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陈牧民/达兰萨拉实地观察:西藏抗暴60年,真正挑战才开始
文:陈牧民(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出西藏后,在印度总理的允许下,达兰萨拉成为了流亡藏人的政治中心。 (摄影/陈牧民)
对西藏(Tibet,又称图博)人来说,1959年3月10日是民族历史的转捩点。就在这一天,拉萨发生大规模抗议中共统治的群众示威,随后演变成全藏境内的武装抗暴运动。法王达赖喇嘛在事件发生后流亡印度,之后多达10万的藏人也相继逃往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国。这些原本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上雪域的子民,从此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60年过去了,留在西藏的600万藏人和流亡海外的10余万藏人经历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中共对西藏的控制较以往各时期更为严厉,有计画地摧毁藏地固有的宗教及文化,更将许多藏人逮捕入狱。而在海外流亡的这些藏人虽然在自由的环境下生活,努力将西藏宗教与文化完整保存下来,但是却回不了家。
达兰萨拉现况
今年(2019)3月10日是西藏抗暴60周年纪念,笔者应邀至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简称CTA)所在地、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参加研讨会,达兰萨拉也和过去一样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达兰萨拉街头,贴有西藏抗暴60年纪念相关海报。 (摄影/陈牧民)
表面上这里和过去的印象一样,街上人声鼎沸,旅馆、餐厅和西藏艺品店毗邻而居,不时可以看到来自各国的游客漫步其中。和印度其他地方相比,这个不起眼小山城能够吸引到这么多观光客前来,主要仰赖达赖喇嘛以其魅力向全世界行销藏传佛教,成功吸引到许多追随者到此地学习佛法与藏文。当然大多数人来这里的目的主要还是观光,体验一下西藏文化。随着西藏对外开放以及其他佛教旅游地区的兴起,今日来自西方的游客已经少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印度各地的观光客。达兰萨拉街道上,则到处张贴着各种纪念活动的海报,不定期举行的悼念仪式以及实况照片展,持续提醒着人们家乡仍然沦陷的事实。
自1959年大批藏人流亡至达兰萨拉以来,便在此建立一个尊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并自我表述为代表西藏的合法政府。这个流亡政府(也就是CTA)迄今没有获得任何国家的外交承认,但是凭借着达赖喇嘛个人的魅力与西方对西藏独立运动的同情,一直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对流亡海外的10余万藏人而言,流亡政府不仅象征着西藏独立运动的延续,更是整个藏人社群在生活上的直接管理者。
对多数居住在此地的藏人来说,达兰萨拉早已经变成他们的家,不过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在这个海拔1,500~2,000公尺的小山区,总共住了2万藏人,居住空间狭小,工作与生活不易,因此有办法的人都会想办法离开此地,到印度其他地方甚至欧美国家寻求更好的生活。
另一方面,自1960年以来,每年都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加入流亡者的阵营,他们选择到印度的原因其实不尽相同,有些是为了宗教或政治信念,也有些仅仅是希望能到海外过不一样的生活。许多家庭将年幼子女送到印度,希望其能在流亡政府的照顾下受到更好的教育,这使得藏人行政中央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安置这些新难民。不过2008年之后中共与尼泊尔对边境检查日趋严格,成功出逃的藏人从过去的每年2,000人锐减至不到百人。流亡在外的藏人和居住在家乡的藏人,逐渐成为被切断的两个群体。
传统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达赖喇嘛既是宗教上的最高领袖,也是掌握政治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内阁(称为噶厦)的成员由达赖喇嘛所任命,也只对他负责。这样的政治结构在藏人行政中央里被保留下来。依照其宪法,达赖喇嘛为名义上之国家元首,实际政务则由总理(称为噶伦赤巴)负责。拥有45个席次的国会早在流亡初期的1960年便已经成立,属于流亡政府中的立法机构。自2001年开始,藏人行政中央开始以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噶伦赤巴,并且以一任5年的方式持续进行至今。
后达赖喇嘛时代的挑战正开始
8年前达赖喇嘛宣布退休,并将政治权力交给民选总理(注),为政教分离跨出第一步。虽然达赖喇嘛近年来已经不过问政务,而是专注在宗教事务上,但是其个人的魅力与知名度仍然是整个藏人流亡社群最大的精神寄托。国际社会也仍然将达赖视为西藏的代表,藏人甚至难以想像没有达赖喇嘛领导将是什么样子。
2011年,达赖喇嘛将政治权力交给民选总理(后改为西藏司政),开启西藏政教分离的改革。 (摄影/吴逸骅)
不过法王目前已经84岁,未来还能领导多久没有人知道,这在达兰萨拉早已是各界公开谈论的话题。目前看起来达赖喇嘛可能设法改革存在已久的转世制度,让其身后不会出现转世灵童认证的问题,也避免下一世达赖喇嘛在成年之前藏人社群出现无人领导的困境。不过这些毕竟都还只是宗教领袖传承的问题,对藏人之间的知识菁英,特别是服务于藏人行政中央工作的公务员来说,「后达赖喇嘛」时期如何团结藏人并且坚持下去,才真正是挑战的开始。
目前担任达兰萨拉智库、西藏政策中心副主任的丹增列夏(Tenzin Lekshey)是属于比较乐观的一派,他认为逃到印度的藏人难民减少不见得是坏事,「如果藏人都一直跑到印度,那整个西藏地区不就等于送给中国了?让600万藏人继续守住自己的家乡不是坏事。」他也认为由于网路与社群媒体的发达,今日在印度的藏人和老家的联系反而变得更方便,无论是用脸书还是微信都能够即时知道家乡的讯息。虽然中共对网路监控极其严格,但是「两地的藏人都知道如何避开使用敏感词汇,而且靠着只有藏人才知道的暗语和默契,还是可以将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丹增列夏说。
不过也有人并不是那么乐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族学者表示,过去追随达赖喇嘛一起流亡至印度的第一代藏人,亲历家破人亡与颠沛流离,彼此之间有非常强的向心力,对于返乡的信念也坚定不移。但是60年过去了,许多第一代流亡藏人早已不在。对目前居住在印度与世界各地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而言,家乡只是长辈与教科书描绘的美好国度,他们无法想像也无从体会。年轻藏人更在乎的是如何过更好的生活,返乡复国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任务。他无奈表示:「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既无身分又没有未来,觉得自己是永远被困在这里,看不到任何出口或希望」。
近年来中共大力宣传西藏进步现况,借此吸引流亡海外的藏人回归。在达兰萨拉的藏人也有些真的就返乡定居了,不过真正的原因还是太想念家人:许多藏人儿童很小就被送到印度,十多年都没有看到爸妈,成年后觉得在印度生存不易,决定还是回去发展。不过这些人返乡之后几乎没有办法再跑出来,也有遭中共逮捕入狱生死未卜的,因此对大多流亡藏人来讲,返乡的危险性太高,并不具有吸引力。
争取国际支持的新策略
除了维持自我认同之外,藏人另一个挑战是如何让西藏问题能够持续受到国际支持。
近年来藏人行政中央开始规划「5・50愿景计画」(未来5年内发展出能确保50年西藏社群存续能力的战略),并提出一些过去没有的新策略,包括积极与印度学界智库交流,让印度各界更了解藏人的处境;派员参加与环境议题相关的国际论坛,主张中共以人为方式开发西藏是对脆弱高原生态的破坏;举办各种推广西藏文化艺术的会议,让更多人知道西藏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瑰宝。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所属的智库也开始研究国际局势,希望能够学习世界上其他民族运动的成功经验,丹增列夏就认为以色列的生存经验非常值得藏人学习,而台湾如何应付中国压力更是藏人必须关注的议题。他表示:「台湾现在已经说欢迎达赖喇嘛到台湾访问,但是更应该让年轻藏人学者有机会到台湾学习研究,唯有如此才能互相帮忙。」
面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流亡藏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如何在强大中国阴影下继续坚持守护西藏文化、团结藏人认同、让国际社会继续支持藏人社群的主张,的确是达兰萨拉流亡藏人无可回避的责任。可以确定的是,当后达赖喇嘛时代到来,藏人将面临比过去60年更大的变局,藏人行政中央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战略来确保全球600余万藏人社群的长期存续能力?或许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更为清晰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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