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大鹏兄说过，说现在中国的哲学界在逼格上是有排位的，排在最顶端的是搞现象学的和搞分析哲学的，最末尾的是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顶端两批人也是互相瞧不起。
在我刚开始接触哲学的时候，“逼格”这个概念还没有产生，但是我已经朦朦胧胧有一个倾向。高中看周国平，记得他最推崇的两个哲学家是尼采和海德格尔，于是大学就循着这两位看下去。不知后来又是在哪里看到，说福柯是尼采的嫡传，德里达又超越了海德格尔，于是大学不可救药地沉浸在后现代之中，反正“哲学已死”，再去搞那些形上学和认识论也是枉然，不如一切都“碎片化思维”。最后我听说罗蒂集诸后现代学说之大成，所以毕业论文做了罗蒂，我以为我的大学就这样在逼格上圆满了。
读研前我了解施特劳斯，是通过一位研究生的朋友，他毕业论文做“诗与哲学之争”，我们见面他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人在价值上是虚无的，那怎么还称得上是人？”后面他考刘小枫的博士，没有考到，反而我“有幸”代替他去中大接受古典政治哲学的“洗礼”。
我研究生的室友，有一个是刘小枫的学生，另一个后来也考了他的博士。我们相处第一个晚上，聊的全是施特劳斯。我暑假已经把《自然权利与历史》通读了两遍，所谓现代哲学“走火入魔”的说法朗朗上口。我们躺在各自的床上，按照刘门的逼格排位（他们是不会是用“逼格”这个词的，他们用的是“品位”），把接下来要读的哲人一个一个列举出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尼采、海德格尔和施米特。当然，施特劳斯和施门诸弟子，也是重点阅读对象，但是，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这些哲学史上的巨擘，没有出现在书单上。
跟着他们去上了几个星期的希腊文，我身体已经受不了。不知我是不是对刘小枫过敏，每次上课就鼻炎发作，喷嚏和鼻水一直不停。我才刚把希腊字母认全，就打算放弃了。我对其中一个室友开玩笑说，我看我是当不了你们的同道了，不如当你们的敌人。他很当真地对我说，如果你要当我们的敌人，我建议你去看科耶夫，施特劳斯把他当做终身的对手。后面，德鲁里的绍介和《黑格尔导读》就成为我的枕边物。
我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排斥刘门的逼格，我也记不清。直到第一学期末，我还是站在施派的角度批判分析哲学的咄咄逼人。但是这中间有几件事让我隐隐有点不太舒服。
刘门在中大有个读书会，里面有刘门弟子和预备刘门弟子，我两个室友都去了。他们回来后，预备的那个有点不愿提，正式的那个却不断感叹里面发言精彩非常。我问怎么个精彩法，他说，有位师兄说，要是福柯读过《美诺篇》，他就不会说出“话语即权力”了。我当时心里想的是，福柯何等人物，怎么可能没有看过《美诺篇》？纵使登高望远睥睨群雄，也太过了。
另外两件事，发生在我们上的两门课中间。我那时选了一门《伦理学经典导读》，读的是罗尔斯的《正义论》。预备的那个读过布鲁姆批评罗尔斯的那篇文章，跟我说，罗尔斯被布鲁姆屌到阿妈都不认得（他是广东人），不值得读。我后来做论文，把布鲁姆的文章也读了一遍，觉得里面基本都是门户之见。现在再回去看那篇东西，我想要不是看过布鲁姆的其他文章，我一定会认定他有阅读障碍。他说罗尔斯读不懂康德和亚里士多德，这后来一直给我当成笑话给反施派的朋友讲：罗尔斯压根就没打算把《正义论》写成《康德与亚里士多德释义》。
还有一件是在政治课上。那时我们的政治课非常地开放，老师在上面批评时政，也鼓励我们上去批。批得最厉害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刘门的一个弟子，也姓刘，民国控，称蒋介石为“蒋公”，在解释通三统的时候，他觉得民国当之无愧应成为一统。课后我们一起吃饭，跟另一个刘门弟子。我们说到当时中政的弑师案，那另一个刘门弟子说，这种自由主义者杀一百万个也不值得可惜！我震惊道：兄台的这种言论，不就是纳粹吗？他怒目圆睁道：我就是纳粹，又怎么样？纳粹也比自由主义好百倍！刘兄笑道，你反自由主义，还没反到点子上，自由主义背后是什么？是启蒙。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都只是启蒙的镜像而已。
生哥那个学期在教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学基础》、密尔的《效益主义》还有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节选），我上了一次，觉得质量非常高，就一直坚持上，第二学期也继续上他的另一门课。熏陶渐染，我对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微”越来越反感，倒是对说得清道得明的“逻辑”更为信任。康德密尔自不待言，就算分析哲学伦理学里以反理论和爱甩文采著称的伯纳德•威廉斯，也是个说理高手。两个学期下来，我已经不想再看什么施特劳斯了。
后来老宋问我，你转向分析哲学主要还是因为你导师和生哥吧？要是换了一批老师，你可能学术方向就变了。当然，没有翟老师和生哥，我肯定还在后现代（因为据说是科耶夫的嫡传）与施派里打转，但即使如此，我也会转得很痛苦，因为刘门内外的氛围，和我的天性和道德直觉，都有严重的冲突。
上个星期刘小枫在微博闹了个大笑话，尽管有深谙刘氏隐微术的私淑弟子指出，要用解读柏拉图戏剧体的方式来解读刘的各个举动和用语，比如倪卫国做书不卖书，刘苏里卖书不做书，所以在逼格上倪卫国就高于刘苏里，对应地，在逼格上刘小枫也高于邓晓芒。刘国师不嫌折腾不怕笑话，只为了显示逼格，我这个俗人实在无法理解。他那篇几万字的长文，微博上没看到一个人说真的读完的，我一个人耐着性子，断断续续地读，看着一个又一个的“费解”，最后忍不住爆了句“马勒戈壁”，把页面叉掉。
然后我开始反思，为什么在中国人文学界，刘小枫可以营造出一种逼格最高的氛围？五月“国父论”的讲稿甫一发布，微博也是闹成一团。几个月后，他洋洋自得地在《开放时代》发表了自己整理的完稿，除了一些常识性错误，并没有根本的修正，被骂的地方依然明晃晃地亮着。但他却可以自信满满地说：这是为了让当世及后世诸君看清楚自己的敌人。他这次回应邓晓芒，其中一个笑点就是他的傲慢的态度，他说：我为什么不回应你？因为你是启蒙的教士和战士。对于任何哲人和学者，只要和启蒙沾上一点关系，在他的逼格排位里马上就是末流。难怪那时我对室友说我们在读康德，他颇有不屑地说，在施特劳斯看来，康德误导了柯亨，柯亨了又误读了迈蒙尼德。康德可是启蒙的集大成者。
这种态度，我也不是只有在搞哲学的人身上才见过。我记得我在网络上分享过卡佛的小说，有一个姑娘在下面留言，只有一句：呵呵，卡佛。我当然不是文学界的，不知道现在他们对卡佛的逼格是怎么安排，那位姑娘也不是文学界的，从她的其他分享和文章来看，倒像是走野路子的女文青，不过她的单子竟也和施派出奇地一致：荷马、莎士比亚、简•奥斯汀……转的文章里，主要是甘阳的，李猛的。我问她，姑娘评价作家和学者的标准是？她一句话甩过来：能不能思考。这基本就是一个万金油的答案。
没错，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中国施派的逼格是哄抬出来的。
刘国师的风格，其实任剑涛早就总结出来了：学术策略掌握得太好了。八十年代举国萧条，刘国师和甘教主率先祭出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旗，爆得大名，后来号称自由主义的人太多，逼格贬值，刘国师毅然转向文化基督教，兜售终极关怀，而甘教主，俨然成为了新左派，批评传统的自由主义过于“贵族”，要呼唤“平民的自由主义”。新千年过后，两人忽然再度携手，捧出一个施特劳斯，接着就是源源不绝的经典与解释、古典班、博雅学院，仿佛挖到在金矿了。刘国师不是刚出了本《设计共和》吗？讲的就是施特劳斯在现代性出现以后最推崇的卢梭。施特劳斯以做注疏起家，前面我列的施派书单还有那么长，刘门下半辈子打跛脚也不用愁了。
刘国师的逼格，一言以蔽之，罗蒂主义加麦兜主义（McDowellianism）。
罗蒂是施特劳斯的学生（虽然他后来明显看不上施特劳斯那一套），我不知道刘小枫有没读过他的文章，如果没读过，那刘小枫就是“隐微版”的罗蒂。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里说，学术和文学没有区别，就是不断地翻新修辞。所以在他看来，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之所以牛逼，不在于他们揭示了什么关于存在的“真理”，而在于他们发明了了不起的修辞，“此在”、“去蔽”、“上手”、“操心”、“沉沦”、“林中路”、“逻各斯中心主义”、“延异”……这些词其他人谁能想到？刘国师也很喜欢造词，有些造的确实不错，比如把以前翻译的“智者”翻成“智术师”。但是在一次讲座中，他说应该把希腊文的mythos翻成“密说斯”，我听了只觉得好笑，玩隐微玩疯了。除此之外，他还用一些翻新的旧语，比如“国朝”、“泰西”之类，刘门以外基本没人使用。
罗蒂说的修辞，也不仅仅是学术术语，对于他来说，最微妙的修辞，不是别的，正是理论本身。所以，对于自柏拉图以来就存在的那些哲学基本问题，后世哲人唯一能突破前人的方式，就是用新的理论来诠释它们的内涵。罗蒂之所以从分析哲学界抽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觉得那些哲学保守分子总是想通过提出更清晰更融贯的论证，来一步一步接近真理。在他看来，这是条死路。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即使刘小枫没有看过罗蒂的书，不知道什么叫“罗蒂主义”，他也是中国最牛逼的罗蒂主义者，从诗化哲学到神学到德国社会学到施米特到施特劳斯到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直引领潮流，可以和他相比的只有多年来肝胆相照的甘教主。两人甚至还有互相追赶的意思，在甘教主提出“通三统”和“文化主体性”之后，刘国师词穷了一阵，终于提出了“国父论”。我不知道后面两人还会有什么样的斗法，但不管怎样，希望刘国师不出位，那等于要了他的学术生命。
另一位哲学家麦兜（好吧，正常的翻译是麦克道威尔），可能比较让人陌生。但在元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和维特根斯坦学领域，他可是赫赫有名。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价值就是次要性质（secondary quality），和颜色、声音、味道、气息一样。他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说法：我们如何知道在一个特殊的道德情境中最恰当的做法？那就是找一个有德性的人来判断（其实这个说法源自亚里士多德，但是麦兜把它和元伦理学理论结合起来，显得更为完整）。但是，我们又如何判断一个人真正有德性？合乎逻辑的答案当然是找另一个有德性的人来判断。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问：那要是一群人串通起来，互相说自己有德性，那其他人怎么分辨？
我曾经问过我研究生室友说，你们经常说“从作者本人的意图来理解他的作品”，那么，你们怎么知道一种诠释是对作者的意图的正确理解？他说，达到那个境界的人自然能看得出。我说，那你们怎么知道那些人达到了那个境界？他说，达到那个境界的人互相看得出。
其实很多哲学家都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施特劳斯认为只有哲人才能辨认出别的哲人。普特南说，存在着一个专家的群体，他们可以帮助我们辨认一些名词的指称。但是这些专家的成员资格怎么认定呢？只能由该群体内部来认定了。在艺术家里面，这个问题当然体现得最为明显，一个评论家说某个作品是天才之作，我们当然不会自己去看那个作品，并以此判断那个评价家是否胡说，保险的做法是先看看那个评价家在艺术圈的地位，如果他德高望重，那即使我们不知道那个作品天才在哪，我们也会欣然接受他的意见。但问题是，如果除了这个群体内部的人，其他人都没有任何办法判断他们具有这些资格，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在大忽悠？
我并不是想顺便抹黑麦兜，但这个意义上的麦兜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我那位室友的说法，以及作为刘国师和刘门哄抬逼格的佐证。如果说罗蒂主义给了刘国师装逼的垫脚石，那麦兜主义就给了他装逼的豪华阵容。我问过很多被刘小枫吸引过的青年人，他们都说，最早是喜欢他的抒情散文（比如《记恋冬妮娅》），后来找来他的其他文章看，觉得他想法和写法都与其他人不同，再加上其他一些人的热烈推崇，于是认定他是中国最一流的思想家。刘国师每个时期都能吸引到这么一群年轻人，因为和那个时期的其他人文学者相比，他的修辞总是更感性更新鲜。被他深深吸引的年轻人，一部分入了他的门下，另一部分在外围给他叫好，不管是哪一种，都和他在精神上实现双赢：如果刘小枫这块招牌的逼格上去了，那不管是刘小枫，还是刘小枫的弟子，还是刘小枫的粉丝，都显得异常高大上，他人望之而不及。等到后来施特劳斯的出现，刘小枫的麦兜主义就趋近完成了。对于他的弟子和粉丝，他现在有更多的头衔可以分封：“哲人”、“高贵”、“心性高者”、“贵族”。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启蒙。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有了一个现成的入会标准：懂得隐微。怎么判断一个人懂得隐微？那只能是心性高者互证了。说白了就是：小圈子，互相捧，反正一句“你们不懂”就可以把其他人打发了。
我不否认刘门下面和受刘小枫影响的人里，有不少智性卓越之人，前面我提到的我的室友，以及热爱民国的刘兄，在我认识的同辈学人里也算出类拔萃，七零后的学者里，也有一批受过刘小枫影响的、相当可怕的自由主义之敌。但这并不代表刘小枫本人水平有多高，更不代表这些人当初之所以推崇他，是因为“认识”到了他的“高超水平”：刘的弟子和粉丝水平如何，跟他们是逼格是如何产生的，是完全两个问题。
五月《国父论》的初稿出来的时候，出现了不少贻笑大方的常识错误，我也试着挑了几个，比如：把满洲国的“五族协和”写成“五族共和”，说美国的民权运动是受中国的文革的影响而产生……然后一个预备刘门弟子在我的分享下拼命洗地：说“五族共和”也是可以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文献并没有区分得那么清楚，毛的文革理念早于文革的实际发生，人民网的有一篇的相关报道说……后面刘国师自己整理的全稿登了出来，把我说的这些错误全都改了。我想起那个预备弟子慌张的模样，心里止不住冷笑。
这次给邓晓芒的信，可谓让弟子粉丝都颜面丢尽，连不懂哲学、不了解纷争之由来的人都看得出刘国师姿势水平低得让人发指。所以即使作为学术立场，我对罗蒂主义和麦兜主义都是持否定态度。哲学当然不仅是翻新修辞，还要追求智慧和真理；权威的来源不能仅仅来自权威群体的互相承认，还必须有别的辨识标准：如果真理、品德、美，除了掌握它们的人，其他人都无从辨识（即使是通过间接辨识），那它们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
我觉得相比研究“谁是国父”、“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这种伪问题，“我们是否具有，或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人格同一性”以及“胎儿、克隆人和拥有智能的机器人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人’”这样的问题，才能称得上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哲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