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前提：推测的基础上可以立论吗？
基于逻辑的合理推测，并评论，是合理的。这也是对于当下“事实稀缺”的一种策略。
实际上，推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全部手段。人不是上帝，认识是有局限的，没法一次看到事物的全部属性、全部联系，所以只能从一定的角度、一定的层面去解释、推测、理解世界。
后验概率是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手段之一。简单的说，即“执果寻因”，走路像鸭子，叫声像鸭子，看起来也像鸭子，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一只鸭子。主动向左打方向盘；有传言说存在故意撞车的经验；有异常的发生概率，那么，就很可能是主动撞车。
从2015年到2018年，包括这一次，有人统计过，万州地区出现了8次乘客干扰司机，公交车撞车的事故。万州人口160万，上海人口2400万，北京人口2100万，万州类似事件发生率比北京上海高了10倍以上。上海6起事故里3起最终导致撞击，北京10起事故里只有3起导致撞击，而万州8个事故全部都造成了撞击。如此高发的同类事故概率，需要一个解释；司机主动的猛打方向盘需要一个解释。
一，公共性不足
这不是旁观者效应。
旁观者是安全的，而乘客并不安全，长时间争吵，即便没有肢体接触，也影响安全。乘客没有义务维持公交车的安全，但任何人都该有注意安全，趋利避害的本能。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公共性不足，抑制了安全意识，抑制了行动、抑制了本能。中国人公共性不足，是确凿的事实。不用说现实的公共空间，那怕在微信群中，稍有涉及，也会有人主动站出来抑制这种公共性。
乘客当然是无辜的，不应该指责。但是，出于对安全意识不足导致悲剧的陈述是事实。而埋怨、痛惜、惋惜、则是一个基本的情感反应。比如有人醉驾，撞了车，家属会不埋怨吗？当然，有些文字，并不精确，变为了指责。这是不对的。反过来，指出公共性不足，是悲剧的原因之一，并没有问题。
二，司机责任背后的系统性结构
乘客干扰驾驶的行为，是突发性的，本身也是可以由司机去抵消、减小的。司机的职业规范，也明确这一点。
但是，一个地区的公交司机群体中，如果存在这种系统性的以乘客为人质，以乘客安全为质押物的经验，这就意味着，乘客轻微的干扰驾驶的行为，即便本身不构成安全威胁，也都会被这个系统性的经验放大到危害乘客生命安全。如果说乘客是火星，公交司机就成了炸药包，一遇火星就引爆。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女乘客一打击司机，司机立刻左转。公交司机，本来应该是不安全因素的防火墙，阻燃剂，现在，却成了放大器与炸药包。
这难道不是一件相比乘客干扰驾驶，更骇人听闻的事情么？那怕有1%的可能流传这些隐秘的行业经验，难道不应该被100%的重视吗？
如果某个地区，流传着这种经验，持续多年，那么，这就是典型的监管责任。这就是司机责任背后的权力结构。
所以，我们看到了通报的语焉不详。通报认定了左转方向盘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前因，但在责任认定中丝毫未提。
网上流传的图片，那个自称自己就是如此培训司机的图片，如果是谣言。从其极坏的影响来看，这是一个需要追责的谣言。如果是真的，财政资金来做一个“如何把乘客当人质”的培训，无疑也是需要追责的。但是，在一个谣言可以跨省的大环境中，现在看起来，却没有、也不会有追查。那么，这是为什么？
很多人愤愤不平，觉得13个乘客被指冷漠，但是，他们却能装作看不到，如果司机是故意的，如果司机群体流传着这种隐秘的经验。那么，这背后的责任就是这13名乘客所应得的正义。
实际上，语焉不详背后的原因，一直在塑造着中国的舆论。
三，被塑造的舆论
这么多明显的事，都被敏感的舆论放过。某种程度上，语焉不详，不仅是通告的，也是舆论的。
回顾近期热点，这种语焉不详都存在于舆论中。
或者更精确的说，舆论都精确的、毫不例外的，在多个因素中，猛烈的攻击那个最弱的、无结构的因素，而放过了更为关键的、甚至更加直接的，有系统结构的因素。
比亚迪撞大众，放过了粗糙的执法；
顺风车中，警察第一次接警的不规范被放过了；
老虎咬人中，公园没有麻醉枪的原因被放过了；
幼儿简历中，最弱势的复旦家庭被拎出来说；
高铁占座中，高铁方即时执法的能力被放过了，改而呼吁使用道德档案。
毒狗争论中，放过了城管的责任。
久而久之，“不遵守规则的群体”被标签化了。本质上，这些标签，这些舆论，可以更抽象的概括：这届人民不行。于是，久而久之，“这届人民不行”成了舆论最敏感的点，一触即发，盖过其他因素。根本没有其他讨论的空间。体现在这一次事件中，48岁，女性，则完美的落入这个标签。自然，作为硬币的另一面，，“掌握方向盘的人”的系统性违规，以及背后的结构，则又一次被精确的放过。
这样的舆论，当然是因为权力结构，被系统化的塑造出来的。这样的舆论反过来影响舆论，形成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人的意见”。遗憾的是，潜移默化、久而久之，也习惯了，不自知了，把自己看到的“被塑造的乌合之众”当做了天然的、自发的正义，压过了原本秉持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于是，许多不自洽普遍的存在。
反对道德档案，但对禁止坐高铁津津乐道
反对“这届人民不行”，但却对中国大妈、中国大爷火力全开。
舆论火力全开的极致，就是赞同对他们使用私刑。
四，呼唤私刑
乘客侵扰司机，执法不力，的确存在。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但是，
再大的委屈，也不能去伤害幼儿园的小朋友；
再大的委屈，也不能去报复社会；
怎么到了司机这里，就成为，只要乘客侵扰，就可以撞车？
在澎湃的后续报道中，有司机这样描述自己遭遇乘客干扰时的想法：【说实话，当时我心里真有这种想法：反正车速慢，不会受伤，你要是拽，我就把手刹松掉，车子就撞前面了。我虽然会受惩罚，但他的惩罚更大。】
这证明司机是普遍知道这个规则，自然，有人就会用利用这个规则。虽然他们都搞错了，司机故意松手刹，责任远比乘客大，重罪。
本质上，司机是通过犯罪的方式，陷乘客于刑事责任。本质上，这是一种非法的正义，是一种自力救济。这是一个相信私力救济的时代，司机的做法，并不奇怪。
还记得比亚迪撞大众吗？我当时写，没有路权第一，事故责任判断，首先是安全注意义务，不是路权被侵犯就可以撞。
还有，在毒狗争论中，我曾说不能寻求私刑，起码私刑不能越界，精确的私刑可接受，但不能自己受威胁就以他人权益为代价去报复。不然，或许的确可以获得一时之正义，但在当时看不见的其他方面，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一次，代价来了，13条人命。
这一次逻辑是多么的相似：只要我受威胁，我就可以以他人为代价去报复。
最后，把以上都串起来的逻辑链
缺乏公共性，导致了懦弱的舆论；懦弱的舆论会被塑造着指向“这一届人民”，放过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这又必然会导致公共服务的下降；而公共服务下降，又会而引发对私力救济的赞同。
于是，人民一边高呼“这届人民不行”，一边为系统性因素卸责，并承受由此导致的公共服务下降，然后，又因为公共服务下降，呼唤私力救济。这就成为中国当下公共生活的一个充满不自洽的、讽刺的、令人悲哀的奇观。
这一次，再次强化了这个过程，那么，类似的悲剧，还会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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