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温家宝慰问在京农民工时谈到，成家立业、买房子、生孩子，这是年轻农民工遇到的新问题。各地要从实际出发，逐步使有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

这番话触及近来舆论高度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话题。富士康系列自杀事件，以及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维权事件，让人深刻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对人生未来的向往，明显不同于他们的上一代人。他们不愿再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拿青春换取微薄的收入，卑微地徘徊于城市的边缘。

在过去30多年，最早一批农民工如同候鸟一般，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到了春节又大规模地返回农村。在城市里，安放他们身体和灵魂的，或许只有一间租来的小房间，甚至可能只是一张铁架床。他们并非没有城市梦，但在现实面前，他们大多选择了在城市赚点钱，寄回去给留守农村的亲人。运气好点的话，就是在打了多年工后，能够存下一笔钱，回老家开个小店，当个小老板。

新生代农民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想在城里打工，还迫切地想融入城市，在城市里安家立业。即使那是一个长远的计划，活在当下，他们也希望能够不再像上代人那样庸庸碌碌，成为庞大产业机器的渺小“构件”。他们渴望有正常的休息日，像“城里人”那样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也因如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正在不断地增强。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劳工问题，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然而，融入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依然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旅途。这里不仅涉及一系列制度的安排，也存在许多客观的、一时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今年2 月，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第一，他们许多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也就是说没有生产资料；第二，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对农业生产也不熟悉；第三，他们许多人没有解决户籍问题，因此，他们的恋爱、结婚，以致将来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妥善加以解决。

既疏离于农村生活，又难以获得城市的“准入证”，这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名符其实的边缘人群。从这点来讲，一方面是要建设好农村，分担和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则是要从制度上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在制度建设方面，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尽快破除二元化户籍制度，赋以进城农民工平等的地位；其次，要尽快构建完善的社保体系，为农民工提供社会基本保障；此外，还应大力发展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面向广大进城人员提供均衡的政府和社会服务。

不得不承认，在现有条件下，城市的人口容量是有限的。大量人口短时间内涌入城市，必然造成城市难以负载，给城市正常运作带来许多方面的难题。例如在子女上学方面，公共教育资源匮乏自然会导致上学难问题，以及相应的外来贫困子弟被排挤等效应。拉美的城市化经验也表明，过度城市化很可能随之产生大量贫民窟，从而出现“城市让生活更加不美好”的状况。这给某些专家学者反对破除户籍制度，呼吁对外来人口设置各种门槛提供了理由。

但是必须看到，城市化进程已不可逆转，在制度上设置门槛只会带来更多的人权与社会问题。道理很简单，这非但不可能缓解城市压力，反倒会让那些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人们奋起追求平等。所以，破除制度障碍，赋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户籍身份、社会保障以及提供均衡的公共服务，这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仍以教育为例，眼下有些地方不但不大力扶持民工子弟学校，还采取了各种打压措施，这实在是愚不可及的做法。

这也表明了，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一方面亟待破除制度坚冰，另一方面也是在考验城市的执政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离开了乡村，失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那个家园，倘若城市不积极地接纳他们，甚至采取排斥态度，随着城市梦破灭而来的，将是绝望与愤怒。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01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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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