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与孙大光合影



80年代初，时任地矿部部长的孙大光在甘肃地矿局考察工作的时候，由当地的副局长温家宝接待。温家宝不但脑子里装满了甘肃的地质资料，给孙大光提的建议也很得体。孙大光对其印象良好，也很赏识他的才华，回到北京后就把他调到手下进入地质部党组成员任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1983年开始担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说起地质部,当然资格最老的要数文革前的常务副部长何长工。何长工是井冈山的老人，也是朱毛会师的关键人物。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毛泽东为他改名长工。因为资格老，叫毛主席“老毛”，称刘少奇“小刘”，同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打交道简直就像呼儿唤女。1980年9月12日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增选何长工为副主席。1987年12月29日在北京病逝。

孙大光是个地道的伯乐。他任人唯贤，不在部机关里就近提拔亲信，却从外边第一线调进工作有成绩，能力又强的人上来当副部长。经他提拔的人有朱训，温家宝，宋瑞祥等。

当时温家宝在地质系统的口碑很好，其中广为传播的就是对人和善，没架子，对自己要求很严。那时地矿部领导们经常去中央汇报工作，温家宝送他们出来的时候还主动和司机打招呼，还常常关心，问候从前的司机。他这种做法即使与地矿部的领导比，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温家宝在北京地质学院读的是找矿勘探专业。毕业后，又读构造地质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导师是构造地质学家马杏垣教授。本博秦全耀曾在90年代富豪矿泉壶时见过马老，那时他在地质学会，说话很和气。马的名气虽然没有在构造地质界独创自己体系的李四光，黄汲清，张文佑，张伯声，陈国达的大，但算得上是一个响铛铛的人物，而且年龄比那些大腕们小十来岁。温家宝在读研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未毕业便去了位于甘肃酒泉的甘肃地质局地质力学大队。

1985年，温家宝调到中央办公厅当副主任。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回忆道：温总理在到中央办公厅之前，跟我父亲是不认识的，他当时是地质矿产部的副部长。关于温总理的这段故事，王兆国同志跟我讲过，当时
兆国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就跟我父亲提出来，说：“中办还要有一个副主任，耀邦同志你看选谁好？”父亲就说：“中办这个岗位非常重要，你要选一个非常
优秀的干部，最好选一个我不认识的干部，要选你认为最优秀的。”这是因为如果选他认识的，将来一些原则的问题不好处理。这样，兆国和中组部专门挑选了家宝
同志。

可以说，孙大光是温总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伯乐。2005年1月13日孙大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大光同志临终前嘱咐要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向遗体告别仪式，遗体捐献给医院做研究，骨灰送回安徽寿县老家的八公山上埋在树下。

1964年孙大光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1979年9月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1988年7月，孙大光上书中顾委，痛切陈辞，直言不讳，历数“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和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直指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

上书中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讳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的心声和最后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尾语“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

2010年1月13日温总理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怀念孙大光说：“我与大光同志于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兼
有领导、严师、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
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称高超，但少有“领导高明论”；他驾驭全局往往挥洒自如，但并
不恋栈、揽权；他悉心培养年轻干部，诲人不倦，却不指手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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