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深圳海事局官员贡献出“屁民”一词风行至今，而今年的流行词中，肯定会有 “领导”两字的一席之地：2010年6月11日，马鞍山市花山区旅游局局长汪某开车刮蹭一初二学生后，下车打了那男孩一记耳光。据说这个耳光声震四野，50米外都听到了爆响。这自然引起群众围观，不巧的是，该局长还说了句估计会让他后悔很长时间的话：“我是领导”，事情一下子就搞大了。结果，马鞍山市真正的大领导出面都没有摆平，还是出动武警与催泪弹才能脱身。当然，目前的处理还算是让人有出了一口气之感，该“领导”不但被大领导当场免职，而且已经被拘留。古波斯诗人有诗句感慨人生云：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所来兮何所终。此事件历经的时间并不长，猛然来之、忽然结束之。不过，如果真是“不知何所来兮”的话，似乎我们社会未来有“不知何所终”的危险，
该事件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试为读者诸君剖析之。
第一个问题自然是为什么一个芝麻绿豆小官会自称为“领导”？建国后，我们据说消灭了阶级，但是保留了级别，领导就是等级制的一种。原本这并无问题，等级制在行政系统以及其他系统里都是需要的，代表一种责权利制度，总是要有人最后拍板决定某些事的。但等级制最重要的是只能出现在官场中，不能笼罩整个社会，使得等级制本身成为社会身份唯一的标准。可由于我们社会的特色所决定，这种等级制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社会身份的唯一象征，即使在这三十年里出现了另一个衡量系统—金钱—的时候，也依然是非常有效的身份标识。这种状态之下，哪怕这样一个小官自居“领导”也是很正常的，村长也是干部嘛，尤其是有权的时候。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道理很简单，打酱油这件事并不是真的打酱油，而是有感而发。我们的社会早就开始某种程度的对立，由于这种等级制度笼罩着社会，特权已经成为老百姓心中真正憎恶的目标。而特权本身是无法约束的，更不要太多指望掌握特权的人自我约束，从而也就更加深了这种对立。特权膨胀得利害的结果，就是大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反应。哪怕你没有被强拆、被遣送，在路上开车都会被特权车刮上一把。群体性事件在这两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问题，这个及时处理的“就地免职”与“刑事拘留”到底体现了一种什么精神？很遗憾，看上去雷厉风行的处理之后，还是那个“领导”二字。这位小领导当然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领导下去，但什么事情都要有个章法，大领导这么处理小领导，自然依然是人治的一种。虽然原因是为了及时平息事态，但这种人治恰恰是导致这种事发生的原因。现在维稳是首先的要务，只是如此维稳只能是强制稳定，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一个耳光无论怎样都够不上刑拘的资格这种事都不说了，我们要想一想，既然一言可摘乌纱帽，一言再还给乌纱帽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一个小小的冲突，最终要动用武警与催泪弹来解决问题，而催泪弹所依赖的风向一转，其效果就成为了负效果，这种处理方式应该说成本相当高。这也是此事所能带来的最深刻的思考：从一个耳光一个人叫嚣的话语就会招致如此的民意表达来看，不可把很多事情都视为偶发事件了。民怨所积，已经处于有个裂口就会释放的程度，而权力的膨胀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自我约束的迹象，尤其是在基层政府，由于每天都接触大量民众，更容易引发这种事件。
所以，著名学者于建嵘先生所言的“动态维稳”是当务之急，而动态维稳的要点在于约束权力使用，这要从根本的权力架构上动手才行。
转自：时代周报 作者：五岳散人 原题未《“我是领导”背后的强制维稳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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