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腾讯网策划的一个年终稿，让人站在60年后看今日的诸多事件。没想到一字不易给发表了。）
公元2069年，岁次己丑，序属初夏。正是江城武汉最美丽的季节，花正红，树正绿。黄鹤楼依然巍峨屹立，楼下澄江如练，浩荡东去。可谁知道，江水在四十年前仍浑黄污浊，被称为第二条“黄河”。
黄鹤楼顶层的一间茶室里，一张茶桌旁坐着三个白发苍苍的老妪，外加一个二十多岁的美女，手持一个带有“荆楚在线”标识的话筒。——显然，这是媒体正在采访。
坐上首的那个老婆婆叫邓玉娇，左、右首的两个分别叫罗彩霞和王俊佳。一个甲子前的那一年，这三个老太太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邓玉娇后来结婚，和先生定居武汉多年，罗彩霞退休之后，来到儿子工作的武汉养老，而王佳俊，在六十年前那场“顶替门”风波后，从公众视线中隐去，远赴澳大利亚留学，晚年后回到广州定居。经“荆楚在线”策划，三位当年的“名女”终于在黄鹤楼上聚首了。
这是罗彩霞、王佳俊高中毕业后第一次会面，岁月在当年两位正当年华的同学脸上，无情地雕刻出一道道皱纹。两人握手后，王佳俊说：“彩霞，对不起。”罗彩霞一笑，说：“六十多年都过去了，我们能活到八十多岁再见面，就是上天的保佑。过去的恩恩怨怨，现在想来是一场梦。不过‘顶替门’刚刚发生时，我特别希望你哪怕是电话中亲口对我说一声对不起。”
女记者在一旁插话道：“我找出当年资料查看，百思不解。王奶奶的父亲当年是一个镇党委书记，怎么能运作当地的警察和学校教师，冒名顶替罗奶奶去念大学呢？镇党委书记是个什么东西呢？难道比镇长还大？即使是镇长、县长、省长，如果这样做，很容易被媒体披露，让在野党的议员抓住不放，大肆熏染，成为政治丑闻呀。邓奶奶的经历更是匪夷所思，一个镇政府的官员就敢这样无法无天，平时难道没人管他们么？我看六十年前的报刊，说那时候官员们都是人民公仆，那是个和谐社会呀。怎么审判邓奶奶这个抗暴女英雄时，巴东城好像进入了战时状态。”
王俊佳面有愧色，邓玉娇含笑不语，快嘴快舌的罗彩霞接过话茬。“小妹子呀，你和我孙女差不多大，看六十年前的事情当然不理解，我孙女也觉得奇怪，问我，奶奶，好端端考上大学怎么可能被顶替呢？这是因为时代变了，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往往会觉得荒谬。那个时候的官员比现在可威风多了。镇党委书记是当时执政党的党内职务，但却是一个镇的最高长官，县、市、省也是这样，比现在的镇长、县长权力大得多。而那时候也有镇长、县长，说起来是选的，实际上是执政党派来的，仅仅是书记的一个副手而已。那时候没有在野党，只有一个永远正确的执政党，和几个像行星围着太阳转的民主党派，执政党说什么，他们都举双手赞成。那时候也有类似现在议员的人大代表，可多半也是听书记的话，哪敢在会上公开指责他呀！而当时的媒体也得听执政者的话。”
女记者似有所悟，伸了一下舌头，说：“原来是这样呀！真难以想象！没有在野党像防贼一样看着执政者，议员和媒体也得听当官的话，难怪出出现这样的奇迹。我有点理解邓奶奶的遭遇了。”
邓玉娇缓缓地说道：“六十年前，社会情况和罗彩霞说的差不多，幸亏当时有了互联网。否则像我这样一个弱女子，在当地刺死了要施暴的官员，多半是判刑入狱，沉冤到底。因为有了网络，这事瞒不住了，全国人民都同情我，支持我，许多好心人跑到巴东声援，也有些不那么听话的记者千方百计前来采访报道，向全世界公布真相。还有好心律师主动帮助我，所以才免了牢狱之灾。”
大学历史系科班出身的罗彩霞接着说：“六十年前那个年头真的蛮重要。当时身处其间可能不觉得，反正我就觉得气愤，觉得天下为什么那样多的不平事。‘顶替门’后媒体报道那么多，警察、教育部门应该有不少人参与其中，可多数平安无事，就判了俊佳父亲几年。而我的真实身份，恢复起来困难重重，提出民事诉讼，官司打得好艰难。现在回头看那几年，中国处于大转折期，由于网络带来的信息革命，老百姓不再像以前那样好蒙好骗了，民权意识空前高涨，当官的还想一手遮天，难度越来越大。所以那些年官民冲突特别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和邓玉娇算是特别幸运的，起码平平安安活到现在。那一年有个叫潘蓉的新西兰籍女子，回老家上海用燃烧瓶和政府强制拆迁队对抗，最后也没保住房子，回新西兰后再也没有踏入故土一步；另一个成都女子叫唐福珍，当着政府强拆队的面，在自己屋顶浇汽油自杀。她们比我俩惨多了！”
年轻的女记者盯大眼睛，很傻很天真地再问一句：“奶奶，什么是强制拆迁呀？”
罗彩霞摇摇头说，这个没有一两天的功夫，讲不清楚的。你呀，回去买一本现在还健在的老史学家韩寒写的电子书《中国人权百年史》，看完后你就明白了。
采访毕，女记者提议合影一张。三位老妪走出茶室，背后是不舍昼夜流淌的大江和北岸的蓊郁的龟山，面对镜头灿然一笑。每位老太太饱经风霜的脸上，笑容像菊花一样美丽。（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