即使会背语录，也不想背给他们听。
红卫兵本来就是找碴，这下当场扭住我，说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敬，是现行反革命。我又急又气，辩白不过，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吓得心里直打鼓，手脚不敢反抗，就被捆起来抓到公社，在黑屋里关了一夜。
之后，我稀里糊涂进了“李沛公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待了一个多星期，每天就是开会学习，吸收和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学习内容主要是“毛选”，还有《人民日报》社论，也有别的解读文章。
我真不是读书的料，又是背诵“老三篇”，又是谈心得体会。背书心好烦，搞得每天都睡不好觉，三四十人挤在礼堂睡通铺，好多学员说梦话都在背语录。每一段语录，我都觉得很长，总是翻白眼背不全。
学习期满，终于放我回了家。我一寻思，回去肯定没好果子吃。上十天不见人影，队长不扒了我的皮，说我破坏革命生产，弄不好开我的批斗会。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坐土飞机，都不是闹着玩的。
不如跑出去讨米，白白长这么大，还没出过远门，就让他们以为我死在外面了。
我到处游荡，像一条流浪狗，东家讨点吃的，西家讨点喝的。许多生产队在收割麦子，这季节要饭容易，有煮麦粒，有黑面馍。我学机灵了，向人乞讨时，先背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然后向主人家伸手。也许是看我破衣烂衫，可怜得要命，没人跟我打语录仗，多少都会施舍点吃的。
流浪了三四天，我又觉得没意思，就想再跑远一点。就去汀泗桥车站，准备扒上汽车，往北到武昌，或往西到蒲圻。哪里露水不养人呢，当叫花子好像也不难。
没想到一进车站，我就被公安逮住。这个公安也是李沛人，蹲点几天了，正一肚子气，他不知怎么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他，当天就把我投进咸宁看守所。
进了看守所，已经是坐牢了。
我的所有侥幸和妄想全部破灭。
我蹲进去的号子已有两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的高个老人，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瘦子。他们问我，因为什么问题进去的，我说跟红卫兵打架。我反问，你们怎么进来的？他们苦笑。也是打架，不过是打嘴架，或说打笔仗。
高个老人是个中医，还是院长，被造反派抓小辫子，打成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中年瘦子是臭老九，说他贴大字报，“书写反动标语”，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刽子手”。
我被关了三个月，他们说已查明事实，说我没有开路条，竟敢四处流窜，不仅破坏革命生产，而且污蔑伟大领袖的著作。
我被判处反革命罪，可我没看到判决书，但他们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像我这样的小角色，还不够格开公判大会。我的两个狱友应该够格，但我和他们分开了，没能亲见。
定罪之后，我被送到沙洋监狱劳改。
在牢里，主要是劳教劳改。牢饭有得吃，当然要干活，还抓政治学习，就是不挣工分。
我被分在砖瓦厂，一起有几百人。在砖瓦厂四年，我几乎忘了自己是劳改犯，因为除了不挣工分，各方面都不比生产队差。
每餐吃半斤米的饭，大土钵蒸的，每个组派人轮流去食堂挑，还有菜拌饭下咽。冬瓜、南瓜、黄瓜、丝瓜、萝卜、白菜、豇豆、茄子等时令菜没断过。他们做苦力的每天还有一瓢肉，我这不出力气的每个星期也有一瓢肉。逢年过节还打牙祭，筒子骨汤、猪肉炖粉条、辣椒炒肉，什么都有，一餐吃过瘾。
住就不多说了。毕竟是坐牢嘛，睡的大通铺，还有狱警拿枪看守，起夜解手，必须先打报告，否则后脑勺一梭子。
再说政治学习，抓得可真紧。每天雷打不动，学满两个小时。收工回来后，有时夜里，有时白天，专门坐下来，搞思想改造，比公社学习班还认真。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受到深刻教育，觉得不懂知识真可耻。那本红宝书，我差不多背下来了。
我走到十字路口，被红卫兵拦住。
1976年10月，上面为我平反。沙洋监狱出了一纸文件，让我交到咸宁县委，国家补偿我五百块钱，外加五百斤粮票，之后让我回老家。
我回到李沛村，拿着县委开的证明，无论见到大人还是伢仔，我都拉着他的手说，“看，我是无罪的，我是冤枉的，上面判错了，完全搞错了！”
樊队长——还是他在当队长，驳斥道，“哪里搞错了？当初判你是对的，现在为你平反，也是对的，上面永远是对的！”
因为我坐过牢，所以讨不到老婆。这些年，没人肯为我说媒。看到适龄的女子，我也不敢有任何念想。时间越往后拖，就越没有合适的了。
我回家时，父母都去世了。老弟结了婚，老三间只够他一家人住，我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没别的手艺，找不到正经事做。有时在横沟给人看山林，有时到贺胜茶场炒茶，都是打零工勉强糊口。好在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坐牢之前，在生产队当猪倌。算起来，我这辈子没别的本事，最擅长就是养猪。
进福利院之后，黄院长逢人就夸，谁养猪都没我靠得住。我喜欢养猪，看猪崽哼哼抢食，跟一群伢崽一样。养猪不给我另外发工资。还有人自愿种菜园，天不亮就去浇粪水。院民都是做惯了的，几十年勤扒苦做，一下子也怕闲出病来。
我在几岁就打猪草，那个年代的小孩都会。十六岁开始挣全工分，算是正式搞养殖。
那时六畜吃的都是草，家里烧火做饭也要用草，所以柴草不像现在草盛为患，藏得住豺狼虎豹，田埂上、地头旁、旷野里都收拾得很干净，每天想打到一篮猪草可不容易。那个时候，哪有正经读书，放学就挎上竹篮，拿着铲刀满山满岭野，一对眼子就像打猎似的。
我高小没毕业，便接了老猪倌的班。
每年为生产队养十几头猪，大概养了十来年吧。那年头任务重，我养的猪基本交给公社了，队上只留一头年猪，年关每户分两三斤肉，欢天喜地过大年。因为有荤腥呀，一个男劳力每天六七工分，遇上年景好，工分单价也就值四分钱，而一斤肉要七角二分钱，挣的工分换口粮都不够，不是过年哪有肉吃？几个管事的落点猪下水，我能多喝一碗心肺汤，那个滋润呀。
相对来说，喂猪不算重活儿，比犁田耙地轻松得多，我还算是捡了便宜。每天晚上铡猪草，大铡刀明晃晃的，特别在月亮地，看着分外瘆人，跟电影里差不多，敌人用它铡刘胡兰的头，你要一不留神，会被铡断手指。
猪不光圈养，还要放牧。春夏两季，野草疯长，日头又大，照着舒服，我就把肉猪赶到草甸子去。
从大集体给公家养猪，到分田到户自家养猪，我养的猪都是吃猪草长大。不像现在吃的是饲料、泔水，我先前养的猪长得慢，从猪崽断奶到生猪出栏，将近一年时间，从来不用什么添加剂，更没听说过瘦肉精。
到了千禧年，我在黑沟养猪场谋到差事。这里养猪规模很大，生猪五个月养肥出栏。
那些年生意也红火。一般年成，生猪存栏有一千多头，行情好时达到两千多头，根本就不愁销路，都是军车来直接拖走。因为养猪供给部队，老板娘对外号称特供，逢年过节宰杀几头，一扇扇猪肉拿来送人情。
那个猪肉呀，城里人不识味，反正我不爱吃——尽管是亲手喂养的。
那些猪怎么养大的，情况我最清楚。跟我在生产队养猪铡草煮猪食不能比，跟我在福利院养猪喂酒糟和剩菜剩饭也不能比。
养猪场有几个工种，总共二十多人，分成三班倒，有产房保育的，有催肥防疫的，我负责配料和清粪。清粪脏了点，臭气又重，人要吃得亏。配料比较轻松，也没技术含量，无非卖点力气。一班有三个人配合，把玉米、麦麸、米糠或秕谷等袋装饲料，按照50%、30%、20%的比例，放进机器搅拌均匀，然后一袋袋装好，每天定量一百袋，有时赶工装两百袋。事情干完，就可以坐着玩。
老板娘人不错，没亏待我们，工资从不拖欠，先是每个月六百元，后来涨到八百元。一直干到六十岁，我进了横沟福利院，当时有两万块存款，至今在这里，我都是最富有的，不过零打碎敲，也花得差不多了。
进福利院要讲条件的，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我一辈子没成家，也没个后人，才有资格吃五保。我坐牢回来之后，从来没去上访，不给组织添麻烦。所以，打申请比较顺利，村长帮我申报的，横沟桥镇民政办直接收了。
在福利院，我过得不错。黄院长说，你养猪靠得住，再奖励你养个人，每年补你六百块。
于是，我认了瓦片头当干儿子。有个傻孩子陪着过日子，屋里就多个人气，每天为他把屎把尿，算是有点正经事做。有的人笑我，有的人夸我，其实他们都不明白，我养瓦片头是赚了。至少我有个伴，这个伴不是一条狗，也不是一只猫，他是一个孩子，只把我认作亲人。有了瓦片头，我不再像个孤老头子，事实上也有了依靠。我不用对着墙壁说话，还有个人可以偎脚，我们是这个世上最亲的人。
说起来也蛮有意思，我们的父子情分是天注定的。
瓦片头是智障儿，身世很可怜。在他三岁时，亲生父母赶夜路，一齐出车祸死了。原来没那么多监控，肇事司机跑掉了，亲戚只好把他交给国家养。
我进福利院第二年，就正式认领瓦片头。
那时他才十多岁，到现在跟了我八年，吃饭仍然不会用筷子，睡觉不会自己盖被子，有时还管不住大小便，屎尿拉在裤裆里。福利院为了防止他走失，从小到大在他脑门上故意蓄一撮毛发，就像半片瓦盖在头顶，走到哪里都好认，怎么跑都丢不了。
倘若只是有点傻，那还比较好办，可他还有间歇性神经病，不发病时没什么异样，独自闷头玩，连眼神都很温顺，发起病来乱打人，两三条大汉摁不住。一般人不敢靠近，只有我才能安抚，瓦片头只认我，这不是投缘是啥。
瓦片头有学名，不过从来没人叫，只是用在花名册中。大伙都随我叫他阿福，我希望他傻人有傻福。我现在跟他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了。
阿福听力没问题，我说什么他都听得懂，就是不会说话，只会模模糊糊喊声“爸”。这个字儿是我教会的，这么多年也只教会这一句，阿福尿床了，他会叫“爸”，让我给他换洗。阿福做噩梦受到惊吓了，他会坐起来叫“爸”，要我陪他一头睡。阿福在外面看到新鲜事了，他会奔回来叫“爸”，拉我一起去看新鲜，原来是喜鹊在梧桐树上做窝了，或是黄院长的黑子撵到野兔了。
我就是喜欢听阿福喊声“爸”。黄土快埋到我的脖子了，洗白自己是不可能啦。只等哪天腿一蹬眼一闭，好歹有个人给我端灵牌。
再过几天，阿福满二十岁，就是个大人了。我打算给他剃掉瓦片头，留一个平顶板寸，这样好看些，跟正常人一样，像个说得上媳妇的小伙子。
我已经七十岁了，这辈子连女人手都没摸过。老都老了，白捡一个儿子，我也该知足了。
一辈子只放过一个坏炮的炮手
口述人：胡光义，男，1938年生
麻城市鼓楼办事处小河头村人
做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工程炮手工作，2004年进福利院
放炮是个技术活，也是一个危险活。1958年，我20岁，被小队抽去修三河水库，跟着一个姓胡的技术员学放炮的技术。跟着他学了一年多，我就能够一人独自完成放炮的任务了。从这以后，我在水库一直干着放炮和安全管理工作。
放炮的首要任务是埋炮。炮放得好不好，先要看埋得好不好，药量够不够。我做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埋炮手，所负责的工地从来没有出过安全事故。
其他连队有出过安全事故的，有炸断手脚的，有炸死人的，炸得血肉横飞，连个尸体都不全，家属跑到水库来要人来哭闹。也有把人家房子砸塌了的，砸伤人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
工地上放石炮要比放土炮难很多，技术要过硬，而且得有经验。石炮是炸石头的，比如要打3米深的炮眼子，就要灌1米深的炸药，同时要放入最低2.5米的引线，然后洞口塞上纸或者草，有时候还填沙子到里面，一个这样的炮可以炸4立方米的石头。石头可以炸飞50米以外，我们要跑出100米远，才比较安全。但是这样一来一去，工作效率很低。于是，我们在石头巢里建一个专门的防空洞，也是用炮炸开的，可以容纳六个人，点燃引线以后，点炮员就迅速跑到防空洞里，把门关上，捂上耳朵。
我每天吃完早饭后，就去仓库领一天用的炸药、雷管和导火线。然后把引线按照自己需要的尺寸剪成段，把炸药包成小包，用于前期的放炮工作。
在水库，一般情况下升绿旗是预备放炮，升红旗是工地点火放炮的信号，升黄旗是工地进行施工。工地一天放两次炮，一般是中午十二点，工人们散工去吃饭，我们才放炮，再就是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工人们都收工后，才放炮，要保证所有工地人员的安全，确保万无一失。
1974年冬月，我又去修碧绿河水库，修了三年。我在工地还是负责安全和放炮的工作。
在碧绿河水库，升绿旗是散工的信号，升红旗是点炮的信号。
有一次情况非常险峻。工地升了绿旗，刚刚散工，一万多民工正在陆陆续续地离开工地，所有民工离开工地到安全区域要十五至二十分钟。可是有一个兵团连长，他是复员军人，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看见升了绿旗就让人点火。工地当天打了34个炮眼，他带着一个人，一会儿工夫，把34个炮眼全点着了。我过去一看，顿时惊呆了，也吓懵了。还有上万人没有走出危险区，怎么办？
我当机立断，用脚一个一个地去踩熄引线。我怕引线没有踩熄火，又燃着了，就把引线在手上挽两圈，把导火引线扯出来。我当时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几秒钟扯一个，一边踩熄火线，一边扯，扯一根引线用几秒钟，然后一边跑一边往下扯。一个引线和另外一个引线之间隔了几米，我在十五分钟内，把34根导火引线，全部扯完，没有造成一个人伤亡。当时，我也顾不得喊人，就凭着一股子劲把这事干完了。等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看见工地里面还有很多人没有走出来。这才意识到衣服后背全部都湿了，人也累瘫在地上。
当天我就去向水库工程指挥部反映情况，因为这事关系着上万人的性命。第二天，领导了解情况后开会表扬了我，还给我发奖品，一个搪瓷饭缸，一顶草帽，一条毛巾和一张大大的奖状。
一个人在家里太闷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这一辈子放炮从没有出过事故，可是我过的日子，就像是放了一个坏炮，躲都躲不过，把自己炸得血肉模糊，浑身都是看不见的伤口。
我在水利工程当炮手，村子里小队每年给我3600个工分，补助我一天半斤粮食，一年720斤谷。工地还补助我们8块钱一个月。日子比那些单纯在村子里种地的人强，随后就有几个熟人给我做媒。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死了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父亲身体不好，我是姐姐照顾大的。
我一直到28岁才结婚，在工地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回家。我第一个媳妇叫袁继香，婚后我们感情很好。她长得圆圆的脸，见人很害羞。结婚不久，她就怀孕了。我很少在家，每月把发的8块钱托人带给她。那年我在修大旗山水库，她生孩子的时候，我还是请假回家了。
她遇上了难产，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那天傍晚，她生孩子的时候，羊水破了，孩子没出来。我急急忙忙跑出去请外村的接生婆，等了很长时间接生婆才来，我媳妇疼得在床上打滚，丈母娘在旁边不停地给她擦汗，不停地安抚她。
接生婆接了半个多小时，孩子还是下不来，后来又折腾了一段时间，我媳妇疼得晕过去，又把她弄醒了，孩子终于生出来了，可是已经没有了呼吸。我一看是个男孩，很难过。媳妇哭得非常伤心，我一边劝她，一边偷偷抹眼泪。
过了三天，她产后大出血，也去世了。她当时只有27岁，是我亲手挖土把她埋下去的。我在她的坟地边默默地哭了一场，陪在坟边呆坐了几个小时，就返回了工地。
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袁继香，整整十年，我都没有再找女人。
就这样过了十年。1976年，我38岁的时候，三河兵团的团长和营长看我一个人太孤单，就主动做媒介绍我到三河的夏长菊家。当时她有两个儿子，都不大。大儿子12岁，小儿子才5岁。我也想忘了以前的事情，就到她家倒插门。起初，她对我还好，我也把每月在工地挣的工资给她一大半。我们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叫胡刚辉。
后来田地承包到户，我从水利工地回来，在队里搞生产。谁知道我儿子3岁的时候，被我亲手兑的农药毒死了。
当时我去田畈给庄稼打完农药，还剩下小半壶药水放在门外，可是我媳妇不知怎么就拿进屋子里来。两个孩子在家玩，我和她两人又在田里忙，都不在家。儿子和女儿把农药当酒喝着玩，儿子不懂事喝了一大口，当时就口吐白沫，晕过去了。我从田里赶回来，抱着他心急火燎地赶往卫生院，在卫生院打了一针之后，医生让我们赶快搭车往县医院送。送到县医院紧急抢救，但是最终没有抢救过来。女儿只喝了一小口，还吐了一些在地上，救过来了。
儿子死了之后，我埋怨老婆，她埋怨我，我们互相怨恨，关系越来越糟糕。
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后来我在三河小街开了个小店，卖水果副食和日杂农产品等。那时候，农民捉到活鱼、乌龟和泥鳅，都送到我那里去，我帮他们卖，从中可以赚一笔。我每隔两三天要搭车到县城进货，就让夏长菊守摊子，结果她把货卖了，钱却不交给我。我说要进货，她也不拿出钱来。我接触的顾客多，免不了和女人有接触，后来她就怀疑我外面有人，回到家就跟我没完没了地吵架。
我手里有了点钱之后，她就提出来要做房子。我想着她的两个儿子大了，土坯房也漏雨，就答应了。我做了一个大排四的瓦房，屋顶还加了明瓦，房子建得又大又明亮。钱大部分都是我的。我为了盖房子，做生意的钱用了一大半。后来我没钱进货，干脆就把生意停了。心想这下子她该满意了吧？但是她脾气不好，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没有顺着她，她又生事和我吵。我家姑娘长到十一岁的时候，我和夏长菊的关系彻底破裂了。
1989年，我得了伤寒病，一个星期没有吃饭。她儿子倒一杯水给我喝，夏长菊训斥他，说不该给我水喝。她连开水都不给我喝，我就彻底死心了，带着铺盖和几件衣服，离开了夏长菊家。我本来想把女儿带走，可是她把女儿提前送到别人家藏起来了。我到处找了一圈没有见到，孤零零一个人搬回了老家。
我搬到了小河头村，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住着，种了一亩田，二亩地。一年可以收一千多斤谷，三百多斤麦子。一个人在家里太闷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就到地里，田里去转转，找点活干，虽然有时候也没有多少活可干。我种了一大块菜地，春天的白菜长得水灵灵，夏天的豇豆挂满了架子、茄子也长得油光发亮。我还种了一块地的西瓜，能卖几百块钱，贴补烟钱。秋天的花生长得好饱满，芝麻也收几麻袋，乌黑油亮的，总能卖个好价钱。
我实在闲得慌，晚上就往我哥哥家跑，到他家去聊天或者看电视，总是聊到很晚回来。时间长了，嫂子不欢迎我，我就买了个黑白电视机，晚上看到很晚才睡觉。我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念女儿。女儿后来想我，也回来住了几天，但她还是跟夏长菊走了。中间有很多年，我们没有来往。
村里的干部看我一人太孤单，就替我申请了福利院。在福利院里住着，逢年过节，院里的老人都有亲戚朋友来探望，我很难过。
直到女儿出嫁生了孩子，我才得到她的消息，我跑去买了一辆童车、一些小孩的衣服和几斤肉、鸡蛋去看她。
她看见我去了很激动，喊了一声“爸”，我的眼眶立刻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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