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CDT编辑翻译发表了前谷歌工程师Brandon Downey的文章《通往中国的老路》（An old Approach to China）。在2009年谷歌退出中国前，Brandon Downey曾帮助谷歌配合中国政府审查。文中他谈到了自己这段经历，也详细阐述了反对谷歌重返中国的“蜻蜓计划”的理由。
上周，《纽约时报》发表了另一位谷歌前工程师JACK POULSON的文章《我为何反对“蜻蜓”项目》（ I Used to Work for Google. I Am a Conscientious Objector.）JACK POULSON 因为反对谷歌开发蜻蜓项目(Project Dragonfly)而辞职——“这是一个为了满足中国共产党的审查和监视要求，对谷歌搜索进行修改的项目”。文章说，
差不多十年前，11名法轮功学员的代表将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告上了联邦法院，称这家公司为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视频监控和“强制转化”用户信息管理系统，这是为北京方面打击该组织而量身定制的。根据思科自己的营销资料，这个视频分析系统是“唯一能够识别90%以上法轮功图像信息的产品”，若放在今天，这个设备会被作为“人工智能”出售。
虽然法庭承认思科开发了“专门为发现、跟踪和打压法轮功而定制和设计的个性化功能”，但早期的一些裁决对原告不利。此案仍在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审理中。
思科逃脱惩罚，为美国企业树立了一个先例，即可以给外国政府打造用于政治迫害的人工智能产品。今年，时报通过调查发现，一个名为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的美国公司出售DNA分析设备给中方，协助目前在新疆地区对数十万维吾尔族人（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所做的大规模国内监控和拘禁行动。报道刊出后，该公司表示它不再向新疆地区出售有关设备。
文章说，尽管谷歌遭到负面新闻报道，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直接打电话要求终止该项目，国会还对其高管做了两次聆讯，但蜻蜓项目遭遇的唯一重大挫折来自谷歌的隐私团队对管理层的反抗。
技术工作者的直接行动无疑是有效的。因此，人权组织必须继续倡导对举报者和良心反抗者的法律保护，包括保护有效集体行动所需的组织工作。此外，更广泛的公民社会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律辩护基金，增加举报的频率。
相关阅读：中国数字空间 | 审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