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今天要推的这部片子小编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写出来。
为什么？
第一因题材缘故，内地上映无望，能看到就已经很好了。
第二字幕不完整，甘肃方言听的我一知半解。（现已有字幕）
第三时间太长，495分钟（八个多小时），耗时耗力。
但是挣扎了大半个月，还是决定写，我想让大家看看——
《死灵魂》
记得当时看了眼简介，“反右运动”“极右分子”，我就倒吸一口凉气。
再看导演果然是游走在边缘的王兵。
一个专注于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一个获奖无数却被挡在国门外的导演。
英国电影学会评选为“影史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他的《铁西区》是唯一入选的华语片。
《和凤鸣》《三姐妹》《夹边沟》……
他像是一个执剑天涯的侠客，用镜头展尽天下不平事。
《死灵魂》同样敏感，只受邀在戛纳影展特别放映过。
在中国甘肃的戈壁沙漠中，至今还沉睡着无数个无名的骸骨。
他们死于饥荒，死于疾病，死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
周惠南是国民党俘虏，他说我们需要工作，国家需要人，他就加入了祖国建设。
在部队他依旧积极努力，转业后到了地方，与部队上下级可以交流思想不同，地方上领导就是领导。
当时全国都在搞“大鸣大放”，他就向领导提了几个工作上的改进意见。
比如当时上面提出的是“抓5%的坏人”，结果等落实就变成一百个人里必须抓出5个坏人，才能完成任务。
他说应该实事求是，坏人有几个抓几个，5%只是全国概率，不能教条主义。
在站长看来老人说的完全在理啊，但是他却被打成了“极右派”。
就是因为凑不够5%，他之前提的意见也成了“反对领导”，“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
这一下子就被盖上了棺材板，被批斗的次数他也记不清了。
接着他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从1957年到1958年，在甘肃省约有3200名打成“极右分子”的人，被送往戈壁中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如果说周惠南老人曾是国民党军人，历史不清楚，有被怀疑的理由，那他弟弟则是完全被冤枉。
兄弟周指南没参过军，是个高校学生，毕业后进了政府单位，负责审计工作。
在一次工作中，他发现了一个项目漏洞百出，但当事人隐瞒不报。
秉着公正的态度他指出了这些漏洞，但也得罪的当事的县长。
虽然市长保着他没挨多少批斗，他同样被打成了极右分子。
夹边沟是盐碱化严重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须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碱沟，碱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
大冬天他们站在碱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立方（约五六十吨）。
工作量极大，吃的也远远不够。
一开始每人每月还是40斤口粮，1960年的十月份，就降到了每人每天半斤口粮。
一天一斤多还不够吃，更何况是半斤？
周惠南的妻子去农场看丈夫，发现他们下工后都在捋草籽。
粮食不够吃，把草籽磨成面，喝草籽糊糊。
是的，你没看错，那东西很苦很涩，难以下咽。
草籽吃多了，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胀死。
但是没办法，为了活下去。
妻子回忆说一个月前去看望丈夫，火炕上还人挨人的睡着好多，只隔一个月再去，炕就空了。
嗯，空了。
1960年夏，为贯彻上级要求，除下三四百老弱病残外，夹边沟往高台明水调一千多人，建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
这里的荒滩，除了风沙什么都没有，白天挖排碱沟，晚上睡地窝子。
农场大量饿死人的现象，被检查工作的中央人员发现后，迅速向上报告，中央高度重视，“抢救人命”也随即展开。
祁录基是当时夹边沟食堂的师傅，据他回忆一开始是一天死一两个人，后来就是一天死七八个。
一个月后，一天就死几十个。
眼看这样不行，场长让他把不能过冬的瘦弱的羊杀几只，弄成汤汤在夜晚给大家补充一顿。
当时他只有二十多岁，年轻人胆子小，在夜晚和其他师傅抬着大桶进“宿舍”摸着黑给大家发汤，没走几步就能踢着一个硬邦邦的尸体。
后来他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工友在夜里死去的也不稀奇，上工喊不起来，一摸身上已经凉透了。
老人笑着说着过往，我却揪心的疼。
1961年前后，国家才陆续开始分批遣返所有右派，并恢复名誉及工作，死亡人员家属子女给予妥善安置。
尽管尽很大努力弥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仍是个悲剧。
每年清明鬼节都会有很多人来祭拜自己的亲人，即便没有墓碑，没有墓穴。
你以为夹边沟已经是地狱？
据曾在农场搞宣传工作的“右派”回忆：夹边沟农场送去了大约3200人，最后活着从明水回来的不超过300人。
也就是说，有近3000人永远沉睡在明水的黄沙之下。
影片带着我们探访了那里，没有对白，只有呼啸而过的狂风和看不到尽头的黄土。
还有脚下被风刮出来的白骨。
曹宗华是幸存者之一，回来以后他就和一起逃回来的同伴想在“明水”和“夹边沟”建两座公墓。
他们先是拿草绳把那里圈了起来，丢在外面的骨头，他一会儿就捡了一大袋子。
一开始建公墓这件事，民政局长县长都很支持，可没几天就因为上面的压力“翻脸不认人”。
曹宗华没办法，只能把白骨葬在夹边沟。
说来也奇怪，装白骨的大箱子提着都是轻轻的，就是死活拉不进坟圈子。
影片名叫《死灵魂》本身就带着灵异色彩，虽然我们不宣扬这些，但那么多屈死的人，死后连具整尸都没落下。
任何灵异的事情，我都信。
在明水拍白骨的时候，镜头就无疑捕捉到了一个放羊的老人从不远处经过。
这也印证了之前周惠南老人说的：一说明水都知道，放羊的总会经过的乱葬岗。
羊一波波的长大，乱葬岗还是白骨累累。
导演追上去采访牧羊老人，由于没有中文字幕，方言我只能猜个大概。
他们是1987年应国家号召迁到这里的，他指着远处的平房说包括他家后面，都是坟圈子。
包括现在也经常能看见圆圆的头骨，他比划着。
那时，他亲眼看见推土机把戴着铐子的白骨推进了河沟。
你看到了多少？
多着呢。
有具体数量吗？
多得很……
从老人质朴的方言中，我只听懂了关于这片土地的只言片语。
“很多”“白骨”“坟”“铐子”。
凭借这些词汇，我就能脑补出画面，甚至能看见在戴着铐子工作的他们。
影片里有这样一幕，周惠南之弟周指南的葬礼。
当时这兄弟俩靠着姐妹几人从牙缝里省出的粮食，才活下来逃出来。
他的长子在灵前诉说着父亲一生的苦难，棺椁在运往墓地时走一个好几折的长坡。
黄土漫天，板车艰难前行，壮汉们喊着号子不停向上推。
我在想是不是这片戈壁上，所有生命都仍如此艰难？
近些年的影视作品也在渐渐反映“不光彩”的事，在我看来这正是“最光彩”的事。
比如《风筝》，身在敌营，为国效忠半生的郑耀先，被年轻小兵扭着胳膊拉出去批斗。
长辈说这些镜头往前推二十年，没人能看见，谁都知道，谁都不敢说。
之所以《风筝》能大火，我想有尊重历史的一部分原因在吧。
有底气承认之前所犯的错误，是因为足够强大。
当时来夹边沟和明水的，大学毕业多得很，连长征干部都来了，还有各单位的专业干部，公安局局长，兰州大学校长等等。
但在管教干部眼里：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每晚开小会学习，自我反省，自我检讨，检举别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都不敢贸然交友，甚至不敢与人交谈。
“右派”多是知识分子，不愿受辱，也不愿落在别人后面，有人夜里跑出去上厕所，就吊死在树上，最后还落一个畏罪自杀。
1960年前后，全国性饥荒，“夹边沟事件”并不算特例，只是发生在特定情况下的严重现象。
祁录基说“人吃人”一点都不新鲜，白天死了拖到乱葬岗，晚上就被开膛破肚了。
我突然想到常游荡在乱葬岗的野狗，原来人饿极了和野狗并无差别。
除去天灾，人祸的“5%”我只得苦笑。
文化程度不高，造成严重的误读，教条主义，抓人充数。
周惠南是国民党旧军人不假，但他加入共产党后表现很好，经常受到表扬，但“旧军人”的帽子他一辈子都甩不掉。
因一个污点就全盘否定，这样的观点在任何年代都会蹦出来，也包括现在。
哪有一尘不染的圣人，哪有完美无缺的国家？
有问题就去弥补去改正，完全否定过去与未来，太荒唐。
2012年，他去世了，四年后导演去看完他老伴，老人说：能早死早死，早死了少受些罪。
不知是在说丈夫，还是在说自己，是说过去，还是现在。
王兵以发生在甘肃酒泉的夹边沟事件为题，已经创造出纪录片《和凤鸣》（2007），故事片《夹边沟》，以及录像短片《遗址》。
这次的《死灵魂》是他早期的拍摄和调查工作纪录，是前几部的基础。
这项工作开始于 2005 年，王兵用三年的时间密集寻访夹边沟事件的幸存者，采访了二十多位幸存者。
最艰苦时他住柴房，四周墙上都是冰，炉子烧的通红也没能烧化一点。
就这样挨一夜，第二天清晨照样起来拍葬礼。
西北的冬天特别冷，坐农村公交车，没有暖气，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然后在等到夜里十点倒车去兰州。
王兵说这些年他就是这么过的，后来租车跑了一年，河西走廊的乡道，县道他闭着眼都能走。
你就算一公里一块钱油钱，光交通费就40万，其它的还不算。
他的确国外获奖无数，得的那么多奖金，也都花在了这里。
《死灵魂》几乎没有什么剪辑，老人的沉默，静静的看着窗外。
长时间静止，我想这才是纪录片的本意。
没有语言，却胜过千言万语。
王兵说这些历史如果不纪录下来，除了他们的孩子，这个社会任何人都不会记住他们。
等孩子死了，这一段就结束了。
对于国内无法上映，他显得无所谓：只要人们想看，它总是有。
不管在哪个国家，它迟早会传播，但如果没记录下来，结束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我来说，我尽了我所有的能力，包括经济，体力，才华我全部拿了出来，再我也没办法做到了。
最后影片的镜头定格在黄沙漫漫的那片戈壁滩上，没有任何语言。
对于我们，那些幸存者的遭遇是应该被关注的。
但片名被定为《死灵魂》，是因为整个事情的中心是那些在黄沙下埋葬的人。
他们就像戈壁滩上空的夜星，我们可以隐隐看见他们背后死亡的故事。
也许这部片子，或许不会被很多人看到——
但在你看到它时，死去的灵魂就被唤醒。
他们就在那看着我们，提醒着我们。
还好，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很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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