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 | 黄之锋美国国会听证会证词

我还警告过大规模的政治逼害。不幸的是，两者都实现了：罗冠聪在7月份失去了席位，我们因为我们参与雨伞运动而于8月被判监。与2014年抗议活动有关的进一步法律纠纷使我无法出国旅行。

我当时曾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正在变成「一国一点五制」，但我认为，近期发生的事件令观察家感到今天我们正接近危险地迈向「一国一制」。

目前的情况表明，北京完全无法理解，更不用说治理自由社会了。

这场抗争由6月9日开始，当时有10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允许疑犯从香港引渡到中国，而中国则无法治保障。不过，在当晚深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该法案的二读将在三天内恢复。所以香港人也要为6月12日的背水一战做准备。

然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知道北京在立法会控制了足够的票数，抗争者在清早包围了立法会所在的政府总部，成功地阻止了立法会议员开会。那时我正在第三次服刑。有一刻，我奇怪为什么新闻频道重播了雨伞运动的镜头，虽然不久我才意识到香港人返出来了。

林郑于6月15日暂缓了该法案，但没有完全撤回该法案。第二天， 200万人历史性地涌上街头，相当于我们整个人口中的四分之一。我不知道，香港人这种不满程度，在现代历史上有那一刻能比得上。

我在三个月前，也就是6月17日出狱，跟着，我和其他香港人一起以最有创意的方式抗争。除了要求撤回法案，我们要求林郑撤回我们作为「暴徒」的定性，放弃所有政治检控，并对警察暴行进行独立调查。我们中的一些人在6月下旬的20国集团峰会之前众筹报纸广告资金，呼吁世界不要忘记香港。其他人于7月1日闯入并占领了立法会大楼，同一天又有55万香港人和平抗议。

每个周末人群继续大量出现，几乎每天都有较小的集会在各区举行。但是政府不会听；它没有化解政治危机，而是大大增强了警察的权力。运动在7月21日达到了转捩点。那天晚上，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联系的暴徒聚集在元朗火车站，无差别地袭击了现场记者，回家的抗议者，甚至是路人。尽管多次发出紧急呼吁，警方仍然拒绝出现，使香港陷入无政府状态和暴徒暴力之中。

仅在8月5日，香港人参加大罢工的那天，警方就发射了800枚催泪弹驱散人群。相比之下，五年前在整个雨伞运动中只发射了87枚，今天警察的过度武力显而易见。他们越来越肆意地使用胡椒喷雾，胡椒球，橡胶子弹，海绵弹，布袋弹和水炮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武器，几乎全部都是从西方民主国家进口的。有鉴于此，我赞赏麦克高文主席上周在众议院介绍了「保护香港法案」。美国公司不能从热爱自由的香港人的暴力镇压中获利。

鲁比奥联席主席最近也写道，根据美国法律，「香港的特殊地位」，「取决于城市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关税区，开放的国际金融联系，以及港元与美元的挂钩。」北京不应该鱼与熊掌两者兼得，在消除我们的社会政治身份的同时，收获经由香港在环球经济地位而得来的利益。这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得到香港公民社会广泛支持的最重要原因，我希望每位国会议员都能注意到这一点。

林郑终于在本月早些时候撤回了这项法案，但正如抗争者一早已不再要求她辞职一样，这一决定现在几乎毫无意义。这场运动远未结束，因为它已经超过一个法案或一个人。我们的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要求是香港真正的结构性变革。我们政府缺乏代表性是问题的核心。

在我发言时，香港正处于关键时刻。各种风险愈来愈高。当局几乎停止发放「不反对通知书」，因此几乎每次示威都是「非法集会」。此外，我们面临的是中国在深圳边境的庞大军事集结。习近平主席不太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十月国庆日之前采取大胆行动，但没人能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派坦克进城仍是不理性的选择，尽管并非不可能。中国对澳门，台湾，西藏，特别是新疆的干涉，提醒人们北京准备在追求宏大的帝国计划方面走得更远。

我曾经是香港年轻人运动的代言人。然而，在目前的无大台运动中，与我们中间因抗议而被解雇，受伤甚至害怕甚至去医院，或被迫自杀的人相比，我的牺牲很少。两个人已失去了一只眼睛。到目前为止，被捕的1400人中最年轻的是只有12岁的男生。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的痛苦是我的痛苦。我们属于同一个想像的社区，为自己的自决权而奋斗，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光明，共同的未来。

今天出生的婴儿在2047年7月1日甚至还未庆祝他的28岁生日，到时香港的「50年不变」政策即将到期。那个限期比它的表面的更接近我们；没有回头路。数十年后，当历史学家回顾过去时，我确信2019年比2014年更加明显，这将成为一个分水岭。我也希望历史学家能够庆祝美国国会站在人权和民主方面的香港人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