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政治体制转型模式的思考
洪海按：就该这样思考中国民主的出路——冷静、理性、客观、辨证、深刻、细致，有经验、有教训，既充满理想化的色彩，又认识到严酷的现实性，有智慧、有谋略，有近忧、有远虑，有定论、有弹性，有历史的使命感、有现实的责任感……牛克思先生对中国民主的出路做了明白清晰的思考，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要知道，被奴驭的老百姓如果害怕革命，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奴驭老百姓的统治者如果不思改良，就不得不面对革命！如果老百姓自己都反对革命，统治者就永远不会进行改良。”“老百姓应该用革命逼迫统治者改良，而统治者应该用改良叫老百姓放弃革命。”“害怕革命的改良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抛弃改良的革命必定给中国带来另一个专制。”“政治体制转型完全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也做不到一滴血都不流。”这些话说得多经典啊！
群众的普遍反抗是需要强大的正义力量唤起和支撑的，专制势力也要在不断的打击和重创下才能削弱和衰亡。因此，我们目前特别需要做的正是这件头等大事——唤起民众，反抗专制！国内的革命条件就是要在日益加剧的大规模的普遍反抗中逐步成熟，独裁政府也只有在不断升级的革命斗争中才可能崩溃。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从多角度、全方位创造革命条件，加剧民众反抗，加速红色王朝崩溃。
一、后6•4时代民主运动的特点
以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为契机引发了北京市在校大学生的悼念活动，由于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对大学生持同情态度，使得中央政治局在如何处置这次悼念活动的态度上出现了分歧，警察和学生的肢体冲突又导致了学生情绪的激化，为了支持前期游行的学生，更多的学生走上街头。虽然4月26日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措词强烈的社论谴责学生们的行动，但是这种语言上的恐吓不但没有阻止学生们的行动，反而激化了政府和学生之间的矛盾。直到5月17日共产党才决定对北京市实行戒严，学生们的游行整整开展一个月的时间，游行人数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成为超过100万人的大游行。
6•4事件给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刺激，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其《6•4日记》中说它给国家造成的影响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有鉴于此，共产党对群体性事件加强了防备心理。他们总结了6•4事件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变成一场全国性民主运动的教训，认为要防止类似大规模民主运动的重演，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强调党内团结，面对群体性事件不能再出现不同的声音；二是密切关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切实做到防微杜渐，坚决把群体性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李鹏在其《6•4日记》里总结道：“这场动乱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最高层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错误态度和错误决策。其次，对一切不安定因素，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任其扩大，以至于难以收拾的地步。”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共产党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幌子，加大了对民运人士的打击力度，使得6•4以后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入了严酷的寒冬。
统治者态度的变化无疑会对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6•4民主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共产党再没有放下过端在他们手里的武器，他们对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态势下，要想重新出现6•4时期那种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几乎是不可能了。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2009年全国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发生了10万起，最终也没有汇聚成一个统一的全民性民主运动的原因。这就是后6•4时代民主运动面临的新局面。针对这个新的局面，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型最终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这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值得我们每一个关注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重视。
二、世界上民主转型模式探讨
纵观世界各国民主化的实现模式，无外乎以下几种：
1. 像英国那样的妥协型，这种类型的政治体制转型有其先天的条件。历史上英国的国王势力并不像亚洲国王那么强大，他只不过是众多贵族中势力最大的一个贵族，其它贵族的势力虽然不如国王，但是他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拥有可供自己调动的军队，因此英国的国王并不是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的，国王可能很容易压服某一个贵族，但是却没有能力压服团结起来的贵族。在国王和贵族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国王必须适时妥协，否则就有可能被联合起来的贵族废黜。正是在这种王权与贵族力量相对均衡的斗争中，英国在1215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档《大宪章》，为日后导致英国政治体制彻底转型的光荣革命奠定了基础。
2. 像美国那样的智能型。美国的独立战争发生在英国光荣革命后将近100年，那时既有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现实样板可供参考，又有鲁索、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巨著可供指导，美国雄心勃勃的开国元勋们抛弃了自己的私利，用先进的政治理念规划出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理想国家。
3. 像日本那样的输入型。某些独裁国家在民族优越性幻觉的支配下，妄图侵占别国的领土、奴役别国的人民而发动侵略战争，因为战争失败，在战胜国的主导下建立了民主政治，实现了政治体制转型。以色列也可以算是输入型民主，只不过她没有转型问题，她是在联合国帮助下建立的新国家。
4. 像法国那样的革命型。由于国内矛盾极端尖锐，受压迫的人民忍无可忍被迫起义，用武力推翻独裁统治者，实现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
以上四种模式都不是绝无仅有的，它们完全可以模仿和复制。
比如前苏联和台湾的政治体制转型就可以看作智能型，它们都是在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带领下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转型。在这种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因为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还没有受到破坏，所以社会遭受的损失最小。当然，如果在这种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还伴有经济体制转型，像前苏联那样，表面上看似乎损失也不小，但是这种损失并不是政治体制转型造成的，而是经济体制转型本身不可避免的，与政治体制转型完全无关。
一个例子是巴西。巴西是民主政体，用不着进行政治体制转型，可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它把进口替代政策搞过了头，走到了闭关锁国的国有经济道路上，虽然刚开始效果不错，可是因为没有国际竞争的压力，使得原先进口的先进生产设备变得陈旧落后，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当它在债务的重压下不得不重返国际市场时，才发现自己的产品完全没有竞争力，从而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是民主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另一个例子是台湾。台湾一直奉行私有制经济政策，在政治体制转型时不需要进行经济体制转型，所以台湾的政治体制转型就没有给经济造成任何损失。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智能型政治体制转型模式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
三、中国民主转型路径分析
中国没有英国那样可以和统治者抗衡的力量，因此不可能走英国式的政治体制转型模式；中国的国力强大，并且暂时还没有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别国没有理由和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让共产党放弃独裁统治转而接受民主政治体制，所以中国也不可能走日本式的输入型政治体制转型模式。这样，中国的政治体制转型就只剩下美国式的智能型和法国式的革命型两条道路可以走了，最后会选择什么道路，要依国家领导人的智慧和国内官民矛盾的激烈程度而定。
在国内官民矛盾还没有激烈到爆发革命之前，如果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接受了民主政治理念，自觉地带领中国实现政治体制转型，那么真是中国人民之大幸。可是现实却无法让人乐观，这是因为集权政治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上，对集权本身有不断强化的作用，但对社会进步来说却是逆向淘汰的。现任的国家领导集团在考察候选人的时候，都会注重候选人的政治倾向，具有民主思想的候选人会被他们认为政治上不可靠而淘汰，只有认可集权专制的候选人才会被选入国家领导集团。这样，一般情况下，统治集团会变得越来越专制保守，从而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
在这种不断强化集权的干部选拔机制下，国家领导集团内部出现具有民主思想意识的人是很难的，如果出现了，完全是偶然现象，是这种干部选拔机制的变异。毛泽东选拔的干部是一个比一个左，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他的赏识。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依靠自己在军队中的老关系，用逼宫的方式把华国锋赶下了台。在邓小平刚刚掌握政权的时候，胡耀帮、赵紫阳追求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与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即为毛泽东时代受到迫害的“反革命”和“右派”人士平反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表面上的一致性，使邓小平对他们“看走了眼”
（《李鹏6•4日记》语），先后任命了胡耀帮和赵紫阳当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除了这两位总书记以外，国家领导人又出现了一个比一个左的现象。胡耀帮和赵紫阳这两位变异的总书记很快被这种干部选拔机制淘汰了，从江泽民开始，谁对要求民主自由的人打击得越卖力谁就越能成为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江泽民迫害要求信仰自由的法轮功人士，胡锦涛动用暴力机器掠夺人民财产搞大跃进式的经济建设，把胡耀帮、赵紫阳开创的依法治国的理念彻底破坏了，使中国重新回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不同的只是，文化大革命是不分干部群众大家一片混战，而现在则是共产党团结起来奴驭人民。
在这种越来越严厉的集权统治下，共产党连自己制定的法律规则都不遵守，非法绑架、暴力殴打、栽赃陷害已经成了共产党统治的常用手段。为了粉饰太平继续麻痹人民，共产党不得不建立“五毛党”，不断加强对新闻、舆论、网络的监控，不得不加强警察力量对异议人士的集会、串联、悼念、声援活动进行跟踪、驱散、威胁、逮捕，不得不派出专人常驻北京对进京上访的冤民实行截访，建立黑监狱关押访民，把不听劝告的“刁民”关进精神病院。现实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依靠共产党规定的所谓合法途径理性维权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只有彻底改变现存的政治体制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独裁统治对人民大众不断升级的迫害，必然激化官民矛盾，把人民逼到革命的道路上。跳楼、自焚、屠童等消极反抗愈演愈烈，中国社会已经是百孔千疮；像杨佳、朱军那样杀警察、杀法官、焚烧执法车辆、冲击政府机关的零星革命也不鲜见，并且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件都会获得舆论的一片赞美之声，官民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所以，中国民主转型走向革命这种模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四、对待革命的辩证态度
也许有的人会说：“我们反对革命，我们斗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共产党，而是要求共产党放弃独裁统治。”说这种话的人其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资格改良政治，政治体制是否走改良之路不是老百姓可以决定的，有能力对政治体制实施改良的，只有在职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有能力进行改良却不作为，才是把国家推入革命灾难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没有人希望看到可能导致国家激烈动荡的革命爆发，可是作为老百姓，谁也没有能力主导局势的发展，所以他们不应该对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负责。老百姓只存在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接受独裁者的奴驭，要么为民主自由战斗到底！
引颈待戮绝对争取不到自由。当改良的温和要求都遭到独裁政府无情打压的时候，改良也就堕落成了一厢情愿的意淫。去年12月25日刘晓波被判11年重刑后，改良派、革命派进行了激烈的理论斗争，其实双方都没有认识到改良和革命的差别只是尺度和时机的问题。如果改良之路走不通怎么办？是不是老百姓就应该无怨无悔继续接受共产党的奴驭？当然不是！人权是天赋的，当她被剥夺的时候老百姓就有权起来反抗，而不管这种反抗采取什么形式，即使是美国的宪法也是这样规定的。美国为什么要寓兵于民允许老百姓持枪？
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如果统治者胆敢违背宪法实行独裁统治时，手中握有武器的老百姓可以很方便地把他推翻，这难道不是暴力革命吗？改良和革命都是老百姓争取自由的路径，两种方法都是天然合理的，选择改良还是革命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所以改良派没有理由指责革命派，革命派也没有理由指责改良派。
总之，捍卫人权是老百姓天经地义的权力，具体采取哪种形式要根据斗争的条件来决定。改良不是对顽固独裁者的哀求，革命也不是滥杀无辜，独裁者越顽固，斗争就应该越激烈，哪怕进行革命也在所不惜；反之，独裁者如果愿意让步，革命就应该适时停止而走向谈判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政治力量的平衡。要知道，被奴驭的老百姓如果害怕革命，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奴驭老百姓的统治者如果不思改良，就不得不面对革命！
如果老百姓自己都反对革命，统治者就永远不会进行改良。老百姓应该用革命逼迫统治者改良，而统治者应该用改良叫老百姓放弃革命。试想当年如果没有孙中山在广州开展革命所施加的压力，清朝政府怎么可能自觉实行改良？害怕革命的改良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抛弃改良的革命必定给中国带来另一个专制。所以，要用辩证的态度看待改良和革命，把握好时机和尺度，把任何一种主张绝对化都是错误的。政治体制转型完全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也做不到一滴血都不流。北京维权律师腾彪对待革命的态度就十分正确，那就是，我们应当“反对革命，也反对不革命”。换种说法，就是要求改良，支持革命。中国最终到底会选择什么道路，完全依赖于在位的国家领导人的态度。
五、革命的可行性分析
当然，革命并不是不看时机、不讲策略的蛮干。就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而言，还不具备革命的条件。首先，中国周边没有决心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死敌国家，革命力量得不到国际援助，因此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当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的援助为它们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障。国民党把革命根据地建在广东省，广东省地处南海沿岸，苏联把武器通过海路用船运送到广东省交给国民党政府。
后来共产党把根据地建在陕北，北上穿过蒙古就可以进入苏联，而当时的蒙古地区是国民党政府控制不了的，这样，广东省和陕北都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国际援助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共产党口口声声说国际上敌对势力妄图颠覆它的统治，其实纯粹是胡说八道，是一种把日益激烈的国内矛盾嫁祸于人的卑鄙伎俩。如果能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中国的革命早就爆发了。
其次，当前国内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但还不够激烈，不足以为革命提供必要的群众基础，并且长达30年的经济增长美化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对多数老百姓起到了一定的欺骗作用。由于国内经济持续增长，使得共产党独裁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这为其收买帮凶加强镇压力量起了巨大作用，要知道恶霸只要有钱，就不愁没有大量的帮凶。因为国内的革命条件不但要有普遍反抗的群众基础，而且还需要独裁政府的财政发生崩溃，从而使其镇压力量遭到削弱。目前，这两个条件都还不具备，因此革命在国内还形不成气候。
第三，武器和通讯工具上的差距，也不利于革命一方。现在所有人的通讯工具都由共产党提供，如果革命爆发，共产党只要跟踪通讯信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革命者的藏身之地而把他们消灭；反之，如果共产党关闭革命者的通讯信号，那么革命者就成了瞎子，既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也不知道战友在哪里？就像盲人和正常人搏斗一样，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要改变这种劣势，也得依靠国际援助。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敌后武工队式的秘密革命的可能性。有人提出，在目前大规模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成立敌后武工队式的秘密组织，专门针对贪官污吏实施打击。因为这些贪官污吏都存有巨款，因此这种形式除了可以起到威慑敌人的作用外，还可以筹集革命需要的资金。笔者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形式的斗争是相当有效的，可是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这种斗争形式需要有比较强大的革命力量作为背景才会产生效果，把它当作革命的主要形式单独使用却难以持续下去，而且其威慑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个人之所以不敢和恶吏作斗争，不是因为作为恶吏的自然人有多大的力量，而是因为惧怕恶吏身后强大的组织。
即使你打败了某个恶吏，但是这个恶吏的靠山马上就会出面来惩罚你，就像杨佳面对的情况那样。所以，如果没有更大的革命力量作为依托，小规模的秘密组织就会像黑社会组织一样缺乏威慑力量，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何况现在独裁政府依靠科技手段，到处都安装着摄像头，通过分析案发地的影像数据，很容易排查出作案嫌疑人，再调取其它路段的影像数据进行跟踪，嫌疑人的体态特征、交通工具以及逃逸方向都会一清二楚，所以很容易破案，使得秘密革命无法持续。
这种小规模的秘密行动，只有依托比较强大的革命力量才能产生效果，有了比较强大的革命力量，就可以发动群众破坏无处不在的监控设备，在惩处了贪官污吏后，秘密组织既可以继续留在敌后周旋，也可以撤回革命根据地修整，使独裁政府无法判断他们的行踪，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秘密组织的活动空间。另外，由于有比较强大的革命力量作为后盾，受到惩罚的贪官污吏就不敢报案，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抓住了秘密组织的成员，他们也逃不脱更为严厉的惩罚。只有这样，秘密组织才会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
这里必需声明的是，以上只是静态分析，如果用动态的观点看待问题，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现在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并不等于说永远都不会具备革命的条件，因为外部条件是会发生变化的，后面我们将讨论外部条件有可能由哪些方面带来变化以及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可能出现的革命形势。
六、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
毫无疑问，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是独裁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由强变弱，这可以由很多的历史事实得到左证。独裁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主要依靠财政收入，当财政收入状况良好的时候，独裁政府可以根据需要不断增加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比如提高打手们的工资待遇，增加打手的数量，给打手们装备更先进的武器等等。当独裁政府的财政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朝政府正是在这种困境下垮台的，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几次大的内忧外患，割地赔款，把它的财政彻底摧毁了。
所以独裁政府的财政崩溃就成为民主转型的一个前提条件。
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说得好：“在任何社会中，财政、税收都首先是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然后，它才是一个经济问题 。”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它的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
〔1〕在政治体制转型中，只有智能型和输入型与财政无关，妥协型和革命型都与财政密切相关。英国国王因为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变卖自己的地产来维持政府的运转，当卖地无以为继的时候，就向贵族和资产阶级提出增税的要求，由此引发国王和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英国的光荣革命，实现了英国的政治体制转型。法国路易十六继位时，政府每年的新债达到了税收的50%，而长年累积的旧债根本就没有办法偿还。
为了增税，国王路易十六与贵族和第三等级发生了冲突，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那么，共产党会出现财政危机吗？答案是肯定的。首先，由于共产党汲取了6•4的教训，不可能再坐视群体性事件不管、让它从小到大形成燎原之势，再次出现1989年6•4那样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因此它必需投入巨大的财力来扑灭群体性事件。据说，警察把一个“刁民”关进精神病院，每个月需要支付5000元的费用，跟踪、绑架、截访、侦破、非法监禁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因为共产党所谓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解决不了社会矛盾，相反，它还不断制造矛盾、激化矛盾，因此专门用来对付国内人民的所谓维稳经费就不断增加，据报导，目前国家每年用于维稳的费用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的水平。我们完全可以预期，这种专门用于反人民的所谓维稳经费会越来越大，最终成为共产党的一个巨大负担。
其次，可以预期，未来十年将是经济衰退的十年。共产党以为它是神仙，可以左右经济增长，甚至还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其实就是集权主义）的优越性来向世人夸耀，其实是极端无知的表现。它哪里知道，它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路易十六当年做过的，既然经济增长没有挽救路易十六的命运，同样也挽救不了共产党的命运。经济增长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它可没有党性，愿意服从共产党的指挥。
该增长的时候它会增长，该衰退的时候也一定会衰退，人为地扩大投资妄图用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最终的效果无非是给银行造成一大笔坏账、给国家财政增加一大堆债务而已。
当后续投资无以为继、先期投资成为烂尾工程的时候，经济危机就必然爆发，导致政府收入大幅度减少、政府负债急剧增加。随着政府负债的增加，政府的信誉就会下降，人们担心政府的偿债能力出现问题，就不会继续购买它发行的国债，最后导致财政的崩溃。这一天不会太遥远了，2009年8.7%的经济增长率是靠9000多亿元的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再加上9.5万亿元的新增银行信贷才得以实现的，这种超过市场需求的盲目投资是饮鸩止渴，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另外，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在接受网易财经的采访时呼吁，中国应警惕地方债务发展成希腊式危机。据他透露，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总额已经是其年财政收入的3倍，而引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政府的负债总额也不过是其年财政收入的3.5倍。
〔2〕另据美国高盛集团透露，中国政府历年来积累的债务余额已达15.7万亿元，占GDP的48%。
〔3〕请注意，这么高的债务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欠下的，一旦经济出现衰退，政府收入将会减少，同时债务却会成倍增加。虽然中国政府的主要债务是地方政府负债，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是一种依附关系，因此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将转变成中央政府的债务。
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央财政赤字将会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当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地方政府的财政将无以为继，中央财政不能置地方政府的困难于不顾，因此必将增加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揽到自己身上，这就会迅速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
因为共产党的干部选拔标准，是在政治倾向相同的候选人中，看谁在经济建设上的政绩更好，为了政绩，现任领导就拼命借钱搞建设，反正还钱是下任领导的事，并且这个政绩与地方干部的个人腐败动机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得地方政府的赤字财政完全丧失了制动功能。所以负债越来越大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请看原文：
中国民主路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