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姚家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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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黄微又见到了周恒良，已经停职的他，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里。

她立刻拿出手机，拍照取证。历经长达一年多的性骚扰取证后，她学会了要时刻留下证据。

“如果我以前懂这些，从2016年到现在，我早就收集到他很多证据了。”黄微常说。

2016年，是黄微在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街环卫站工作的起点，也是环卫站站长周恒良对她实施性骚扰的起点。四年时间，她从一个不敢谈性骚扰的普通女工，到自学取证、找律师，如今成为“广东首例以性骚扰为案由的诉讼”当事人。

6月15日，38岁的黄微起诉了周恒良及两人共同工作的环卫站。她的想法很简单，认为是对的就必须做。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现实可能已经超出了她的理解——她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利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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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又多了一个猎物”

广州户口有什么好的？四年前，在湖南耒阳农村长大的黄微问出了这个问题。

黄微不懂得广州户口的好处，更听不懂入职时老乡给她的提示：“你这么年轻，跟领导关系搞好点，到时候给你弄个广州户口、美容师（指“城市美容师”，一种环卫系统荣誉称号）。”

彼时是2016年3月，黄微和丈夫林东一同入职白云街环卫站，成为环卫工人。

环卫站站长周恒良这时已经在此工作超过25年。据工龄超过20年的老员工钟文涛透露，周恒良是湖南衡阳人，14岁左右就到广州打工，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做着垃圾装车的普通工人，2008年前后当上站长。2016年时的周恒良，曾被评为过优秀党员，甚至坐拥一辑由越秀区委组织部制作的宣传片，该片主题为表彰周恒良“开展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创新管理、稳定队伍、温暖他人等工作的先进事迹”。从宣传片可见，周恒良体型壮硕。黄微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挺热情的”。

 

工友陈小霞记得，刚入职时黄微“很白、肤色很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在黄微收集的一段录音证据中，站长周恒良说她“又白净、又小个子，是我最喜欢的菜啊”。

现已离职的张芳是黄微的耒阳同乡，入职时间比黄微早了大半年。两人在近期才知道，各自都收到过周恒良的性骚扰信息。

张芳对全现在提到，当时同事闲聊总会谈及周恒良的“花边新闻”，讲到他和某些女工有不寻常的男女关系。据她透露，站里的老员工都很清楚站长的为人，“看到有年轻一点的、女的进来，都知道他会怎样对待人家……新人进来，（老员工）会开玩笑，好了又进来一个什么，好像又多了一个猎物一样。”

新人黄微自然也听过这些传言和玩笑，最初她并不相信，直至事情发生在自己头上。

黄微记得，入职不满一个月时，周恒良便开始给她发有色情意味的图片、短视频。从她收集到的证据可见，这些短视频都来自网络，画面多为女性胸部裸露或映射男性性器官的内容。随后，周开始直接留言说“我喜欢你”，最初黄微还认真地回复，表示这样不合适，彼此是领导和工人的关系、她已经有老公等等。过了大约四个月，黄微就基本不再回复他的消息。

张芳则在其丈夫从环卫站离职后，开始收到周恒良发来的性骚扰讯息，大约持续了一年，图片和链接也都是男女亲热、性暗示的内容。张芳曾明确回复不要再发，周恒良既不停止也不解释，“你提示了，他还是一样给你发，但不说话，也不解释”、“有时候会天天发，不间断也不分时间段”。

也大抵在2016年前后，一名现已离职的女工告诉张芳，自己也遭遇过周恒良的性骚扰，收到的图片、视频是“比较肉的”，吓得她当时立马删了。

“他对女下属，都是以这种方式，就看你是否愿意接他的招。如果你愿意，那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张芳这样形容周恒良发来的性暗示信息，“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你就该做自己的还是做自己的。”陈小霞则对全现在表示，工人们私下确实会讲周恒良跟某些女工有男女关系，但她自己没有收到过骚扰信息，也无法坐实。“小黄（指黄微）不吃他那一套，要是吃他那一套，也不会（只）做员工了。”陈小霞说。

工作时间长了，黄微逐渐意识到，老乡说的那句“广州户口”，实质话中有话。这是环卫站盛传的“潜规则”——与站内最大的领导周恒良保持暧昧，甚至发展男女关系，将得到不少好处。而周恒良本人以及站内大多数的女工人均为已婚，站内更有不少跟黄微夫妇一样的夫妻档工人。

钟文涛对全现在证实，大约从2012年开始，工人们私下会说站长给某些女工传图片、说不好听的话，甚至发展男女关系。例如去旅游时，会特意安排不让某名女工与其丈夫一起住。而这位传言中与站长有男女关系的女工，也收获了不少好处——她的十个亲戚在站内工作，其中有担任管理岗的、也有取得区荣誉称号的。用陈小霞的话说，“站里就她们一大家子最威风了”。而在接受全现在采访时，该女工的亲属否认了这一传言。

对于这一“潜规则”，在全现在采访的十余名白云街环卫工人中，有人说这是别人的私事不好说，也有人称从未听说，有三名工人则明确表示，这是环卫站内公开的秘密。

“公开的秘密”使得张芳在受到骚扰后，选择了特意避嫌，减少和周恒良接触，免得成为别人口中闲话的主角。

黄微也听过一些关于自己的闲话，但她觉得自己没做过什么，也不担心被人说。她的丈夫林东也很相信妻子。直到今年6月立案后，他才知道妻子长期受到周恒良的性骚扰——黄微一直不敢告诉他。

“觉得很丢人，不好说”，当时黄微下意识地认为，收到性骚扰信息，不是好事，所以几乎未和任何人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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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站江湖

白云街环卫站办公室在一栋三层高的独栋楼房里，一楼是环卫站办公室和社区活动中心，二、三楼均为环卫站的员工宿舍，黄微一家就住在其中。平时工人都上街工作，只有包括站长在内的几名管理人员会坐办公室。

 

入职后第二个月，周恒良就直接提出想和黄微在办公室发生性关系。在录音资料中，周恒良还解释，如果去酒店开房的话，会留下记录，而办公室足够隐秘，两个人不说就没人知道。

“经常说你（工作）完了，去办公室，跟我做一次，我给你三百来块钱，好不好，我晚上给你电话或者微信，你就下来。”黄微还记得周恒良说过的话。面对这种“邀约”，她不敢直接拒绝，也不敢撕破脸，只能回复说没有空。

“那时只能一直忍下去。”黄微说。

在工作上，她很怕周恒良。开大会时，周恒良会很大声地骂人，有时还会拍桌子，“骂得你都想走人了”。据黄微夫妇回忆，在他们刚工作的前两年，有三名工人被解雇。黄微记得，周曾经说过，炒一个人赔几千块没所谓。这让他们觉得周权力很大。更何况，当时他们只签订了一年期合同，为保住工作，更不敢得罪周。

综合数名工人的说法，环卫站在去年选出两名副站长之前，该职位一直空缺，且站内事务也没有员工手册可循，即工作安排和福利分配都没有标准——大部分受访工人表示，根本不存在员工手册，只有一名工人说它贴在办公室墙上。

这使得作为站长的周恒良，对站内诸事务有更大的决定权。

“（周）不满意，所以就否定了这个（选举）过程……我们都投了另外一个人，没有投给他预定的人，所以就干脆不要你们员工投票了。”林东如此描述发生在2017年前后的副站长选举。他记忆中自己投过票的两次选举中，周恒良心仪的人选都没有选上，于是结果直接作废，副站长继续空置。到后来，就只有管理人员才有投票权。钟文涛也确认曾有此事，他直言站内很多选举都不透明，从不公开唱票。

关于此事也有不同的解释。环卫站内的综合管理人员陆春生对全现在表示，此前副站长空置是因为未有合适的人选，那时有过提名，但没有实质选过；工人李豪则说，现在副站长是全体工人投票选出的。

对于周恒良本人，工人们的评价也存在一定差异。有工人说，可以和他打成一片，一起抽烟、一起玩；亦有人说，他有威严，大家都怕他。张芳则形容，周恒良像一只狡猾的老狐狸。

在黄微看来，周恒良的管理方式是爱挑拨离间，让工人们相互看不顺眼，他则更好管理。例如周恒良会告诉她，某某同事在打她小报告。所谓的小报告是否存在，黄微自己也难以分辨，周恒良甚至向黄微同在站内工作的大姑谎称，黄微一直妒忌她。

工作得越久，黄微越发觉得，环卫站内难以找到能信任的工友，她用“复杂”来形容环卫站的内部。在这里，“关系”是一个高频词，就像站内的硬货币。

按照工人们的说法，现在全站90多名工人中，有40多人是湖南籍，又以周恒良同乡的衡阳人和耒阳人为主，尽管耒阳系衡阳下辖县级市，但两地工人并不认为彼此是老乡。工人们大多是一个搭一个地由老乡介绍而来。这种背景结合周恒良的管理方式，使得站内的“关系网”无处不在：环卫站入职要靠关系介绍；员工宿舍要靠关系拿到大一些的房间；甚至连加班都得靠关系——加班是增收的途径，对环卫工来说，加班机会形同隐性福利。

这个关系网络就如同一个以站长周恒良为中心的差序格局。

张芳自称是关系网络中“局外人中的局外人”——她既不是站长的衡阳同乡，也和站长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工友关系，张芳认为，“表面上都还挺好，但好像有分帮派一样，跟他（周恒良）关系好的，大家就会疏远一些。”黄微也属于“局外人”，她被安排到工作量较大的街区，一家四口分配到的宿舍只有7.6平方米。

谈到为何不向街道办反映性骚扰问题时，两名女工均提到了一个词——“官官相护”。“我们是弱势群体，他们是官官相护的。”张芳认为，“投诉反映的话，没起到什么作用，反而工作上会刁难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3 ////
是玩笑还是性骚扰

黄微同样认为反映情况无用。她选择直接在法院立案起诉，就是希望能绕开这套充斥着关系的系统，用更有保障的方式维权。

2018年8月，黄微的忍耐到达极限。

此前，她已经把周恒良微信拉黑了半年。后来在工作场合遇到，又不得不重新加回好友。她没想到，已经过了两年半，周恒良的性骚扰不仅没有停止，还发展至在岗位上说喜欢她，并提出以金钱和她进行性交易。

“以前没有证据，不敢说……不然他会赖到我头上，我会背黑锅的。”黄微意识到，想要把被性骚扰一事公开，勇气和证据缺一不可。

决定举报周恒良后，黄微开始在上网查有关性骚扰的消息，转发、点赞一些反性骚扰案件。她先后花了800元买录音笔，但不太懂操作，只得找人帮她装好手机录音软件。接下来的一年多，她一见到周恒良走过来，就偷偷把手机攥在手里，按下录音键。黄微说，刚开始取证时，她还有些心虚。但后来被性骚扰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取证反倒没那么难了。

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是黄微的休息日。早上七点多，她就到了越秀区法院办立案。那天她做的唯一准备就是心理准备，“工作大不了不干了”。立案三天后的晚上，环卫站所属的白云街街道办及街党工委发出公告称，将由街纪工委派出监察组进行核查，并“暂时停止街道环卫站站长周某某职务”。

 

全现在致电周恒良时，他表示现在不方便对此案作出任何回应。此前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并没有性骚扰，只是开玩笑。

环卫站内的综合管理人员陆春生告诉全现在，目前这个案件还很难讲，“有的人喜欢开玩笑，有的不喜欢，不喜欢就会当回事”。他表示，以前没有听说过站长会给女工发性骚扰图片，但是开个玩笑是有的，“这些是免不了的，大家都这么熟了，长时间在一起，有时无聊啦，没什么事了，开个玩笑是有的。你跟他说自己不喜欢听玩笑，他也不可能继续跟你开。”

男工人李豪也认同这个说法，他不相信站长会做性骚扰的事，并强调站长就是爱开玩笑。当得知有证据显示站长直接提出想和工人发生关系，李豪的回复是，“跟你不认得不会开玩笑”。至于性暗示的图片，李豪说男工之间也会相互发，“男人嘛，人家发这些照片有什么关系的，又不是真的。”

甚至张芳自己也觉得，发图片的行为难以界定是玩笑还是性骚扰：“在那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骚扰，也可以大方一点，理解为他开玩笑，说严重一点的话，就可以说是一种性骚扰。”

此类讯息是性骚扰还是“开玩笑”，在此前的司法实践中，也曾有相关案例。据北京朝阳法院的消息，在2004年一宗性骚扰短信民事诉讼中，被告向原告发送带有淫秽性和威胁性内容的短信，并在事后辩称两人很熟，这是开玩笑；而法院则认定这是性骚扰。在判决书中，法官将性骚扰定义为“违背对方意愿，故意侵扰对方性权利的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同时法官指出，要判断性骚扰，可以从被骚扰者和骚扰者的主观状态、骚扰的客观行为，以及侵犯的权利客体这四方面作分析。如果骚扰者客观上有骚扰行为，主观上存在有性意识的故意，而且在明知违背被骚扰者的主观意愿的情况下进行骚扰，侵犯了被骚扰者的性权利，那么即可认定为性骚扰。

审理上述案件的法官董立强在回顾案件时，更有此评价：“被告不能以熟人之间‘开玩笑过火’作为耍流氓的遮羞布。”北京朝阳法院称，此案的审理推动了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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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之后

7月27日，一个寻常的工作日，黄微骑着单车上街扫地。立案后，她心里轻松多了，再也不用守着这个秘密。除此之外，生活和工作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

得知此事后，林东曾问过妻子，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黄微的回答是，自己怕夫妻俩会因此吵架。现在，林东很支持妻子起诉的决定，“这（周的行为）已经到了女人的底线了。”

环卫站内部则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工友都尽量不去和黄微接触。陈小霞透露，有老乡提示她不要跟黄微来往。两人在路上遇见，陈小霞还是保持着朋友的热情，牵了一下手，但她的下一句话是：别让人见到我跟你在一起。

黄微对此也心照不宣，“到处都是他的人。”他，指的就是周恒良。走在路上时，她总会留心身边是否有同事，有时正说着话，会突然停下来，过一会才再开口：“刚经过那人是他老乡。”

在环卫站的管理架构中，有一个巡检的岗位，主要在车上巡视工作，监督一线工人，以及处理机动任务。如今面对巡检，黄微总有种被盯梢的感觉。她发现，在立案后，检查人员上班的时间明显更早了。她怀疑是刻意想抓她迟到。另外还有老乡提醒她，有人在工作岗位上拍她的照片。

性骚扰案件原本只是原告黄微和被告周恒良、环卫站三方的事，但在关系复杂的环卫站，一旦要更换领导，势必触及普通工人的利益。周恒良的老乡曾对黄微说，你怎么这么狠，举报了他，让我们“一锅熟”（大家一起完蛋）。

据全现在了解到的信息，在广州环卫系统内，白云街环卫站的待遇算是最好的一批。且由于周恒良在管理上不爱罚款，所以即便不是“关系户”的工人，待遇也属不错。环卫工人蒋军直言，这个案件对他们普通工人也有影响，“如果来一个好一点的（新领导），就差不多，但如果来一个差一点的，那就肯定有影响”。

也因此，据黄微透露，在同站工友中，比较支持她的人只有三、四个，而且也只敢暗地里支持。黄微也把案情跟商场里的同事说过——她晚上会在商场做兼职。不同于站内的工友，商场的同事都在为她加油。

钟文涛一直不喜欢周恒良的管理模式，觉得他爱搞老乡关系，工作上不透明。他说，如果这件事能把他搞下来也好，为女人除了一个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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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职站长已回来工作

立案后轻松的日子只过了半个月，出乎黄微意料的是，比调查结果更早到来的，是周恒良的复工。

7月6日是黄微立案以来最难熬的一天。她见到周恒良在办公室里像以往一样上班，她难受得边扫地边掉眼泪。

黄微把周恒良复工的情况告知给街道纪工委。对方的答复是，周现在是停职不是开除，他还是环卫站的工作人员，但不能坐办公室了，他现在的岗位是摆单车。这一工作安排，也得到了另一名工人的确认。

全现在于8月3日及4日，致电环卫站办公室及白云街街道办，询问周恒良目前的工作状态。环卫站办公室表示，对于周是否已复工并不清楚。街道办工作人员则表示，此事主要由纪委、监察在跟进，具体情况不算特别清楚。但据街道办所知，周恒良并没有复工。而白云街党工委书记杨海涛则拒绝回应周恒良是否已复工，仅表示周已经停职。

从黄微收集到的周恒良的7月工作照可见，他并没有像其他普通工人一样穿工装，而是像做站长时一样穿着便服。钟文涛则称，7月28日上午，他见到周恒良在工作场地指挥工作，跟以前做站长时没有差别。

全现在取得的一份白云街环卫站7月至9月的排班表显示，周恒良的名字排列在左上角的第一位，并且享有双休——这是管理层才有的待遇，一般工人都只是单休。对比周恒良尚未停职时的排班表，新一期排班表与旧的无明显差别，只是新一期排班表将有“管理人员”字眼的表头全部去掉。

环卫站2020年7月至9月排班表

这起性骚扰诉讼将在8月中旬开庭审理。同列被告席的，还有作为用人单位的环卫站。黄微坦言，自己对法律并不熟悉，在立案时是听取律师意见，将环卫站一并起诉的。律师提醒她，环卫站是工作单位，有保护女工的责任。她也认同这一观点，觉得这样做能保护到更多女工。

白云街环卫站办公室告诉全现在，站内一直有联合工会、妇联做防治性骚扰的措施，但具体措施的细节不方便透露。

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北京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长期关注性骚扰议题的律师李莹对全现在分析，基于这一规定，用人单位负有设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法律义务，而这套防治机制应该包含有单位明确规定禁止性骚扰、预防培训、接受投诉及处理的制度、惩罚措施等。

“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司法实践中，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李莹告诉全现在，根据他们对司法大数据的研究，在涉及性骚扰的民事诉讼中，还没有发现判决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例。这一司法现状，与有关法律法规未明确单位的法律责任有关，虽然单位有防治性骚扰的义务，但如果单位没有履行此义务，并没有直接对应的法律责任。

今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在第1010条中规定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李莹表示，《民法典》使单位责任的内容更具体了，但也并未明确单位的法律责任，如果想追究单位法律责任，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可能需要从性骚扰行为违反职务行为、或是单位违反劳动安全义务的角度来进行诉讼，其操作难度依然较大。

目前，黄微提出了三点诉求：周恒良赔礼道歉；环卫站开除周恒良，并禁止其在越秀区环卫系统内任职；环卫站承诺不会对黄微一家打击报复。

三点诉求中，黄微夫妇最在意的，还是第二点。林东担心，“要是（周恒良）调去别的站，过两年又会回来，到时候一定整死我们，我们一家人都没好日子过。”

对于当事人希望环卫站开除周恒良，并禁止其在区环卫系统内任职的诉求——能否通过此次民事诉讼实现，李莹直言“不好判断”。李莹举例，自己代理的一起职场性骚扰案件，在法院判决生效，已认定被告人构成性骚扰后，这名骚扰者依然在原单位工作。当律师向这一单位去函要求解雇骚扰者后，单位也没有作任何回复。

李莹认为，总体来讲，从法律规定到现实执行，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目前的案例来看，在现实中的执行还是非常不够的。”

截至发稿，监察组针对周恒良性骚扰问题的调查尚未公布结果。白云街纪工委办公室人员表示，调查尚在走流程，有结果后将会统一向公众公布。问到一般情况下，如果查实有性骚扰问题，将受到何种处理，该工作人员称，因为在纪律处分条例上，未有直接写明“性骚扰”这一违纪行为，此前他们也从未处理过性骚扰的调查案件，因此无法回应这一问题。

据了解，立案后，黄微也一直试图通过三方协商调解，来实现她的诉求。在环卫站工人之间，近期流传出周恒良要拿20万和黄微私了此事。但黄微表示，完全没有这件事，而且她很怕大家以为自己是为了钱，才去起诉的。

黄微特意叮嘱律师，在协商时不要主动谈赔偿金额——她怕会成为话柄。

问到多少钱，她会愿意和解。黄微脱口而出：“给我200万也不要。”

文内除周恒良、陆春生、李莹、杨海涛、董立强外，其余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