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苦难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王克勤访谈录

“记者首先是人”

南方周末：你可能是中国调查记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而且是最有激情，干劲最足的一个调查记者。我看过你的一些言论，你做新闻不仅仅是为了职责，你是把新闻当做信仰。

王克勤：有人问我，一个人掉进水里，你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我说我的选择很简单，先救人。他说，你不是记者吗？我说对不起，我娘生我时，首先是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名公民，之后才是记者。

南方周末：你不是为了报道而报道。

王克勤：对。说到为了报道而报道，我可以举出很多案例，像2004年吉林一家媒体报道农民工从楼上摔下，摔死了，它的标题叫《昨夜上演高空飞人》。同年9月，江苏一家媒体报道农运车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头部轧过去，轧死了，它的标题叫做《骑车人中头彩：惨死》。可见他们对生命的态度何其冷酷。

但这样的案例不止出现在地方媒体上。2004年9月6号，某电视台在播报俄罗斯人质事件时，竟然要中国观众竞猜，劫匪将会枪杀多少孩子，猜中的人发短信可以得奖。请问，如果在屠刀下挣扎的是你的孩子，你是否还会让观众这样竞猜？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做新闻到底是为了什么？初级的目标就是传递信息，中级的目标是报告真相。但新闻还有一个终极的守望、终极的目标，那是什么？就是守护个人权利。

这方面最值得解剖的案例，大致发生在2007年，在四川东部出现疑似猪流感之后，香港一家电视台到事发地采访，真称为“尽职尽责”吧。但接下来他们做的事就让人瞠目结舌了，他们居然雇佣当地农民把掩埋在地下3米的，有传染性的瘟猪挖出来拍摄。这片子在香港的收视率很高，会给这些记者带来很大收益。但它起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它背离了新闻的终极价值，其行为本身已经造成了对他人生命可能的伤害。我们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应该从属于让每个个体的生命更安全，更健康，更自由，更幸福，这是人类的一个终极价值，所有新闻的终极出发点。这家电视台的记者把掩埋在3米以下的瘟猪挖出来，已经构成了对他人生命的伤害和威胁，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生命的安全，可以说是危及公共安全。

第二个问题，他们的行为充斥着歧视。我们许多记者，都有这个问题，不是故意歧视，而是潜意识里就有歧视的念头。记者对普通人的歧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我在一家很大的媒体上读到过如此文字，一个农民工被高压电打死，它怎么描述呢？像只烤鸭一样。农民工等于烤鸭，它就在这个描述中把歧视传播给了更多读者，很多的读者通过阅读，无意识中被歧视所同化。

其三，香港这位记者的行为违法。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人为造成传染源二次传播的将追究刑责。现实情况是，一方面中国记者在采访、报道时面临没有法律保障的尴尬；另一方面，中国记者又在整个社会空间里，跟很多人一样处在一个无法无天的境地，这就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

南方周末：对生命价值的轻慢，这不只是新闻的问题。

王克勤：是的，所以我一直讲我先是人，然后是一个公民，再是一个记者。人家常说我做太多不属于记者范畴的事，说我越轨了。我说对不起，我在报道中严格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定律，按照记者的职业规范去做。但是做完之后，我作为公民，还可以给我面对的弱者争取更多的权利，这时我就必须要采取公民行动。

作为一个人，我看到别人痛苦我也会跟着痛苦，要自己不痛苦就要去行动。什么叫人性？就是当别人痛苦的时候，你看到了，你的内心有痛感。而如果别人受难时你反而有快感，说明你的人性已经异化了。

“中国梦践行者”盛典上，白岩松提问王克勤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只要我们努力了，还是会有所改变和影响”

南方周末：这就超出报道的技术范畴了，而属于道的层面。

王克勤：这可以称作新闻之道，比新闻之术更重要。为什么？从技术层面，任何人经过训练都可以做到，并且都可以做得很专业。但是新闻之道要能做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新闻之道，最核心的就是：把人当人，将心比心。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见到老大爷向我们求助时，我们不妨换位思考，假定我是老大爷求助你这个记者，那么我希望记者对我是怎样的态度，能不能平等对待。当然出于职业规范你要保持跟他的距离，包括对他陈述的情况要质疑和警惕，但同时能不能在态度上对他保持应有的尊重？这两个立场并不矛盾。

南方周末：这既是做人，职业素养也在其中。

王克勤：对。概括起来无非六个字：说人话，做人事。

南方周末：回过头来再讨论刚开始的问题，揭黑报道差不多20年，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王克勤：我觉得要有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只要我们努力了，还是会有所改变和影响。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努力了不一定会改变，但不努力就永远不会改变”。

就拿我这20年的职业生涯来讲，我当年二十多岁就做了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的报道，马上引爆全省范围的回收市场整治。十年后的兰州股市黑幕报道，也引爆了全国性的股市整治，兰州有150多人被捕。然后是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报道，不仅引爆了整个出租车市场的整治，而且启蒙了出租车行业从业者，强化了他们的维权意识，促成了一系列维权活动。

我后期的很多调查，包括艾滋病调查，山西疫苗黑幕调查，就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来讲，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以山西疫苗报道为例，它已经对全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起到了警示作用。我掌握的大量信息显示，他们对疫苗管理的态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全民的启蒙作用，它已经提醒了全中国所有的家长，要冷静地看待现阶段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盲从和盲信。

7月31日，王克勤在“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接受致敬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我坚持，是因为内心柔软”

南方周末：记者不能对自己能力过度想象，对媒体力量过度想象。

王克勤：对，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力确实还有待提高。大概在十年前，我对整个舆论监督能起的作用就有一些思考，当时的思考和现在的思考变化不大。我认为舆论监督有以下三个层面的作用：

第一从微观上讲，舆论监督往往都是捍卫具体的公民权利，对特定的受害者诸如被强制拆迁的业主，被辞退的老师，直接起到一个司法救助或行政救助的作用。

第二从中观上讲，我们的努力可能影响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仅使报道中的当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起到点滴的改变作用。

第三从宏观上讲，我们每天的报道大多是真相的呈现，只要不断把真相告之于众，就有累加效应。这个作用是一个渐渐的，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个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我觉得很多同仁过得很痛苦，就是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其实我个人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必须经过，才能进入这样的境界。

以激情之心关注，用冷静之笔记录。做一个真正的记者应该要有激情。

南方周末：是人就会有痛感，会愤怒，会焦灼。

王克勤：对。有人问我为什么一直苦苦坚持，我说实在话，主要是因为我的内心可能太柔软，我看到别人求助的眼神会很痛苦，会感到折磨。要让自己的痛苦少一点，那么我就得行动，在职业范围内给他们一些帮助，换得内心的宁静和宽慰。这是激情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我是记者。从职业层面讲，你就应该容易被那些事情打动。作为记者更需要有激情，如果你对所有的受难和痛苦都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

南方周末：但这也可能是双刃剑，自己报道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悲剧和苦难本身，可能对记者自己的人格、心态，会构成细微又持续的伤害。

王克勤：我曾经也这样，但时间久了我就要慢慢跳出来。

南方周末：自我疗伤？

王克勤：对，自我疗伤法，自我调整。我面对的煎熬很多了，但最大的煎熬，还是面对众多苦主求助的眼光，你不能每件事都报道。

这真给人很大的压力，有时都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收到很多来信骂我冷酷无情，骂我“你丫只找重大题材，咱家悲惨的事你为什么不报道”。

南方周末：但是也没有办法，正如前面讲到的，对记者的能量、媒体的能量不能高估。媒体不是救世主，不可能包打天下。

王克勤：是的。我们经常面对的是跟被监督方之间的一场竞赛，看谁反应更快，看谁功夫下得更扎实。只要你反应足够快，功夫足够扎实，被监督方再怎么严防死守，也能找到突破机会。只要一直坚持那样去做，那样尽职尽责，就能够有所成就，用那些成就来抚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