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道路必须改弦更张 童大焕 思考和写作的巨大乐趣之一，就是时常会在紧要关头碰到“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观点，有如神助。我的“千年未有变局之中国城市化三部曲之一”《买房的革命》已经付梓待发，正埋头写作第二部，主旨是关于大城市将迅速崛起、一些小城镇和乡村将迅速衰落的，没承想就看到了一贯敢于直言的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批驳当前关于城市化一些误区和谬论的观点。 在8月6日举办的第8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任玉岭先生直接批驳了以下几种观点和做法：过分强调了大量农民进城会造成社会不稳，一是担心出现印度孟买那样的“贫民窟”，二是担心出现拉美那样的“城市化陷阱”。为此，人们在中国设计了“两栖类”，让亿万农民工成了城市中永远的“飘族”；以避免出现“大城市病”为理由，力主限制大城市快速发展；受“逆城市化”的影响，导致小城镇发展成了战略重点。很多农民工把赚的钱弄到老家镇上去建房，而全家还留在大城市工作和发展，这既造成土地资源和农民工财产的严重浪费，也不利于市场发育和调动内需；把根本没有在城市安居乐业的农民工也统计进城市人口，造成伪城市化假象；户籍制度挡住了城市化的去路等等。“(农民进城会造成社会不稳)这种理论，不仅使城市化的思维陷入迟疑和犹豫的泥潭，而且也导致城市化实践走向凝滞和停顿不前”、“户籍制度像一把利剑斩断了城乡间的亲密关系，更像一座高山将市民与农民隔离在山的两边”…… 无独有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亦指出，中国城镇化率被严重高估，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 实际上，已经实行了十余年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战略的总体失败，以及最近几年不断涌现的三线以下城市和大城市极远郊“空城计”，如内蒙古鄂尔多康巴什“鬼城”、昆明呈贡新城也几成空城、内蒙古清水河县十年建设留下“烂尾城”，以及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最近用多期节目报道的北京、天津远郊区房地产市场演出的“空城计”，等等，都已经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到了亟待反思和调整的时候。 城市化对中国是个千年未有的机遇，却也是一个千年未有的挑战。今天，包括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交通、通讯体系刺激下，城市化已经进入新的一拨大城市化进程，中小城市纷纷衰落。如美国地广人稀，但纽约、五大湖和洛杉矶三大都市圈占了合国人口的33%以上；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占日本总人口三分之一；首尔市人口占韩国总人口四分之一，以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人口竟高达全国的一半。印度孟买也不示弱，虽然其城市周边遍布贫民窟，但并不妨碍其人口达到1800多万，房价居全球之大高房价城市之列。还有西欧，由于人口迁移，很多中小城市人口早已减少，小城镇一个个消失，但大城市人口却快速增加。 一座城市人口达到25万才有规模效应，中国城市更是100万人口以上个人才能挣脱传统权力社会和关系网的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尊严。而我们过去走的所谓城市化道路，是城市空间扩张意义上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聚集下的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的城市化。或者说，我们在本该城市化的地方——大城市限制人口城市化，导致了户籍管制、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而在不该城市化的中小城镇搞城市化大跃进，导致紧张的官民关系（征地拆迁）和巨大的土地与房地产浪费等问题。 中国城市化道路必须改弦更张，回到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尊重人本身的自由和权利这个根本道路上来。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See original here:
中国城市化道路必须改弦更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