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作者微信原文已被和谐。
教育真是一个能够“教育”人的话题，但究其成色，似乎也教育得还不够得力，往里看去，疑似是有什么人被教育了，但往往差强人意，不是众意想象的那样。教育工作者，就像是工作着的“教育者”，勤劳不一定致富，致贫反倒在其次，致死却是不少见的了。
在读博士杨宝德在西安自尽，他投的是灞河，护城河一类。09年曾经去过那里的城墙看过，不知道灞河在哪，但怎样的水泽总是能淹死人的吧，更何况是一心求死的，一心要摆脱女博导的。而后教育工作者低调放出一纸声明，不予导致招生了云云，于死者倒是无害。
可杨宝德不是如此往生的唯一一个，接下来是陶崇园，武汉理工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他选择的是跳楼自杀——一种无论如何不给自己生还机会的了断方式，身后留下什么？大概除了羸弱的姐姐与母亲，坚辞责任的校方与言诡而辩的导师王攀，无他了。
但凡与高校有关的死亡或意外总容易成为新闻，因为人们看见年轻与青春被蹂躏的样子，仿佛青年的挣扎显露特别残酷的美感来。可同时，这样的舆论也是易逝的，不仅因为芳华使然，也因为总没有确切的加害者，或者加害者总能逃遁，所以让受害者尘封。
四个月当中，发生两起研究生自杀事件，不是情杀不是他杀，而是为了从肉身上摆脱导师的掌控，因为死而获得精神上的自救。如此惨烈，但“导师杀”的问题竟然还是波澜不惊，看不到教育的改进。一间黑屋子，不会因为两位青年的自取灭亡改动一下桌子的位置。
这是格外让人不安并伤心的。按照一般的道理，死者不惜以鲜血控诉导师制度中的变态与扭曲，足以供应相当的警示，理应获得相称的政策变动，来告慰接连的自杀用意。但都不见，死成了最孤单、最无助的个案事件，徒增家属的悲鸣，于改善却无帮助。
无论是西安交大还是武汉理工，其教育当局的反应都不够，不仅不够，甚至还留出给人生恨的故意来。武汉理工大第一时间否认校方责任，坚定站在了王攀那边，给道貌岸然以某种加冕，也是意外中的不意外。但教育工作者如斯，加冕时不觉得沾血的手会腻吗？
关于教育当局的议论，鲁迅说的最好，兴许是他身处其中十数年，浸淫惯了的缘故吧。他说的是，“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它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死也憾它不动的“导师杀”，如此，而已。
所以，但凡再有“导师杀”遍及的地方，学生们眼见的不该只是前人的死路——那真是死路，寂然寂灭，毫无益处，死只是死，却无半点裨益生者的可能，所以，不如逃离。既然死路都不怕，可否选择生路的其他，在“导师杀”之外，掀起某种抱团的取暖，以抵抗之？
当然，除了教育当局的岿然不动，也还有其他的舆论种类，用排天的污水泼向杨宝德人等，诬其匍匐的姿势不够标准，竟然还想在低到尘埃里的时候要求做人的尊严。这么一看，鲁迅没想到的是，“教育当局”意外获得了忠诚的拥趸，在他“漫谈”的几十年后。
也不排除有漂亮的当局，比如北航之于陈小武教授，在他低调复出被识破的时候，冷不丁地叫停，乍然维护了当局的荣誉感，也算是教育工作许给人间四月天的礼物。可总归是教育各表吧，人也死了，不动的也如山，“导师杀”在逡巡下一个猎物吗？他们“工作者”总很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