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学历史教材对《四库全书》的介绍

文 | 杨津涛

对于《四库全书》这个名字，中国人都不陌生。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对它的详细介绍：

“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最为浩繁，总计近8万卷，约有7.7亿字，几乎囊括了清中叶以前所有重要的文献典籍，堪称前所未有的巨大文化工程，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

这种评价，是错误的。

该全书乃“专制淫威之遗迹”

 

《四库全书》的编纂本意，乃是为了钳制思想、控制舆论，与传承古代文化没有任何关系。

1、“访求遗书”的目的，是为了筛查“违碍”记述。

乾隆1772年以“稽古右文”（意即，考察古代事迹，弘扬文化）为名，下诏“征书”，要求各地“访求遗书”，上缴京师。

由于顺治以来，清廷屡兴文字狱，各地读书人对于乾隆的征书之举表现地极为谨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无人献书。

读书人疑虑的原因，乾隆心知肚明。于是又打出修《四库全书》的名义，一面严令各省督抚加大搜书力度；一面下诏申明，即使所献之书中有“违碍”内容，亦不予追究。

乾隆曾声称，自己乃光明正大之人，决不会借访求典籍的机会搞文字狱：

“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

但他同时又威胁说，自己如此光明正大地承诺之后，若仍有人拒绝献书，以后发现他所存书籍有“违碍”字眼，那就别怪朝廷从严治罪了：

“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疑畏，不肯将所藏书目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捩转不小矣。”①

在这种压力下，全国各地，尤其是乾隆最挂心的江南地区，开始大规模献书。

至1774年为止，乾隆征收上来的书已达1万余种。

图：纪晓岚因负责编纂《四库全书》而闻名

2、为“寓禁于征”，乾隆直接要求各地搜查禁书。

乾隆并没有就此把精力转向《四库全书》的编纂，因为他对已经上缴的这批书很不满意——有违碍内容的书太少了。为实现“寓禁于征”，乾隆下诏，直接要求各省搜查禁书：

“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低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

此后，乾隆不断下诏扩大查禁范围。从记录明末史事的笔记、野史，一直到涉嫌丑化清廷的时人著作、戏剧剧本，乃至康熙御批过的图书，都统统查禁、销毁。乾隆亲自主持的这场禁书活动，持续至《四库全书》修完都未结束，其间牵涉重大文字狱40余起。

禁书活动的“战果”颇丰。仅1787年一年，浙江巡抚就上报应禁图书538种。违禁图书不仅要焚烧，还要毁版，1780~1781年朝廷收到书版15759块，直接送往琉璃厂当柴烧。按照近代学者邓实、姚觐元等人的不完全统计，乾隆借征书为名，共禁毁书籍3000余种。②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藏书人畏祸而自行毁掉的图书。

3、《四库全书》乃“销毁书籍之残余”，所收图书只占传世古籍的一小部分。

《四库全书》总共收书3462种，存目（只收录书名及介绍）则有6793种，后者是前者的两倍。修书期间，又有至少2929种图书（其中2453种被全毁）被禁毁，几乎和《四库全书》所收图书数量相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编纂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补录乾隆以前所出，有价值而《四库全书》未收的图书，及《四库全书》成书之后所出的图书，总共3万余种。③

由此可知，《四库全书》所收图书，只占中国古籍比较小的一部分。该书的本质，正如著有《四库全书纂修考》的郭伯恭所说：

“《四库全书》谓为清帝逞专制淫威之遗迹也可，谓为销毁书籍之残余也可，实不必以天下瑰宝视之。” 

教科书称其“几乎囊括了清中叶以前所有重要的文献典籍”，实在言过其实。

图：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

所收图书遭大量篡改，且有极多抄录错误

 

那3462种“幸运”的图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后，也产生了种种问题。

1、乾隆要求《四库全书》的内容要“悉归雅正”。

为满足统治需要，乾隆指示四库全书馆，在编书时：

“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副朕鉴古斥邪之意”。

如何才能“悉归雅正”？当然只有篡改原书。

以纪晓岚、于敏中等为首的《四库全书》编纂者，秉承上意，对所收图书的“违碍”内容大肆删改。学者陈登原在其所著《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将《四库全书》对原书的删改，分为五大类：

直接忌讳之抽毁。

托辞道德之抽毁。

以人废言之抽毁。

为利己之道德而篡改。

为利用其书而篡改。④

这些删改致使很多书面目全非。

因“女真”“胡虏”“匈奴”“蛮夷”等“直接忌讳”被删改的图书最为多见。乾隆在原翰林毛奇龄所著《词话》中，见有“清师下浙”几个字，严厉斥责：

“毛奇龄系康熙年间翰林，书内著载我朝时事，理应称或大兵、王师等字样，乃指称清师抬写，竟似身事前明，未经在本朝出仕者，谬妄已极。”⑤

当即下令四库全书馆将其“改正”。

在《辽史》《金史》《元史》中，一些人名音译，如“秃罕”“兀都蛮”，因语含歧视、贬义，被改为“图罕”“谔都玛勒”。

北宋人晁说之的一篇《负薪对》，被删改数十处。原文“金贼其何厌，敢肆求黄金重币”，被《四库全书》改为：“我之所以奉金人者，黄金重币”。

岳飞《满江红》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竟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最为荒诞的是，辛弃疾《永遇乐》“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一句中，“寄奴”本是宋武帝刘裕的小名，也被《四库全书》改为了“宋主”。

民国学者傅增湘对照《三朝北盟会编》等书的原本和《四库全书》本后，评价乾隆“挟雷霆万钧之力，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于朽简之内”，是要让“天下后世咸归于束缚衔勒之中”。⑥

2、全书错讹过多，乾隆多次震怒。

除对原文大量删改外，《四库全书》还存在严重的校对问题。编纂《四库全书》，前后历时14年，参与编纂、抄写、校订的人员，总计有4200多人。人员庞杂，以至错讹极多。如王燕绪等四位总校官，都曾被计过数千次，屡屡受罚。

1792年，乾隆翻阅《四库全书》中的《法言》一书，发现有错讹，大为震怒：

“详校官既漫不经心，而纪昀系总司校阅之事，亦全未寓目，可见重加雠校，竟属虚应故事。朕每几余披览，其书内有一二字错落，令军机大臣随时改正者，不一而足，因尚系寻常讹脱，不加责备。今篇内甚至脱去二行，纪昀等实难辞咎，宁不自如渐恧耶！”⑦

后来虽经几次重校，《四库全书》的错讹之处依旧改不胜改。但由于该书乃是乾隆“钦定”，书成后再发现错误，也已无人敢提出更正。

了解这段史事的民国学者们，大都反对重印《四库全书》。如顾颉刚说：

“我觉得印行《四库全书》是一件极蠢笨的举动，徒然使世界上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应许。”⑧

在《四库全书》所收图书中，除300多种为孤本外，其他古籍不仅都有更好的印本传世，现在很多还出了精校本、校注本，方便人们使用。

教科书上称赞《四库全书》“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实属夸大之词。

最大价值，止于保存了300多种孤本

 

当然，《四库全书》也不是全无价值。其最大的价值，就是上面说过的，保存了300多种古籍孤本。民国学者洪业说，除这些孤本外：

“其余三千余种，大都徒具充栋之壮观而已，毋需多费纸墨焉。”

意即《四库全书》中90%以上的书籍都没有重印的必要。

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四库全书》也曾对学术发展起过一定促进作用。在上世纪80年代，各种古籍还很稀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四库全书》，为高校文科专业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资料。但这只是救急之策，如学者王学泰所言：

“出版《四库》作为救急的权宜之计还可以，长久地把它当做一件学术工程去做，恐怕会贻笑学术界的。”⑨

至于《四库全书》的辑录之功，也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么重要。比如《旧五代史》早已散佚，是编纂《四库全书》时，才重新辑录成书的。经陈垣比照发现，该版《旧五代史》同样因忌讳“虏”“戎”“乱华”等词，做了大量删改，呈现的并非原貌。⑩

综而言之，乾隆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禁毁的图书，远远多于《四库全书》保存下的孤本。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四库全书》是罪大于功的。

图：南京图书馆花费1500万元，复制了一套《四库全书》（文津阁版），要占用300平方米的地方

注释

①⑥⑩陈四益：《读<四库全书>档案札记》，收录于《丁丑四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8—162页；②曹之：《中国古代图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3页；③曹书杰：《<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及其功过得失》，《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④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109—133页；⑤⑦王作华：《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的纂修》，兰州大学2004年；⑧肖东发、周心慧：《<四库全书>影印质疑》；⑨王学泰：《不要盲目崇拜<四库全书>》，《平人闲话》，同心出版社2006年，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