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六四亲历者丶学者吴仁华研究，1989年参与镇压的戒严部队大军约20到25万人，仅个位数的戒严部队军人或军官站出来反对武装镇压，其中2人仍在大陆境内丶曾受中共政治骚扰，分别是曾表达忏悔的54集团军的官兵张世军丶以油画重现六四场景的前65军士兵陈光。如今，更多的人从内部站出来说出真相。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永志不忘：六四30年，前军官回忆天安门屠杀》，报道“六四”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中校”江林的回忆，她不仅目睹了那场大屠杀，还看到了众将领如何徒劳地劝说中国领导人不要用军队镇压亲民主抗议者。那之后，当局把抗议者关进监狱，抹去杀戮的记忆，她虽只字不提，却一直受着良心的谴责。

 

如今，在1989年6月4日镇压事件3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66岁的江林终于下定决心要说出她的故事。她说她觉得必须呼吁进行一场公开的清算，因为，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这场暴力事件从未表达过任何悔过之意。江林近期离开了中国。

赫赫有名的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将军，曾拒绝在无明确书面指令的情况下率部队入京，并且选择住进了医院。七位将领签署了反对戒严的联名信，并呈交给掌管军队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信是很简单，”她形容这封信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向老百姓开枪。”

江林急切地想把将军联名信的消息散发出去，于是通过电话将信函内容读给了中共主要报纸《人民日报》的一名编辑，这家报社当时正顶着上级的命令发布有关抗议活动的消息。但因签署联名信的其中一位将军表示反对，称此信本不打算公之于众，报社就没有刊载。

此时江林仍希望，军队内部的反对呼声能使邓小平打消派兵清场的念头。但在6月3日，她听说部队正从北京城西侧进入，并在射杀民众。

军队于6月4日接到了动用一切手段清场的命令。官方发出公告，警告居民留在家中。

 

 

纽约时报中文网随后再次刊发了记者对江林的访谈《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

 

答：我在协和医院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各种伤员不停地往协和医院送。我算轻的，被安排在协和医院体疗室，做恢复运动的地方，很大。运动的垫子上都躺着伤员，一条绳子拉着输液瓶，人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他们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记者，哪个报社的，我当时没说我是《解放军报》的，我觉得那天的解放军就是耻辱的代名词，我脱口而出《人民日报》的，他们说《人民日报》好啊，《人民日报》替老百姓说话，那几天《人民日报》是讲真话的，全是大家爱看的新闻。因为我是“《人民日报》的”，就没让我睡那个垫子，安排睡在体疗的床上。等到早晨，协和医院的枪声特别密集，密集到我觉得军队就要开到医院里面来了。又送来好多被子弹打伤的，伤员被不停地转移到别的医院。

 

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报道李晓明的故事。他的证言遭到一些质疑。30年过去，当时被分配到共军第39军116师的高射炮兵团丶任副连级的雷达站长李晓明，是那“25万分之个位数”丶少数能自由说出证言的人。

 

吴仁华的研究和李晓明的证言相吻合，39军之所以比计画中晚进北京，李晓明说，是出於116师师长许峰的消极抵抗。“我们部队的具体任务是去使馆区，保护领事馆的安全。在6月3日之前，大部分部队都是驻扎在北京郊区。”

 

李晓明举例，除了从广播重复播送，军中也传出「天安门6月3号晚上有暴徒要杀害解放军」的耳语，戒严部队里的许多人信了，事实上，军队驻扎在朝阳区一所小学时，他亲眼看见有个部队的战士，因枪枝走火，遭到误伤，当场死亡。他眼睁睁看着这人的尸体被拖出去，结果，听见部队领导人向上级报告：「有暴徒开枪打死我们战士！」李晓明说：「这是我亲自经历的，那人（死者）就在我对面，至少从这部分，我看到很多真相。」

部队一直消极抵抗命令。中央军委要他们6月3日晚上或隔天清晨抵达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但我们是6月5号清晨才进到天安门广场。」他说，部队一直坐在军车上，绕行北京市郊区周围，徘徊游荡着，就是没有按照命令往天安门广场集结，直到6月5日清晨。

他在6月5日就可以确定，戒严部队造成了惨重的伤亡。他看见广场地板丶人民英雄纪念碑台阶上有装甲车履带辗压的痕迹，一地的狼藉。他和一名排长一起翻找垃圾，捞出了一件上面有弹孔的裤子和沾血的棉袄。

李晓明年过半百，他谈起自己不时易怒丶长期受失眠所苦，「受害者不只是在身体上，还有一种是心理的伤害。在澳洲，很多人跟我说要看心理医生啊！」他说，两三年前，在家人鼓励之下，整整看了两周心理医生，说出自己年少时的见闻。

 

 

德国之声发表文章《从士兵到艺术家：六四改变人生》，报道了陈光的故事。

 

1989年6月3日，陈光的任务是将步枪和弹药运送到人民大会堂，随后，因为他懂得使用相机，就被安排做摄影师进行记录。当天夜间，北京政府军队血腥镇压民众，造成数百丶也许数千人死亡。

陈光并非是唯一一个心存质疑的人。这一年6月，数百名士兵因不愿向民众开枪干脆选择离开。一名军队高官因为不愿执行命令被逮捕。

陈光此后离开了军队，就读中央美术学院。他的画作上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清理现场的士兵，呆望着被破坏的帐篷和撕毁海报的学生。那是他当年亲身经历的画面。不过触及这种话题，在中国不无风险。陈光说：”我当时在北京798有一个工作室。管理员过来告诉我，不能在工作室展示这些画，就连放存都不行。我虽然可以画，但是不能给别人看，得藏起来。我别无选择。”

 

 

台湾《上报》摘录发表林慕莲著作《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　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讲述陈光的亲历。

 

军队准备采取更隐蔽方法进入北京。六月三日，一辆满载着平民服装的卡车抵达射击场。当局决定，下一次进入北京的任何尝试都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失败收场。上头下令让每个士兵挑选一件平民服装来穿，好隐藏真实身分。陈光选了一件深蓝色长裤和一件灰色上衣。这些身穿便服的士兵不像之前那样坐卡车进入首都，而是受令去搭乘地铁丶公共汽车，甚至用步行的方式前往北京市中心。集合地点就是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要在当天晚上六点之前抵达。

 

然后一段高压的紧张局势开始。戒严部队在通往广场的大门后方排成一排，等待命令。午夜时分，弹药已经分发下来，每个人四条弹匣，每条弹匣有五十到六十发子弹，一条上膛，另外三条挂在他们的胸前。「当然害怕了。」陈光说，一边又倒了一杯散发清香的绿茶，手在发抖。「没有子弹的时候你拿着那个枪，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还没有拿把菜刀危险。但是你要压上子弹了，就很危险了。」

 

气氛相当紧张，常常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子弹射穿大厅的天花板。「从九点半我们回来进去之後，他们又马上说要去广场。从九点丶十点丶十一点，到十二点，一直说要出去。但我们就一直在等，在等，站在哪儿，抱着枪，一直在那儿等。」

 

陈光已经等到失去时间概念，门突然被打开了。命令下来说要清理广场。当他跟着他的小队站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阶梯上时，允许开枪的消息一排一排传了过来。「那时候不是直接的命令，就是前面的军人告诉後面的军人说，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可以开枪。说上面有命令。就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这么说的。」

 

在北京当过八年警察的孙立勇也曾经是中共暴力机器中的一员，被领导教育“你是刀把子。共产党要你剁，你不能不剁”。然而，在“六四”屠杀之前，他就成了“反骨警察”，1986年学潮时就拒绝审讯学生。1989年，以各种方式支持学运：号召罢工反抗丶设置路障丶拦截与烧毁军车等等，这个群体被称为六四抗暴者。六四之后，孙立勇因创办“反革命刊物”而入狱七年，被迫与年幼的女儿分离。他后来逃亡到澳洲，成了一名建筑工人。

 

《端传媒》发表文章《从北京警察到六四抗暴者：他牵着两岁女儿，目睹世界翻转》，报道孙立勇的故事。

 

孙立勇出生在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家庭教育忠党爱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出身「根正苗红」。

1986年，北京爆发学潮，一些学生被扭送到孙立勇所在的公安局。孙支持学生的诉求，拒绝审讯他们，故意频频告假，被扣了一个月工资。

「领导跟我说，小孙，这个是政治性的事情。你是刀把子。共产党要你剁，你不能不剁。你不能讲学潮是对的。你这是跟党和政府的立场不一致。」

在澳洲，孙立勇创建了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後援会，资助流落各地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六四30周年来临之际，他编纂了《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囊括了108名抗暴者的信息。他说，抗暴者是在六四之后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与学生领袖不同的是，他们往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判刑重，出狱后际遇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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