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被打，背后体现出，他的博雅体系整个都是失败的：院长欺侮老师，老师打院长，同事联名签字落井下石，学生上网站队骂老师“疯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次听说甘阳的名字，还是零八年的事，那时一个诗人朋友来探望我，听说我想考哲学的研究生，说，甘阳的东西，可以看看。第一次真正看到他的文章，是那篇作为《自然权利与历史》序言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后来我到中大哲学系，我的室友又把它推荐了一遍。因此，我对罗尔斯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在《正义论》里面弄了个“无知之幕”，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是男是女都不知道”。这大概就是“甘式学术”的风格，行文还是演说，总是离不开段子，而且经常还有一种直男癌的气息。我在《哲学与理想主义》一文中提到另一个老师，说他是“不用靠段子就风靡哲学系”，这里面讽刺的是谁，不言而喻。
甘阳的课，我是听过的。甘阳的课出名，主要是因为听他的课得提交一份申请书，讲讲你为什么要上这个课，印象中是几千到一万字不等，差不多已经是一篇学期论文的长度。当时我还比较单纯，第一个反应不是甘阳“吊高来卖”，而是羡慕那些能去上他课的人。他似乎是不允许旁听的，但在一些“不守规矩”的朋友的怂恿下，我们混进了他《荷马史诗》的课堂。我没有上第一节课，大概是第二节还是第三节，所以是不是因为不够重视所以影响发挥，不得而知。
上课之前，甘阳先抽查了一下博雅学生上一周的读书任务，似乎让他们读的是阿里斯托芬的《云》。甘阳有意或无意点了几个学生，让他们站起来谈谈读书体会。其中一个说，这本著作是对苏格拉底的一个诋毁(不是原话，大意如此)。甘阳呵呵道，你怎么知道这就一定是诋毁?苏格拉底就真的像柏拉图写得那么好?你看过多少东西能证明这一点?语气之讽刺，让我一个旁观者都感到非常不舒服。学生愣了，许久说不出话，课堂也一片哑静。熟悉施派学说的人应该看得出，甘阳的反诘和刘小枫的立场是有点不一致的。对于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谁是谁非，刘小枫不需要任何犹豫，而甘阳对苏格拉底并没有那么大认同感，即使是施特劳斯笔下那个作为政治哲人而不是牛氓的苏格拉底。我不知道博雅学生最终是不是弄清楚了施特劳斯的观点、刘小枫的观点，和甘阳的观点的差别，但是急于结盟的心态，不仅使得两个门下的人压抑了一些本应说清楚的立场差别，也使得一些初学者不知所措。
批评完学生，甘阳继续上一节课讲过的东西。那节课讲的是古希腊文化里主客之间的“礼节”问题，由此来辨析墨涅拉俄斯和帕里斯各自的对错。本来是很有深度的一个题目，可是甘阳处理得有点潦草，想到什么说什么，中间对一个英文单词进行了词源学分析。对，是英文单词，不是希腊文的，因为甘阳不懂希腊文。不懂希腊文来讲《伊利亚特》，当然不是不行，只是他对细节记得也不是很清楚，大部分内容，基本是吹水带过。根据我讲课的经验，甘阳这一节应该是没有备过课，于是整节课我就看他歪着脖子，一个劲地用手指梳头，十分难受。在这一点上，和甘阳相比，刘小枫简直就是业界良心。2011年他回中大开《会饮篇》的课，不仅关键的希腊文单词分析讲得细致入微(有没有错我就不知道了)，而且从第一节课到最后一节课，讲课的质量始终上乘。尽管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中贩卖了不少私货，但愿意把自己的私货小心翼翼地塞进文本的间隙，也可见他的用心。知乎上博雅的学生讲甘阳怎么怎么好，李思涯的课怎么怎么水，但是写得最用心的几篇，偏偏就没有讲甘阳课讲得好。甘阳的很多课，半个学期就结束了，考虑到前面他讲成那样，我觉得连“虎头蛇尾”也称不上。
后面耳闻目睹他的一些事。赵越胜说甘阳喝醉酒，语言贫乏到只剩一个“操”字。其实这话说得不对，他喝醉酒后，可是说过很多羞辱人的话的，这些当事人想必忘不了。有一年某沪上现象学学者来中大，甘阳也是趁着酒劲，对他说，你不要得意，灭了你，我只需要一篇文章，对某某某(另一现象学学者)，我也只需要两篇而已。尽管这让我想起“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行就两顿”的段子，但是我觉得此事并不幽默。他接着指着某某某老师在场的其他学生，一个一个说，我一样可以灭了你，灭了你，灭了你。众人皆低头不语。所以后来听说他在发给全院老师的邮件里辱骂谢肃，让他去看心理医生，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如果说讲课不认真和口臭只是私德问题，那一篇《美国内战引出的四大政治难题》，让我对甘阳的学识产生彻底的怀疑。在讲到费城的宪政会议时，甘阳写道：“而且费城会议为什么没有记录，因为每个人不准做记录。”作为一个在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研习过美国宪法的学者(虽然没拿到学位)，甘阳如果读过麦迪逊的文集，或者研究过一点美国建国时期的历史，就应该知道费城会议的记录者是宪法之父麦迪逊;如果八卦一点，可能还知道麦迪逊夫人在1836年以三万美元的价钱将会议记录的原稿卖给美国国会。在同一篇文章“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那一节，甘阳继续写道：“美国第一波女权运动出现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我想甘阳应该是不认识美国19世纪上半世纪就开始活跃的女权主义先驱Elizabe
th Cady Stanton和Lucretia Mott的，也不知道1848年的的塞内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以及《感伤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上面的知识是什么水平呢?大概也就是美国高中历史的水平，甘阳还没有达到。以这样的水平，居然去搞博雅教育，真是荒天下之大谬。
甘阳被打，背后体现出，他的博雅体系整个都是失败的：院长欺侮老师，老师打院长，同事联名签字落井下石，学生上网站队骂老师“疯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发之后，我注意到微博上公开表态支持甘阳的新儒家寥寥无几：秋风叫甘阳自己反省一下，慕朵生也觉得这件事有客观上的原因。我把这个观察又在微博上发了出来，没多久，柯小刚就在我这条下面点了个赞。在群里和一些师友聊及此事，有一位老师说，柯小刚前不久去重庆大学的博雅学院做了个演讲，对博雅的教育方式有所批评，结果遭到围攻，他当即在机场写了一篇长文回应，回来发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
我在微信搜索了一下，很快就看到那篇《勇于生命的学问：致重庆大学博雅学生的一封信》。看完，我也惊呆了。在去年八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我提到施派—新左派—新儒家的反自由主义联盟已经有破裂的痕迹，只是没想到破裂得那么迅速。柯小刚于文中写道，在一次分会场的茶歇间隙，张志扬老师对他和张轩辞说：“这样做古典学跟他们批评的学生打电子游戏有什么区别呢?学院游戏，玩进去，出不来。这样下去，中国跟着现代性屁股后头跑恐怕还要170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典，都还看不到希望……”柯小刚深表认同，在后面，他甚至言辞激烈地说：“博雅的同学们还小，但恕我直言，据我了解，你们中的一些同学已经染上了傲娇的习气。名校名师、二次录取、国际交流、保研直博，还有古奥的语言、崇高的经典、优雅的艺术，这些足以败坏一个质朴青年向往读书、追求智慧的初心。无论在未来的学术竞争中，还是在社会资源争夺中，你们将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然而，正因此，你们可能也带有更加难以疗救乃至首先是难以发觉的缺点。如果不懂古典学问的本质是生命的修行，勇于自省，敢于放弃，那么，古典对你们的败坏，和你们对古典的败坏，将是你们的人生和古典学术的双重灾难。”要知道，“败坏”，在中国的古典学研究者里，差不多是最重的一个批评了。据说柯小刚这次是“公开站在了批评施派古典学的前线”。迫于压力，这篇文章他曾经在公号上删除过一次，后来又重新发出，想来是要坦诚彻底地面对自己的理念和施派古典教育的差异。
柯小刚的那些观察，我在去旁听博雅课程的时候也有发觉。博雅里得宠的学生(在一张网上曝出来的图里，他们被称为“少爷”和“小姐”)内心的志满意得睥睨众生完全写在了脸上，对于外院的学生、外校考来的研究生博士、年轻的教师总是充满鄙视的。说来也不奇怪，甘阳初创博雅，就高调对外宣称，博雅的体系，就是要培养“大学问家”、“大思想家”，而不是要培养技术性人才。如中大某师兄对这件事的评论说的：“这种看似差异于当前技术人才的培养理念，实则与前者并无二致，只是另外一种职业另外一种行当上的功利取向而已。”博雅的学生本来就是二次录取，那些受到甘阳宠爱的学生，就更加认为自己是万里挑一，未来的大师，又怎么会把甘阳以外的学人放在眼里?一月十一号曝出来的图里，讲到那些老师的心酸遭遇：他们必须讨好甘阳，又讨好甘阳心爱的学生，稍有不慎，就遭到甘阳以解聘作威胁。据说龙庆兰就是因为批评了某个甘阳心爱的学生，而被迫在聘期的第三年离开。这是博雅学生们在知乎里用感动中国的语调所描写的“温暖大家庭”吗?不，这是一个毫无人性尊严的封建大家庭，最上面有一个独断专行的大家长，在此之下是一群身娇肉贵的少爷小姐，那些年轻教师和不得宠的学生，不过是佣人、书童和丫鬟罢了。甘爹被打了一个耳光，少爷小姐哭得不行，一个个跑到知乎去告状，却从来没有想过佣人们忍受了多少委屈才敢出手打老爷。除了佣人狼心狗肺，他们是想不到别的解释的。
为了少爷小姐开心，甘爹可以长期对年轻老师进行嘲讽、辱骂、威胁等各种软暴力;为了少爷小姐的前程，甘爹可以许他们一辈子学术上的荣华富贵。甘阳这是在爱他们吗?我不这样认为。试想，用这样的娇宠灌溉大的苗子，出到博雅以外，又如何能适应呢?要做大师，读完博士就要有大学接收。博雅的少爷小姐的前途，是建立在甘阳势力的不断扩张的基础上的，一旦这种势力不再扩张甚至萎缩(比如发生了这件事之后)，他们又能怎么办呢?说得好听点，这叫画大饼。说得不好听点，离庞氏骗局也就一步之遥。
最可怕的还不在上面说的。一个女学生在知乎上说道：“师弟师妹我不知道，但整个零九、一零，谁没有被甘老师因为各种原因痛骂过?甚至没几个人没被他骂哭过，他骂人的风格真是太恐怖了，彼时彼刻，简直天崩地裂。”她又说：“他那样骂我，觉得我不争气，但毕业聚餐那天晚上
，拉着我的手却说，我真是不放心你，你不听老爸的话。”最后的总结是：“我真的不敢保证什么、确信什么，但是从今以后，我也不敢随随便便玩玩闹闹地做人了。我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耻辱得时刻，以后才敢堂堂正正地说，我是甘阳的学生。”
不用学过心理学的都知道，这叫“打了一巴掌，再给一颗糖”，是一种常见的心理操纵术。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教师对学生用这一套，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是有违师德的。我毫不怀疑这些学生都是真心爱戴甘阳的，但如果像上面的学生说的那样，是通过“没几个人没被他骂哭过”这样的方式来达成，那实在让人感到恐怖和愤怒。他通过反复的暴怒和痛骂，还有随后显示出一点点关爱，来塑造学生们的奖赏回路。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不仅少爷小姐们敬爱他，那些不得宠的，尽管过得压抑，也依然体谅他的“一片苦心”。这些天资聪颖的学生，就像实验室的小白鼠一样被甘阳控制着喜怒哀乐。“博雅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为的是培养“自由”的人格，甘阳却用一种驯服动物的行为主义来调教他们，这如何不叫人寒心?
甘阳雄心壮志，要打造一套独立于西方的人文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所以有人为他辩护，说好多年前，他就开始呼唤进行大学改革，反对以美国大学那一种量化考核标准，并非学术官僚的代表。但是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了。现在的甘阳还喜不喜欢量化标准和“非升即走”我不知道，但是他用这两种制度来钳制下属，倒是做得驾轻就熟。博雅讲师虽然有九年时间来评选副教授，但是这九年却分为三个聘期，每个聘期没有完成相应任务也一样可能被解聘，龙庆兰学术发表没有问题，甘阳就以她工作量欠缺要她走人。但在2014年到2015年一年之内，甘阳却一直不批准龙庆兰的上课申请，这样还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工作量?龙庆兰曾数次找校方申诉，最后人事处以“合同期满自然终止”之名发了一份通知，堵住了她的嘴巴。甘阳好话说得响，但他用“三年一聘期”和“工作量”做借口来撵走龙庆兰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大义凛然地反对“非升即走”和量化标准?他用人事处来搪塞龙庆兰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做和那些他鄙视过的学术官僚没有区别?我再也没有见过比这更虚伪的欺世盗名了。
事情在网上引起了轰动，很快就会有人说这是“左右之争”，这是扯淡。首先甘阳就不是什么“新左派”，《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是他过渡时期的作品，因为遭到一些自由派的攻击，他就干脆把自己和汪晖、王绍光和崔之元并列。他后来推崇精英政治和精英教育，成天把“民主”和“平等”放在嘴边来黑，比他曾经批评的自由主义，不知要贵族到哪里去!另外，黑他的人也远远不是“右派”那么简单。像我这样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你问我是右派吗?我都“母鸡”啊。新儒家碍于情面不好意思站出来黑，就秋风和慕朵生隐隐地表达了一下，实际各种儒家群倒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表态最积极的反而是左派，“乌有之乡”这样的毛左网站，大骂甘阳是“封建学阀”，“曲意阿世，谗言媚上”，“教导每一个国民都当一个不折不扣的奴隶”;破土网这样的新兴左派网站，也是站在李思涯的青椒立场来讨论问题。最好笑的是，刘小枫的一个学生，事发后立马给我一朋友发了信息，直呼：“应有此报!”说这是“右派”借机打压“左派”，完全是笑话，这是“天下苦秦久矣”!
之所以有这样的误会，是因为甘阳的本事。过渡阶段的时候，就拉上了“新左派”做盟友，后来转向保守主义，又撺掇刘小枫搞出一个“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等到新儒家兴起，他又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不管怎么弄，靶子都是自由派。十多年来，甘阳设下议程，使得“施派—新左—儒家”联合起来对抗自由派，本是三家皆大欢喜的事，结果后两者逐渐发现，甚至施派里的刘门也逐渐发现，联合起来的结果就是甘阳又过了一把老大的瘾，就像他八十年代搞“文化：中国与世界”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一样。“甘家天下刘家党”，所谓的中国人文学术界的领袖，只不过靠玩得一手好政治。有人说施特劳斯的“哲学与政治”，刘小枫偏向哲学，甘阳偏向政治，这再正常不过了，各有所长嘛。
知乎上有个甘阳的学生说自己是楚人，她在里面恨恨地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本是对李思涯说的，很可惜，我觉得她搞错了对象。在任何一种意义上，甘阳这样的人，在古代都可以称之为“恶霸”。我偶尔也想过他也许不是故意，也许他只是一个胖虎一样的人物，如果是这样，在“认识你自己”这一点上，甘阳是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