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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这个猴年不吉祥

过年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共同的古老民俗,代代相传,已有数千年历史(而“春节”一词则是相当晚近的新词,是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在引进西历纪元之后对农历新年的改称)。在东亚各国近二百来年的近代化进程中,这一民俗未被“新社会”完全抛弃。而在两岸三地,在全世界各国的华人社区,在朝鲜半岛、在印度支那、在东南亚多数国家保留至今,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近代以来,当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冲突中一败涂地,中国文化的形象从此变得十分负面,甚至显得颇为丑陋。因为它被置于西方文明所缔造的“现代化”格局之下,一切条件、一切标准、一切境遇,对中国文化来说都是陌生而且不利的。存续超过千年之久的东亚“天下”秩序、朝贡体系和汉字文化圈崩溃解体,除日本之外,历史上一直使用汉字作为书面文字的非华人社会如朝鲜半岛、越南均废弃汉字另造新字,在华人社会也形成简体繁体两种汉字(中国大陆于五四时期兴起过一波强劲的废除汉字思潮,继承了这一思潮的中共毛泽东政府最终采取折衷方案,用简体汉字取代了正宗汉字,此举未得拼音文字之便,却丢掉了中国象形文字的文化历史内涵和古典美学神韵)。东亚各国、各民族或多或少以本国历史对中国历史的依附为耻,以本国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服膺为耻,某种程度上,东亚的近代化,就是一边西化,一边去中国化,而代表中华文化之外在形象的节日礼俗,自然也在各国扫荡消灭之列。即便在中国本土,吃团年饭、送红包、拜年、祭祖等传统年俗也一度被视为既土气、又愚昧的“封建”落后风俗。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西历元旦取代旧历新年,曾明令“废历新年不许放假”;毛时代“破四旧”、“移风易俗”,文革造反派扬言“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一九六七年国务院宣布“今年春节不放假”,此后革命第一、春节第二,只敬毛像、不敬鬼神的“革命化春节”持续了十余年。经过多番摧残,时至今日,古老年俗依然鲜活,广土众民的中华文化圈仍然年复一年地过大年、迎春节,这是何等不易!这正是中国文化数千年生生不息的韧性所在。与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情人节等西方重要节日浓厚的宗教拯救意味和彼岸生活向往大为不同,过年和春节体现了中国式宗法社会以家庭伦理和现世生活为核心,尊祖孝亲、重视家庭、维护亲情、追求和睦的文化特征,以及注重口腹之欲、追求现世享受、缺乏宗教超越意识和拯救情怀的群体性格。过年是中国式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其最为珍视的是阖家团圆(由此造成举世无双的春运大观),最为期盼的是幸福吉祥。共同的节日,相近的风俗,本来应该使中华民族以至东亚各国有更多的亲近、更多的相互珍惜,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猴年,这个春节,在华人之间、港人之间,在中日韩朝之间,在南海各国之间,人们感受得最多的“新年气象”,似乎不是喜气,而是戾气;不是盎然的春意,而是浓浓的敌意。“恭喜发财”、“猴年吉祥”、“春节快乐”,这是人们相互拜年时说得最多的几句话。然而,台湾地震、朝鲜“射星”、香港“暴乱”,这个春节虽然“热闹”非凡,过节的人们却并不快乐。中国大陆虽然没出什么天灾人祸,但政治气候越来越“左”,经济形势越来越差,空气污染越来越重,挣钱养家越来越难,猴年发财的希望诚然十分渺茫。政治改革已经实实在在等到了“猴年马月”,仍然未闻开场锣鼓,最高当局反而高调祭出“媒体姓党”、“绝对忠诚”的极权话语,毫不掩饰其背弃邓改革开放政策而向毛文革路线大幅倒退的迹象,这些都是预示猴年不利的令人悲哀的事实。在两岸三地以至整个东亚地区,人们的心里其实都很迷茫,都有一些失落,一些焦虑,或许还有一些愤懑。展望猴年前景,似乎可喜可盼之处甚少,可叹可虑之处则甚多:朝核危机已完全失控,正一步紧似一步走向战争边缘;南中国海风云变幻,于不经意间已进入多事之秋,这个猴年只怕不吉祥。我们不知道猴年的年景能坏到什么地步,但我们知道,它好不到哪里去。朝鲜金家王朝公然向全世界炫耀核武,疯狂展现敌意。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先是试爆“氢弹”,后是发射“卫星”,如脱缰野马一路狂奔。其选择在大年廿九这个特别的日子,在距离中国边境不到五十公里的东仓里导弹试验场发射远程火箭,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所言,这是“对联合国、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蔑视,是给反对对朝实施更多制裁的国家一记耳光”。中共当局虽然脸肿得像包子,却不肯承认被金正恩打,反唇相讥被打脸的是美国。无论如何,朝鲜在年关之前完成“一弹一星”,不仅将韩国、美国逼到了墙角,也给中国出了一道大难题。全世界都看着中国如何应付,因为小弟闯祸,老大有责。但豆腐掉进灰里,拍不得、打不得,最后只能丢弃,问题仅仅在于,作为朝鲜最大的经援国、军援国、贸易伙伴国、意识形态兄弟国、唯一的条约同盟国,中国已经陷入束手无策、不知所措的境地,既没有办法约束管控朝鲜当局,又没有做好抛弃金家王朝、改变半岛政治格局的战略准备。朝鲜如此肆无忌惮挑衅全世界,正是中国养虎遗患,多年以来对朝政策失败所结出的苦果。简而言之,都是中国惯出来的。朝鲜胆大妄为在中朝边境附近中国眼皮底下搞核试爆、发射导弹,虽然朝方没有事先通报,但中国不可能无所察觉、完全不知情,知情而不制止,或者制止而不得力,对于国际社会,号称“负责任大国”的中国政府都难辞其咎。中共总以为朝核危机是韩国、美国的危机,总以为中国处境超然,可以坐山观虎斗,甚至从中得利。殊不知,朝核危机最大的第三方受害国必定是中国,且始终是中国。因为无论是朝鲜核项目失败造成核污染的风险,还是美国对朝鲜进行定点核清除或实施“斩首”行动的波及性风险,抑或朝鲜金氏王朝玩火自焚自我崩溃的难民潮风险,中国都首当其冲,无可逃避。如果任由金正恩继续胡闹下去,中国挡不住朝鲜拥核、用核、散核,当然也就挡不住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最终中国所失去的,既有所谓“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还有美国的期待、韩国的信任——而与朴槿惠总统良好的互信关系是习近平三年亚洲外交唯一的亮点。如此三面不讨好且不必说,更可怕的是,东三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被置于朝核危机最前线的险境之中。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危机当中,除了自作孽、不可活的朝鲜政权,最大的输家必将是中共当局。中国的周边环境正在一天比一天恶化下去。正当朝鲜金正恩的疯狂举动撬动东亚大局之际,解放军悄悄在西沙永兴岛部署了红旗九地空导弹,美国则高调召集东盟十国赴加利福尼亚安纳伯格庄园共商稳定南海、对垒中国的大计。南海危机亦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台湾海峡,为期八年的国共蜜月即将结束,民进党“完全执政”之后,因民共两党政治方向相背,两岸关系势必由热转冷,且渐行渐远。以习近平的行事风格来判断,不能排除两岸之间发生严重争端乃至重大冲突的可能性。经过了大年初一夜被一方定性为“暴乱”、另一方标榜为“鱼蛋革命”的旺角警民暴力冲突之后,香港社会的内部融合机制已然失效,港人分裂势将深化,陆港关系恐难祥和。而在美国大选之后,无论由哪个党执政,都很难再产生一个比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更温和更宽容的新政府,届时中美关系也将面临重大考验。中国还能不能以过去三十年那样的方式方法与周边地区和外部世界相处,都有可能变成问题。中共当局的“好日子”正在一天天消逝无踪。股市救不好,房市也救不好;外需起不来,内需也起不来;经济搞不好,政治更搞不好;周边多事,内部更多事。也许若干年之后,历史学家会说,那个羊年是邓后时代最后一个吉祥年。《争鸣》2016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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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中国经济放缓如何影响习近平的领导地位?

(博谈网记者郑皓然编译报道)据《财富》(Fortune)杂志2月26日报道,情况可能变得很糟。 随着中国开始向消费型经济转型的时候,外国企业可能更难进入中国市场。 这个观点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周四的报告中提出的,报告的作者是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亨利·基辛格和库尔特·坎贝尔。 该报告的作者写道:‌‌“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中国主席习近平的)对政治不稳定的恐惧可能促使他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新的侵犯人权以及西方非政府组织和企业面临的新的挑战将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出现新的摩擦。‌‌” 作者写道,中国在过去十年经济的惊人增长一直让北京当局的政权稳定。但是,现在2016年预计的GDP增速将放缓至6.3%,中国的权贵和百姓或许会发现经济的转变令人不满意,从而造成社会动荡。 根据报告的作者,习近平已经通过几个反腐败运动非常努力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可能会更进一步,‌‌“加强个人崇拜,更严厉地打击异见人士,更大胆地利用反腐败运动打击反对他的权贵阶层。‌‌” 为了保护他的地位,习近平‌‌“最有可能激发和加强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一直是北京合法性的一个支柱—来弥补经济放缓的政治损害,来转移公众注意力,来制止可能利用民族主义批评对他进行打击的对手,以及打造他自己的形象。‌‌” 北京当局的公信力已经被中国股市在2015年和2016年1月的暴跌而损坏。这个问题,与对官方统计的广泛不信任加在一起,将提出一个习近平如何计划将中国的增长型经济转变为较慢的,消费型经济的问题。 报告作者写道:‌‌“对中国经济和对习近平命运的真正风险,不来自于股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而是来自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习近平面临的声誉挑战和经济障碍在未来几年内不会减弱。‌‌” 阅读原文:How China’s Slowing Economy Could Change Xi’s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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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余杰:谁是习近平的精神导师?

如何定义今天的中国,海内外知识分子莫衷一是:是共产主义,还是威权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还是裙带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似乎没有哪个概念像一件合体的衣服,可以穿在中国的身体上。夏明以“红太阳帝国”来命名之,虽然这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对中国现状的描述却栩栩如生、绘影传神。仍是人治的中国,领导人的性情与心理特征对政权模式影响甚大。中共建政以来,想当“红太阳”的中国领导人,除了毛泽东,就是习近平。毛果然成了炽热的红太阳,烤焦了整个中国;而习正在成为红太阳的路上,他的敌人和朋友都在拭目以待。所以,夏明在《红太阳帝国》一书中对中国现状的分析,首先就从对习近平的分析开始。有人万分崇拜地将习近平看作中国和中共的救星,也有人轻蔑地将其当作小丑和笑话。这两种看法都离真实的习近平甚远。若要透视中共官方尚未出台的“习近平主义”,可将问题转化为“习近平的精神导师是谁?”我曾将“习近平主义”概括成马克思加毛泽东,以及孔子加普京。香港评论人卢斯达敏锐地发现了习近平与汉武帝在创制个人专权体制上的相似性,而更多网友干脆用“习特勒”的绰号表明习近平是“中国版的希特勒”。在《红太阳帝国》的序言中,夏明如此分析说:“习近平作为一个没有理论根基、没有意识形态完整体系的机会主义者,关心的是自己和他所代表的党的权力,因此他会杂糅人类历史上最黑暗和残暴的权力术。对他来说,不仅毛和邓的三十年可以打通,毛主义、邓学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都可以杂交生良种。这是习近平最大的破坏力所在,值得人们警惕。”夏明发掘习近平帝国的特性,集中在习近平的三个精神导师身上:朱元璋、东条英机和施密特。习近平与朱元璋文革以后至今,中共政权形成了一个新传统,用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后三十年”,比如集体领导、最高领导人两届任期限制、军方不再有常委代表、各大山头尤其是元老家族均分肥缺等。江泽民和胡锦涛谨守邓小平的遗训,习近平却不甘心“萧规曹随”,第一届任期还未过半,以上新传统就被其一一推翻,用夏明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宪法政变”。夏明指出,这场“宪法政变”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全面颠覆中共自己制定的八二宪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基本废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理的权力交给国家主席”。关于“十三五”的经济发展规划,一反此前由总理出面作报告的惯例,改由习近平赤膊上阵,从头讲到尾。据说,就连本应由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习近平也常常突然出现,趾高气扬地发表“最高指示”,让李克强在一旁沉默不语。李克强虽然还在位,但总理的传统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习近平从李克强手上夺权,跟朱元璋借助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制如出一辙。朱元璋留下的遗诏中明确宣布:“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明朝的制度与汉唐宋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君王亲自独裁。然而,宰相没了,并不意味着政治就清明了。朱元璋废寝忘食处理政务,倒还能勉强维持庞大的帝国的运转;而此后他的后代大都是不肖子孙,把权力委托给太监头子,遂酿成大祸,正如明史学者孟森在《明史讲义》中所说:“太阿倒持,终不可免,权相之外,又有权阉,事固有出于所防之外者矣。”其次,习近平以中纪委为铁拳,掀起反贪运动,震慑官僚集团。这跟明朝的皇帝任用宦官主管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等特务机构,控制文武百官非常相似。明朝的皇帝认为太监没有子孙后代,故而忠心耿耿地为朝廷服务。习近平信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是因为王岐山没有子女,故而可以做到铁面无私。但是,明朝的皇帝重用特务机构,践踏法制,扰乱行政系统和军事指挥,带来更大的弊端,孟森评论说:“明以诏狱属锦衣卫镇抚司,遂夺法司之权,以意生杀,而法律为虚设,盖弊在诏狱,尚不在缉事也。至设东厂以宦官领缉事,是即所谓皇家侦探,其势无可抵抗,诬陷栽赃,莫能与辩,其所谓有罪,即交锦衣卫治之。于是诏书狱超法律之外,东厂缉事又绝裁抑之门。成化中以一东厂为未足,更益以西厂,而缇骑倍之,校尉所至,遍南北边腹各地,又绝非都城地方巡徼之事任。此所以为明代独有之弊政也。”今天习近平掀起运动式反腐、选择性反腐,同样无法拯救党国的衰亡。当官僚集团失去理想与方向、深陷于贪腐的泥沼,最高统治者不是启动民主与宪政改革,而是不断设置新的监察和特务机构,于是,公检法、监察部、反贪局之外,还有政法委、中纪委,乃至又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叠床架屋的特务机构之间彼此争斗无休无止,将所有人都当作敌人对待,这就是警察国家的“维稳”特征。最后,法治的根基被破坏无遗,整个政权不可遏止地走向自我毁灭。夏明点出了习近平与朱元璋在施政上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也来自于两人极为类似的早年经历。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论及朱元璋时指出:“朱元璋的所有诏令听起来都好像与他糟糕、贫穷和暴力的幼年生活有关。”习近平何尝不是如此?习近平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使他成年后始终沉浸在惊弓之鸟的感觉当中,这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让他每每以攻为守、先下手为强。习近平与东条英机夏明所谓的“红太阳帝国”有两重涵义,一是文革时代的毛泽东帝国,二是军国主义的大日本帝国。习近平打着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旗号在北京大阅兵,等于向世界宣布,他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的继承者。夏明从习近平的重要智囊、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沪宁的文章中发现了这个秘密。毛时代的文胆如陈伯达曾跃升龙门,位居五大常委之列;但在邓小平时代之后,只会摇动笔杆子的御用文人一般很难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沪宁是惟一的例外。他先后服侍过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个主人,看成不倒翁。他被习近平重用,不仅因为他是新权威主义的鼓吹者,更因为他是“红太阳帝国论”的始作俑者。夏明发现,王沪宁在其早年的著作《美国反对美国》的最后一章中,论及八十年代日本对美国的新一轮挑战,并断言美国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必然输给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的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体制。然而,十年之后,日本在经济泡沫中倒下,美国依然是惟一的超级强国,王沪宁的判断成为泡影。不过,王的另一个判断,“在下一个世纪里,必然会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国提出挑战”,则由今天习近平执政的中国来实现。王沪宁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心思意念是,中国将替代日本,以红太阳帝国的态势,“试图把美国,或者说美国赖以立国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箴言,推向危机和失败”。这个想法,与习近平不谋而合。二零一四年五月,习近平宣布了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安全观”,其内容包括“四个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也就是说,要建构和西方主导的安全观相反的“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模式”,并进一步延伸为“亚洲观念”。习近平以“三个归根”总结:“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有分析家说,这有点像当年美国的门罗主义,但实际上它更像日本的“皇国史观”和“大东亚主义”。日本“皇国史观”之核心思想是:神化大和民族、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及文化,宣扬“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圣战”、“正义之战”。它由持国粹思想主义之学者如大国隆正之流打造,进而演变成类似中国民族主义般、自命为高人一等之天朝观念。而东条英机只是一个被这样的思想观念洗脑的无知军人而已。近年来,许多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对大东亚共荣圈背后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作出深切反思。比如,日本学者堀幸雄在《站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一书中指出:“席卷日本的疯狂,其最大的源泉是从近代延伸下来的日本主义思想。”他认为,日本主义的问题在于不能作出逻辑性解释。这种导致日本破灭的国家主义运动,一方面旨在通过建立国家社会主义来改造国家;一方面,连绵不断地维持着日本精神的日本主义骄横跋扈之时,所有的人都被疯狂的波涛所吞灭。又如,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致力于破除东亚这个概念的迷思:“东亚绝非不证自明的地域概念。它于一九二零年代的帝国日本作为文化的地域概念被建构起来。从一九三零至一九四零年代,伴随着帝国日本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展开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有知识上的经营策划,东亚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味和地缘政治学色彩的概念。为了得以重构这个东亚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与帝国日本一起诞生的此概念的谱系,必须看清楚它的消亡过程。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保证新兴的东亚概念,不会成为由帝国日本主导的亚洲广大区域之幻想的死灰复燃,不会再出现帝国亡灵式的话语。”子安宣邦对“东亚”这一充满帝国主义色彩的概念的批判和解构,不仅是针对日本,亦是针对中国。可惜,从王沪宁到习近平,都不愿倾听这些逆耳之言,而宁愿重蹈东条英机之覆辙。习近平以东条英机为师,在处理南海问题时,耗费比新建三峡大坝还要多的军费修建人工岛,罔顾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庭,使得南海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引爆场,学者杨鲁军置疑说:“我真的不知道耗资巨量南海工程的真实目的和综合价值究竟何在?为什么不将这笔钱用于七千万中国人的脱贫?”习近平与施密特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成立国家意识形态中心,其目的是“打赢新三十年意识形态的斗争”,特别要压制和打击近年来网络新媒体中占上风的自由派言论。此前,中共官方的宣传机构在习近平的默许之下,推出若干御用学者的充满文革遗风的种种谬论。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夏明称之为“新四论”的荒诞言说: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资本主义)论”、刘亚洲的“党性神性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刘小枫的认毛为父的“新国父论”。而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甚至致力于“将西方民主知识从普世降为地方级别”的学术研究。八十年代率先将西方基督教思想引入中国而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刘小枫,突然华丽转身,尤其让人瞩目。当然,这不是刘小枫一个人的问题,同样华丽转身的还有甘阳等人。单单从“被招安”的利益诉求来分析他们的突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细密的学理层面的分析。刘小枫的转变,从他十多年前钟情于纳粹法学家施密特就开始了。这也是夏明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热捧倡导“开放社会”的英国思想家波普尔,而最近十多年来,德国的施密特却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新宠?夏明对施密特的思想体系作出四点简明扼要的概括:其一,施密特认为个人主义和国家利益形成内在矛盾,议会民主议而不决,无法打造强大的国家;其二,宪政需要“主权者”行使决断权,“紧急状态权力”则成为一种超宪政权力;其三,“敌友之分”是政治的核心概念,政治的目标就是阻止“敌人”获得政权;第四,主权者或领袖成为满足上述要求的重要条件。所以,施密特会义无反顾地为希特勒服务,甚至在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后,也从不认罪和忏悔。毛时代之后,中共无法生产出富有活力的意识形态,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只要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猫论”和“摸论”,只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常识,不足以构成激动人心的“精神原子弹”。虚荣浮夸的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谨小慎微的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都只是在邓小平给他们划定的疆界内“守成”而已,他们没有动用巨大的资源营造一套自圆其说、乃至向西方普世价值挑战的“江泽民主义”或“胡锦涛主义”。但习近平跟他们不一样,习有重塑中国官方精神符号和意识形态的雄心壮志。为了成为人民的精神导师,习近平首先需要塑造习近平主义或习近平思想。他不仅向中国两千年专制主义传统汲取养料,不仅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求帮助,也不排除向施密特这样在西方被唾弃的思想家取经。于是,作为施密特代言人的刘小枫,从在西方漂泊的边缘人成为在北京享受高等华人待遇的“红人”。刘小枫与王沪宁之间是否建立起了一条“思想热线”,外人不得而知。但王沪宁显然从刘小枫和施密特那里拿来若干思想资源,呈送给习近平,并被习近平转化为中国新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原则。当年,蒋介石拼命向希特勒学习,却画虎不成反类犬;如今,习近平从施密特那里拿来纳粹的思想精华,或许能够让枯竭多年的官方意识形态重新生机勃勃。至于“红太阳帝国”最终能否在习近平手上打造成形,我和夏明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当中共宣传部的内部文件中命令,将“习以为常”这样的成语作为“禁用语”的时候,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不义之徒”,不可能带领中国平安地“出三峡”。夏明通过梳理习近平与朱元璋、东条英机和施密特三个精神导师的传承关系,点中了习近平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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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议报 | 杨建利:习主席不是毛主席

- 帝王、官僚与民间的三方博弈 习近平上任伊始,外界看来还在立足未稳的时候,发起了一场罕见的反腐运动,让习惯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权力运作四平八稳的观察家大跌眼镜,却不料习近平的政治手腕相当老辣,在王岐山的配合下,其反腐运动改变了江胡时代浅尝辄止的做法,几年下来,竟然成功地借反腐稳固了权力,还赢得了民间的一些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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