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郭德纲俗了，谁输了？

郭德纲陷入媒体讨伐的“四面楚歌”

8月17日，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大陆一家网络媒体中公开支持郭德纲，这是极为罕见的声音。 孔庆东近年来在大陆，以文学研究者身份，批评当下政治和思想界，极为活跃。他提到郭德纲的相声，符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孔庆东的身份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实一篇在中国历史上极富革命性的经典，史料价值很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偏重高雅一头，所以胡风集团、“右派”知识分子的遭遇成为讨论的热点。但是在另一端，传统的改造被极大忽视了，这可能是不同层次话语权的权重不同所导致的结果。这方面一些比较底层的传统改造，很值得研究。

孔庆东很看重毛泽东在文艺思想的创造性地位，常常被很多自由派认定为极左。但是从他的专业背景来看，他对毛泽东的推崇，放在一个文学史角度，是可以理解的，这背后的学术逻辑，与他力推金庸研究，如出一辙。他经历与一般的学院知识分子不同，年轻时代，闹过学潮，去过广场，步入中年，抨击自由派知识分子，即所谓“汉奸”或者“土亲美”（方舟子语）。对于中国当代政治潮流的解读观察，他深受毛泽东的影响，这种推崇也许会弥漫到对整个毛时代的看法。

意识形态创造力的衰退

郭德纲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娱乐事件，它还提供一个传统试剂来检验中国当下意识形态的战斗力，可以测验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样子。中国传统，比如佛教、道教、戏剧、曲艺、武术和中医等，1949年之后有个很激进的改革，或者说意识形态化。这股改革的力量，其实在1949年之前，中共都布下了自己的伏笔，也就是统一战线上最底层的朋友和同情者，改造的指导思想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建国之后，在这些传统领域，基本上出现了一批能够听命于意识形态改革的人物，比如侯宝林（相声）、顾留馨（武术）、赵朴初（佛教），他们对于结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这些传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点，我觉得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组织能力上的差异，也必须理解中共的执政管理能力，有过人之处。不明白这点，不承认中共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历史强大冲击力，就很难把今天中国问题放在一个历史的背景中去理解，缺乏这样的“同情式理解”，在今天的中国，空喊口号，想改变什么，基本上没什么用。

如今，郭德纲的相声，复兴的不是传统，而是暗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他给普通人说相声，不怕领导生气。但是，今天的中共，在意识形态原创性已经大大退化了，追捧缺乏深厚理论根基的秘书稿加领导说话，塑造意识形态权威形象，已经相当乏力。 最起码一点，套用中共哲学话语，这种“反三俗”的运动，违背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当今的中国，经济形态已经大大多元化，试图用空泛的道德观念来统一化基于不同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在逻辑上是违背了中共思维。最简单的事实，郭德纲比其他任何相声演员挣钱，这个就是经济基础的表现。

信息时代的挑战

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建树，应该是共产党留给中国政治最大的资产之一。在文艺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1942年开讲，一直影响到文革末期，成为纲领性文件。

如今，借用中共话语，把过去的武装斗争、组织建设和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置换成今天的经济、组织和意识形态。经济建设有目共睹，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比较成功地在组织上解决中共基础，意义其实不容低估。

唯有意识形态缺乏建树，邓小平所强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不过是一个方法论上求全的意愿。“三个代表”在民间备受嘲笑，讥讽为“戴三个表”，才是中共意识形态真正的处境。伴随其前后的三讲、以德之国，一直到胡温时代的八荣八耻到现在的反三俗，无一不是以缺乏理论根基的讲话，几乎处处碰壁，黯然收场，所谓以“一阵风”形式收场。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中文系目前形成了一股潮流，孔庆东对郭德纲的力挺，在这股潮流之中。比如北大中文系近些年来，前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力推语文教育改革，韩毓海撰写大部头的中西思想史的对比。一方面，得益于中文系传统优势，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了解高于泛泛之辈，对于缺点认识得比较透彻，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观点能够倾听，又不甘心于臣服西方思想话语。

笔者对这股潮流价值和前景，另有看法，此处不再赘述。但是郭德纲事件，有可能让中共的意识形态塑造者吃了一惊：赖以安身立命的法宝之一，竟然沦为江湖纷争的工具。

十八大在即，关于未来中国意识形态的走向，会成为大陆思想界各家各派纷纷献宝机会。有趣的是，在最初的网站，孔庆东这段讲话，已经难觅踪影。这条新闻在大陆腾讯网上，链接已经失效。腾讯网，在笔者心目中，视为大陆政治敏感度极高的网媒。这番谨慎，也许表明孔庆东对郭德纲的评论，已经让人敏感。或者郭德纲真的倒下了，恰恰证明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