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辕驾”袁木

2018年12月13日，袁木去世，享年91岁，也算是高寿了。

在微信群里看到他的讣告，我的第一反应是，一定要写点东西。纪念他，我不够格——我和他非亲非故，也未曾面领教诲过，是纪念自己的曾经，纪念和我同龄人的曾经。为何？他在我（们）的“曾经”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以至于后来一见到“袁木”的名字，不管心情如何，都必须看。至少，我是这么一路关注他的名字下来的，一直到今天。

袁木为我们所认识，是1989年4月29日的那场对话，在电视直播中看到的。对话后，袁木为人所共知。我的笔记本中，记录了一位师长对袁木的评价：“长了一张可以进入自然博物馆的脸”。另外一处是摘抄了著名杂文家舒展《致两个袁木》的一段话：“你忽而党员，忽而导师，忽而政府发言人，忽而老新闻工作者，忽而国务院工作人员的种种身份变幻莫测，于是产生了怪诞奇诡的喜剧效果，使人感到你是在作戏。”（《新观察》1989年第10期）

此后，从1989年到1992年2月之前，袁木在《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出报率非常高，中央开一次会，他要以答记者问的方式——身份是有三重：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阐释精神；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他连篇累牍的，有好几篇文章；关于“反和平演变”，他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可谓“报星”。

我直接领教袁木的演讲才能，是在1991年3月，大学刚开学，学校组织观看《当代社会主义问题十讲》录像带。录像带是由袁木领衔，演讲的人包括有林等官员，中国人民大学的罗国杰、靳辉明等。组织者说，这套录像带本来1990年底出版了，就要求组织观看，但考虑到寒假前紧张的考试，推迟到开学看。并言明，校方统一组织观看，不得请假。

印象中，袁木的确有演讲才能。脸还是那张脸，但抑扬顿挫的语调，与对话时比，多了各种自信。他讲了关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好几个问题，我记下的只有他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退回到资本主义一个小题目吧，也没记内容，只是写了“受二茬苦，遭二茬罪”八个字。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袁木出报率几近为零。退休后，本来也可以波澜不惊，安度晚年，但江湖上关于他的传闻也还有。比方说，微信传他在美国打高尔夫球的照片。后来一条关于他的女儿在1990年申请去美国签证时的记载，也印证了前一条传闻。有人说，袁木劳苦功高，本应有职位上的升迁予以肯定，但他的女儿去美国签证的时传的沸沸扬扬，耽误了袁木的政途。

这样的传闻或记载，也可以我开篇所说的那句话加一个注释：袁木是我（们）的曾经嘛，自然关注他了。而于我，则更多地想从历史上了解他。所以，在采访中遇到和袁木有交集的人，就问，而且是不厌其烦地问。下面的叙述，基本上是根据采访得来的信息综合并加以史料印证的。

1960年代，袁木先是新华社记者，参与写过在当年引起轰动的一篇大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署名袁木、范荣康，《人民日报》1964年4月20日），阐释的是记述了大庆工人的幸福观。后来，成为北京著名的大批判写作组“钟佐文”的主笔。

那时，纪登奎主管中组部，需要笔杆子，袁木获青睐，成为中组部研究室之类的机构的重要一员。“钟佐文”就是中组部的大批判班子的简称，与京城的梁效、池恒、洪光思大批判班子齐名。

纪登奎荣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后，就把袁木带到了国务院，他又成为张春桥、姚文元的助手。1975年王洪文、张春桥主持修稿《党章》时，他和时任王洪文秘书的肖木作为重要人物参与。两“木”成林，很有权威感。邓力群在自述中说到，陈云对二“木”非常有意见。起因是，二“木”参与修改《党章》时，曾征求陈云和邓颖超的意见，陈云提出《党章》中也强调党员的权利，结果遭到二“木”的训斥。邓力群后来要用袁木时，特意向陈云解释，训斥陈云的只是一“木”，肖木，不是袁木。袁木才过关。

据吴明瑜回忆，袁木在国务院主笔的大批判文章中，提出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1975年6月，为处理浙江的问题，受中央委派，王洪文、纪登奎、郭玉锋带队前去，袁木作为随行人员，协助调查研究和处理浙江问题，地位在上升。

粉碎“四人帮”后，邓力群得风气之先，首先拉起写作班子，袁木被重用。从给华国锋起草讲话稿开始，1981年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1982年十二大报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的决定、1987年十三大报告，等等，都闪现着袁木的身影。袁木的作用还很大，被同行称之“辕驾”。

大概在1983年，纪登奎去世后，中央曾有个对袁木的安排问题，但在中组部通不过。中组部的人记得“钟佐文”，也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中组部大院里帖了许多揭发袁木的大字报。当时还有一个王维澄，情况与袁木类似。但王因为是杭州地下党出身，被李先念派到浙江省当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过了个渡再回来。袁木呢，赵总理出了个主意，说到中央财经小组去吧，就当了财经小组的副秘书长。也是希望过渡过渡再用。

不过，袁木也只是过渡而已，职务似乎没有升迁。李鹏总理时期，对袁木重用，但他的职务是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也还是个平级调动。1989年，他成为李总理的重要助手，在非常时期既是高参，又是大笔杆子，同时开始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卓越身份出镜。4月29日，袁木一出镜，即转达李总理的口信，身份立刻确定：李总理的代言人。

一直到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前，在台前，袁木不论是出镜率还出报率，都常态化。幕后，他是中央宣传领导小组的重要一员，参与起草李总理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和批判前总书记的材料、江泽民1991年七一讲话，等等。同时，为配合当年的意识形态，他又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心、反和平演变系列教育的“辕驾”。到处去做演讲，1991年寒假，我在北大听课时，他就在北大组织了大型的会议，讨论社会主义与改革、与反和平演变的关系等问题。我还去蹭听了一次，远距离见到在主席台上的袁木。

袁木的确有才华。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30年，袁木靠着一支笔，无论主政者怎么变，无论时代怎么变，他都能过善始善终，说起来，实属不易！

斯人已去，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也都集中美国一点上。我对此倒很同意袁木女儿那句话：“他是他，我是我”。中国人有传统的思维，“株连”之类的事情时常发生，不应该。至于他到美国去看女儿也是人之常情，打个高尔夫又有如何？

人民热衷于这样传，还是印证了我的那句话：因为他是我们的“曾经”中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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