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视频截图）

随着每日报告的新冠病毒疾病确诊病例直线下降，中国国家卫健委3月12日宣布，中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官方认定疫情通过拐点后，经历了一个多月“封城”的中心疫区湖北各地如何解封成为焦点。由于疫情覆盖了中国所有省级行政区，解封的具体操作也将影响整个中国的复苏进程。

自1月23日以来，湖北多地交通停滞，处于“封城”状态。许多趁农历新年来探亲的人被滞留在城内，包括不少农民工人和外省务工人员。很多人不仅经受疫情爆发的忧虑，还因为长时间没有工作，遭受生存压力。而当疫情远离，出城的路仍然一波三折。

出城之路一波三折

社交媒体微博上，“湖北什么时候解封”的话题标签被广泛讨论，截至13日已有2.2亿人阅读，7.4万人参与讨论。话题涉及如何出城、怎样证明自己健康、复工出行证明怎样开、途经地是否需要隔离等等。

一位自称滞留在湖北荆州的网友说，自己在上海工作，也做好了到上海主动申报、居家隔离的准备。但11日被通知离鄂通道没有开放，一天后通知需要办理健康证明并签署承诺书后即可离开，两天后又说需要开居住社区的接收证明，而社区人员回复，没有官方文件通知不给开证明。

另一位滞留在湖北的人也说，各种证明办不下来，开取接收证和通行证的手续相互制约。“健康证明有效期24小时，24小时根本办不下来这些文件，层层关卡，政府发通知了，地方只会说不行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才能回家？”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副教授马钊对BBC分析称，考虑到疫情有可能反复，出城之路一波三折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反应。

他说，“中国抗疫是采取举国体制、群众动员的模式，抗疫成为政府工作的中心，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地方政府还肩负其它责任，比如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甚至民众的心理健康等等。各地方政府对于防疫与其它工作之间的关系及优先选项有不同的考虑，这也就造成了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地方差异。”

他建议，鉴于湖北是抗疫时间最久、经验最丰富的地区，应该成立政府官员与医疗人员共同参与的领导小组，制定统一的解禁标准。“这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湖北如何解封和复工

尽管民间感受不一，但出自政府的信息确实出现了松动——湖北目前以县为单位，正“分区分级分类分时”推动企业复工和省内人员流动。

湖北省防控指挥部11日发布通告称，武汉市可以恢复涉及医疗设备和药品、水电煤气、蔬菜粮油、快递物流、农业生产等企业，以及“对全国、全球产业链配套有重要影响的企业”，但通知中没有指明具体产业。除此之外，其他企业“先按不早于3月20日24时前复工复产”。

湖北3月初对疫区划分风险等级，以县市区为单位，以连续14天确诊病例数目和聚集型疫情为标准，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湖北日报》报道称，截止3月9日24时，湖北省共有高风险区域12个，中风险区域19个，低风险区域45个。

按照该省防控指挥部的通告，武汉市以外的高风险地区将恢复重要民生企业，以及金融保险、港口货运、重点产业链配套等；中风险地区还可以恢复产业链配套以本地为主的工、农企业，以及建筑业、法律会计等服务业；而在低风险地区，除了人员聚集度高、场所密闭的影剧院、书店、网吧、酒吧、美容店、培训机构等，其他企业可以恢复。

对于不同风险级别的地区，交通和客运恢复的程度也不同。流动人员需要持电子健康码通行，或采取包车方式，“点对点”通行。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留意到，湖北省发布的复工标准“相对模糊，没有明确的定义”。他认为，应该由中央级别发起，从疾病控制角度定下解封标准。“比如一个地区达到零确诊后，几天属于观察期，观察合格后几天内做出复工决定等。”

但马钊质疑，“分区分级分类分时”的决定是由地方行政领导，还是基层防疫体系中的专家团队做出。

马钊对BBC表示，“从疫情爆发到抗疫的整个过程来看，病毒并非遵照政府体系或行政区划而发生或消亡，疫情发展与政府决策之间总会出现一些错位现象。而目前看来最大的教训之一是，没有给与防疫前线的医疗人员足够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力。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将会出现诸如通报不及时、或者决策失误的事情。”

解封中的乌龙事件

在湖北省通告出台的当天上午，距离武汉市150公里外的潜江市突然宣布解除交通管控，将从即日起允许符合无疫情小区的居民外出。该市已经将近半个月没有新增病例，前一天还被列为“高风险地区”。

两个小时后，该市宣布撤回通告。再过两小时，湖北省出台前述通告。

该事件令期待出城的百姓希望落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讨论。一位网友称，“在如此重大的疫情面前，这种朝令夕改的方式，是失信于民的方式，应当接受人民的批评。”

另一位网友说，“想解封，出省遥遥无期，各地政府都怕担责任，互相踢皮球，只为保乌纱帽，老百姓死活已经抛在脑后了，慢慢熬吧。”

吴木銮认为，该乌龙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混乱，以及权利“过渡中央化”的体制症结。他说，“中央收权过紧，导致地方不知道怎么处理。估计地方官员也是好心，但上面害怕出现连带效应，另其他地方也开始解封。”

吴认为，这反应了恢复经济与担心问责之间的矛盾。“是让老百姓丢饭碗还是患肺炎？他们要考虑如何平衡。”

马钊也说，“湖北的官员一方面担心经济与民生问题成为新的恐慌的来源，也同时顾虑解禁后随着人员流动疫情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