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盎山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10-7-20

官员问责制度进入公众视线，是从2003年“非典”开始的，到了多事之秋的2008年，几乎成了“问责年”。但最近两年，问责制也饱受质疑，缘故是被问责的官员几乎都复出了。

有的评论提出，官员复出要有透明的程序，在究竟等多长时间才能复出上各抒己见，有些省份还煞有介事地制定了复出的条件。

终于，这种“问责–复出”式把戏，被江西一座小城彻底戳穿了：

抗洪期间组织官员外出旅游的江西省丰城市卫生局局长甘志华被免职，仅仅三天后，这位落马局长就转任卫生局党委书记。

——问责制给予公众的承诺，被闪电式复出完爆，使得有关复出“程序”的种种讨论，显得十分矫情：既然默认了要复出，就别怪有人就会来个闪电式的。

这幕在现实生活上演的黑色幽默是一个信号，它提示着双重的疏离：

官员群体疏离民众是显而易见的，而同时又是地方、部门官员对于中央的疏离：他们无视或有意曲解中央的文件，毫不顾忌复出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里分析、比较了历史上的各个官僚帝国。按照他的理论，长时间被铁腕统治的官僚，会变得自主性削弱、低效、形式 主义，他们采用各种伎俩躲避统治者的控制，变成了仅为自我利益活动的群体，尽可能淡化服务取向和责任。他们既不服务于统治者，也不服务于主要社会阶层，完 全关注于为一己谋取最大利益。

中国各王朝的衰落时期都是如此。当自利取向占据官员主流时，官场的典型表现是：

1、主要通过在官僚内部引荐亲私的方式来进行吏员铨选；

2、官僚将其职位主要地视为薪俸之源，视之为其私有的、甚至是世袭的财产；肆无忌惮地进行官职买卖；

3、由之而来的官僚吏员，超出任务所需的数量膨胀，以及可称之为帕金森定律的倾向；

4、部门的急剧增殖，其间的协作日益困难；

5、官僚活动效率的下降；

6、官僚事务之中越来越多的形式主义与繁文缛节，既表现在官僚内部的关系上，也表现在他们与其服务对象的关系之中。（摘自《帝国的政治体系》第十章）

虽然以上几点说的是古代的官僚帝国官员主流趋向于自利时的背景，但不难看出，这几乎就是中国当今官场的写照。

从官员问责再复出、各种雷人的官腔，我们可以看到官员对公众、对高层的双重疏离。要想打破这种疏离，用更铁腕的手段会适得其反，还是要靠执政党那句老话：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管多么严厉的问责制度、多么详细的财产报告规定，如果只是停留在内部、关起门来自家算账的话，都走不出官僚群体日趋异化的宿命。

——这是现代政治的常识了，但却没有成为执政党的共识，也就难怪现代政府会重现古代官场的末世相了。

请看原文：
闪电式复出与帝国的末世相_人在旅途_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