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岛事件｜网络资料图片
今天，2019年12日10日，国际人权日，也是台湾“美丽岛事件”40周年。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两年后，为了纪念这个重大日子，联合国把这一天定为“世界人权日”。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世界人权宣言》也有贡献。
不仅仅是投了赞成票。
当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的张彭春，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之一。
张彭春(1892-1957)，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弟，教育家、戏剧活动家、导演，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届“庚子赔款”留学生，与胡适、竺可桢等71人赴美深造，1925年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对了，他还有一个学生，叫曹禺，写《雷雨》那位。
资料介绍，在联合国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张彭春将中国的儒家文化融入草案。比如，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良心”一词便是在张彭春建议下加入的，他甚至还建议起草委员会成员花上几个月时间来深入研究儒家思想。
此外，张彭春运用他的智慧，帮助解决了谈判过程中无数次的僵持局面，弥合了东西方裂缝，促成宣言最后以48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
讽刺的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有重要贡献的中华民国政府，却在反人权的路上越走越远，特别是败退台湾之后，蒋氏政权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引发岛内一拨又一拨的政治反抗浪潮，而蒋氏父子的惯用手段，除了镇压，还是镇压。
美丽岛事件｜网络资料图片
继“二·二八惨案”之后，又爆发了“美丽岛事件”。
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台湾高雄，由一本叫《美丽岛》杂志发起的纪念“世界人权日”民主示威活动，吸引了超过两万人参加。游行者公开喊出“争自由、争民主、争权利”的口号，要求“开放党禁、报禁”，“取消戒严令”。
国民党当局如临大敌，出动镇暴部队、镇暴车与催泪瓦斯弹对付集会人群，造成近两百人受伤。
当时，官方将事件定性为“高雄暴力事件叛乱案”。
在苏峰编著的《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回忆，“美丽岛事件”发生后：
在美的台胞请求我为这个事情表态。我经过了解情况、向国内请示后，表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暴力行为；要求释放被抓的群众。台胞们非常感谢我，热烈鼓掌的情景我一直都记忆犹新。
而今天的台湾，从官方到民间，对“美丽岛事件”有这么一个共识：
“没有这群叛乱犯，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这句话打印在一张巨型照片上。照片约两米见方，人物与真人比例1:1，它记录的，正是1980年3月18日“美丽岛大审”的历史场景，受审的七位“美丽岛事件”首要“叛乱犯”，从左到右分别是：张俊宏、黄信介、陈菊、姚嘉文、施明德、吕秀莲、林弘宣。
“没有这群叛乱犯，就没有今天的民主”这句话，位于照片最下端，在这七个“叛乱犯”的名字后面。
2013年9月10日，在台湾新北市景美看守所旧址，我站在这张巨幅照片前，低下头，看到这句话，如被电击。
位于景美看守所军事法庭旧址的巨幅照片 摄影｜余少镭
照片摆放之处，正是当年对“美丽岛事件”政治犯进行大审的“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第一法庭”原址，位于景美看守所里面。这里原来叫“警备总部军法处暨看守所”，关押的都是未经审判定罪的政治犯。
将视线移到照片中的人物表情上，张俊宏、林弘宣脸上波澜不惊；黄信介面有不屑、激愤之色，陈菊愁眉苦脸，姚嘉文脸向左转，似乎故意面对左侧的摄影镜头；吕秀莲神色凝重，如果她再将脸45度上扬，拳头再紧握一点，那就简直了。
最引人注目的当数施明德，留着一字胡的他，咧嘴笑着，脸上溢满开心、幸福、甚至不乏得意。
如果不明白什么叫求仁得仁，看施明德这个被定格的表情。
网上流传的另外两张受审照片，施明德依然在笑
同样的笑容，此后在施明德的抗争生涯中不只一次绽开。对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从这样的笑容里读懂，他为什么在坐了国民党25年牢之后，因对陈水扁执政不满、绝望，又在2006年8月12日组织发起“百万红衫军倒扁”。
既然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那我就再蹴、三蹴。
看守所的墙上，写着“检举匪谍，人人有责” 摄影｜余少镭
以“叛乱罪”起诉异议人士，几乎是所有独栽政权的惯用伎俩。但通过“军事法庭”来进行审判，则是国民党的独门秘笈——军法审判完全不受法律约束，受审者往往被超期羁押，秘密审理，媒体无权采访。
可以想象，这样的审判，生杀予夺，全在掌权者一句话。
军事法庭旧址 摄影｜余少镭
“美丽岛大审”是个例外。
40年前的今天，“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遭受到来自国内外(特别是美国)的空前舆论压力。权衡再三，蒋经国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将抓来的“叛乱犯”秘密审判，在他拍板之下，审判全程向岛内外人士公开，并同意全部被告委托律师进行辩护。
台湾各大报破天荒第一次全版巨细无遗报道9天的审判过程及对话。
“终有一天，国家的囚徒会成为民主的英雄。”美丽岛大审印证了这句话。这群受审的“叛乱犯”里，有后来的民进党主席、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高雄市长等，其影响力至今仍在发酵。
军事法庭旧址内部，当年，施明德等人正是在这里受审 摄影｜余少镭
同时，这场大审也成就了这些“叛乱犯”们的辩护律师，他们共有15位，在台湾的政治高压时期，可以想象，这些律师要顶着怎样的压力，才能出庭辩护。
这其中，就包括陈水扁。
陈水扁当年30岁，是小有名气、很赚钱的海商法律师，当有人找到他为“叛乱犯”辩护时，连他老师都表示反对，道理明摆着，还想不想干了。据说，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这么对他说：“当一位律师，如果说要自私不敢站出来替他们辩护，那么当律师还有什么用呢？”
最终，陈水扁还是参与了辩护。
所以，陈后来的黑化，真是让人那啥。
美丽岛大审的律师团，后排左三陈水扁，前排中间谢长廷｜网络资料图片
有了这15位律师的参与，军事法庭成了执政者与反对者及其辩护律师公开的政治大辩论，所有的辩论内容每天都登在报纸上，也对台湾民众进行了民主启蒙。
大审最终仍然判决这些“叛乱犯”有罪，判刑最重的是施明德，无期徒刑(本来是死刑)，黄信介有期徒刑十四年，吕秀莲、陈菊等人有期徒刑十二年(后黄信介改判十年，其余六人为八年)。
当年的判决书原件 摄影｜余少镭
经此一役，蒋经国也看到民主大势之不可逆，逐渐开放党禁、报禁，并在7年后，即1987年7月15日，正式颁布“台湾地区解严令”，结束了世界上最长的戒严时期，台湾民主转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这才有了“没有这群叛乱犯，就没有今天的民主”这沉甸甸的15个字。
在押”犯人“放风的地方｜摄影 余少镭
现在，景美看守所有一个新名字：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园区僻居闹市一隅，从外往里望，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建筑，一点也不“景美”。走进去，绿树婆娑，阳光穿过树叶，斑斑驳驳，给人恍若隔世的感觉。
园区由三大部分构成，除军事法庭外，还有“仁爱楼”及“汪希苓软禁区”(囚禁过因“江南案”而被羁押的军情局局长汪希苓)。
志工在向游客介绍看守所历史，这道门，将监所和审讯室分开 摄影｜余少镭
仁爱楼名字动听，其实是最恐怖之所在，它所担负的，主要是羁押及代监执行任务，除牢房外，还有医务室、接见室、餐厅及各类工厂。
据讲解的志工介绍，在景美看守所存在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最传奇同时也最惊心动魄的故事，便发生在医务室里。
志工在讲解医务室里惊心动魄的故事 摄影｜余少镭
景美看守所在押犯最高峰时超过1500人，通常情况下也会关着三四百位受难者，除“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外，著名作家如柏杨、李敖、陈映真等也曾在这里关过。但是，国民党政府当时对国际社会是不承认台湾有政治犯的。
没有证据，“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便无法向受难的政治犯施以援手。
真相的突破口，在医务室一个犯人医生陈中统身上。陈中统才结婚一个多星期就被捕，判刑15年。他是专业医生，看守所长官常指派他外出给眷属看病，他就利用这些机会，多次偷偷溜回家跟太太过生活。
因此，服刑期间，陈中统的太太给他生了两个小孩。
这简直就是台版《肖申克的救赎》。
医务室墙上的图片介绍，左上西装者就是陈中统 摄影｜余少镭
此事后来被李敖写进了关于景美看守所的回忆文里，李敖用他一惯老不正经的笔调戏称，“陈中统的精子会飞越监狱高墙”。
但陈中统不仅会让精子飞，还会让真相飞。
为了让外界知道台湾政治犯的真实情况，他一方面从病历中整理名单，另一方面趁着给政治犯体检之机，收集每个受难者的资料，在另一难友蔡财源帮助下，将名单偷偷带出，寄往海外，并辗转交到国际特赦组织手中。
台湾政治犯名单在国际社会曝光，使得国际特赦师出有名，频频向台湾施压，让蒋政权大为被动，疯狂报复，刑讯逼供蔡财源等，但同时，对政治犯的大面积迫害也有所收敛。
吕秀莲、柏杨、施明德、陈菊等人，都曾被国际特赦援救过。
监房内部，墙上暗红色的是塑胶材质，防止犯人撞墙自杀 摄影｜余少镭
在幸存者的记忆里，景美依然是不堪回首的过去。不少的幸存者，在每一个失眠的深夜，总能听到镣铐拖地的瘆人声音——那是有难友被押去受刑或枪毙。
不堪回首不等于刻意回避，这些幸存者会利用空闲时间回到这里当志工(义工)，向游客讲述当年难友们如何为了争民主自由而饱受非人折磨。
除了举办主题活动外，平时这里游客不多。志工说，随着台湾自由行的逐步开放，大陆游客也越来越多。他们很多都带着了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浓厚兴趣而来，其中也不乏有猎奇心理者，来这里亲身体验带镣铐、钻狗洞、在有人监听的情况下与“探监者”通话等。
小游客们在模拟当年的“面会”（即犯人跟家属见面）摄影｜余少镭
如果我是园区的管理者，我会在墙上刷一句话：无形的镣铐，比实物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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