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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赵威首次电话受访马云的《南华早报》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理赵威在7月7日被取保候审之后,只透过微博发讯息,而她的丈夫游明磊,及游明磊为她聘请的辩护律师任全牛一直无法与她见面,连电话都无法联系上。先前为赵威奔走看守所,甚至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写公开信的赵母郑瑞霞,也消失无踪,游明磊和任全牛律师都无法与赵母联系。然而,《南华早报》竟成功与赵威联络上,这家设在香港的媒体,在去年12月11日被跟北京高层关系密切的马云收购。承认内容为本人所发《南华早报》12日的报导显示,7月10日赵威在电话中向该报表示,微博上有关她对过去所为感到后悔的声明,确实是她本人亲自发出的。查看赵威的微博“考拉就是考拉”,在被捕前,发出许多跟维权有关的讯息,其中有不少转发的内容已被删除。去年7月在中共对维权律师及相关人士进行大抓捕中,赵威被警方带走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都音讯全无。今年7月取保候审后,赵威的微博内容有了180度大转变,她在微博感谢警察、指责李和平律师和境外势力勾结,拿钱炒作敏感案件,又称她是单纯受骗被利用,对此她“真心悔悟”,日后只想平静生活。并在微博上否认狱中遭性侵的传闻,痛批任全牛律师侮辱她清白。上述的微博内容,不断引来民众质疑:这真是赵威本人所发的吗?或另有他人?还是赵威被逼迫发的呢?对此,赵威在电话中对《南华早报》承认这些声明出自她的手笔:“我终于明白我之前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对此我感到愧疚,我现在是一个重生的人了。”赵威表示,她想跟媒体说这些,是因为她“明白做了错事”,而她“真诚地希望忏悔”。她又说,她现在已返回河南老家,与父母住在一起。有关日后的打算,赵威说她需要先休息一阵子,再决定下一步,目前难以决定是否继续她先前的维权工作。《南华早报》指出,该报未能证实赵威目前的所在地,及她是否在监视下进行这次电话采访。同时赵威拒绝《南华早报》要求单对单的访问。《南华早报》在报导中还引述赵威丈夫游明磊的话,他仍怀疑妻子是被逼迫发表这些声明的。游明磊11日对《南华早报》表示,他还不能与妻子取得联络,怀疑赵威是被逼之下发表这些内容:“我不认为她真正获得自由,我在这一两天就去河南(从北京)找个明白。我不认为这些帖文是她上载到微博的。”不过在《南华早报》的报导中,并没有提及是否有请赵威解释,在她微博中的矛盾点:即郑州公安说,是根据赵威的举报才抓任全牛律师,但赵威却说是看到郑州公安微博,才知道任全牛律师造谣诋毁她。有特权的“红色港媒”和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相似的是,当外界都无法联系上他们时,一些亲中媒体总能得到采访资格。例如李波还被关押在中国时,首次露面即是香港的凤凰卫视对他进行电视专访,港媒《星岛日报》和上海澎湃新闻也对他进行采访。李波返回香港后,接受的唯一一家电视媒体采访,也是凤凰卫视。《南华早报》对赵威的采访,只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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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709事件周年 任全牛承认编造赵威受辱讯息

被抓捕的任全牛律师,多次前往天津要求依法会见赵威都被拒后,前往检察院控告警方违法。(律师提供,拍摄时间不详)在“709大抓捕”事件1周年时刻,有被捕者家属周六(9日)指警方企图寻找协助他们的律师;而郑州公安微博周六晚突公布,任全牛律师已承认编造律师助理赵威受辱的讯息。而公安部官网强推评论,指必须严惩造谣律师,各地公安官方微博集体转发为舆论造势。有知情人士透露,任全牛被抓是上层的指令。内地大规模拘捕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事件,至今刚是1周年,有被捕律师的家属周六(9日)早上得知消息,警方以捉小偷为名,登门找1名协助他们的律师。被捕的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太太王峭岭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说,被捕律师家属纷纷联络他们的代理律师,了解有没有被当局带走。王峭岭说:本来我们家属是今天(周六)准备出门的,但是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再次恐怖气氛又起来了,目前看这在个状况,今年709的气氛会非常紧张。我们还担心另外709(被捕者)的辩护律师遭到官方的报复,所以今天会继续与这些律师们彼此保持联络。获取保候审的李和平律师助理赵威,在郑州公安周五(8日)通报刑拘她的律师任全牛的之后,周六午夜时分,在微博发布一篇题为《震惊与愤怒》的文章,称看到郑州公安的微博,才知道造谣者竟然是自己认识的任全牛。但官方并作出任何解释,公安部官方周五晚发表评论,指《律师造谣必须严惩》,所有的网站和各地公安官网,都同步转发。评论指,根据相关规定,对案件进行歪曲、不实、有误导性的宣传或者诋毁有关办案机关和工作人员,以及对方当事人声誉等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属于律师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同时,“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等行为,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篇评论对任全牛律师自去年7月到现在,多次申请会见赵威都被拒绝的事实,只字不提。一位媒体人向本台透露,这标誌著任全牛律师被抓是上面的指令,根据惯例,指令层级至少是公安部负责人甚至以上级别,这事跟法律并没有一点关系。律师文东海称,任全牛并不是赵威遭侮辱的最初发布人,他只是一个律师对自己当事人的状况表示关切,他没有任何过错。他说:我们掌握的情况,任全牛没有任何问题,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律师。首先因为不是任全牛首先发布资讯;其次,后面这个事情(赵威看守所遭侮辱的说法)扩大也不是任全牛引起来的。律师余文生亦认为,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接触到赵威,因此,赵威是否真的自由了,值得怀疑。此外,官方声称赵威举报,但涉及名誉侵权属于自诉案件,公权力无权介入。他说:现在赵威是否真的出来了,或者说真正自由了,是不是赵威发的,是否赵威举报的,这些问题都无法去考证,所以我们对此表示质疑。而且这种案件,如果涉及到个人人身(名誉)的一些事情,应属于自诉案件,警方不应该出面处理这些问题。要么就是赵威举报、要么就是看守所举报,如果是赵威本人的话,公权力直接出面处理,那有违刑事诉讼法。任全牛律师被刑拘,赵威丈夫游明磊立即发出公开声明强调,于去年7月委托任全牛律师为赵威辩护,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任律师尽职尽责,三番几次和当局沟通,多次到天津要求会见赵威,因被天津警方拒绝并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在这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下,因网上的一些传言而在微博上求证,并和严华丰律师到天津向警方核实情况,但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更没有见到赵威本人。在这种情况下,郑州警方以任律师编造散布当事人受到人身侮辱的消息,并造成恶劣影响的理由,简直荒谬至极!游明磊强烈谴责当局的这种无耻行径,并要求郑州当局尽快释放任全牛。郑州市公安局值班人士以是行政单位、而抓人的是辖下的分局或派出所为由,拒绝透露更多的资讯。公安部资讯公开办公室的3个电话,则一直无人接听。“709”事件被抓捕的其中7名维权律师的家属周五发表声明,要求当局释放被捕人士、停止抺黑、保障律师会见权,撤除对家属的监控、停止对他们骚扰及逼害,并恢复家属合法出入境。任全牛律师因赵威的微博文章被抓。(任全牛微博截图)(原标题:709事件周年 任全牛承认编造赵威受辱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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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枪指挥党:中国军部出书为政改献议 政治法治借鉴新加坡模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今年3月出版的《新加坡发展之路》,是中国近年少有的对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优势进行系统化分析,同时借鉴新加坡经验,针对中国各方面的改革提出具体建议的带官方色彩刊物。《联合早报》上个月 20日独家报道了此书的出版,这里进一步深入探讨书中提出关于政治和法治两个最重要领域的具体建议。《新加坡发展之路》由国防大学课题组撰写,课题组组长由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亲自担任。经过两年的酝酿,课题报告在2013年之前完成,正好赶上为刚上台的中共领导层献策的时间点。报告被提交到中共高层进行内部流传。时隔三年,今年3月,《新加坡发展之路》获出版成书。受访学者表示,这释放出两个信号:一、这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推行的改革是有方向的;二、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2015年大选取得比上一届2011年大选多约10%的得票率,重燃了中国对行动党长期执政之道的兴趣。还有一种解读是,这可见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依然对中国有借鉴的价值。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去年3月23日去世,当时有舆论讨论,这位观点受中国历代领导人尊敬的新加坡政治家走后,新中关系会否退化?借鉴新加坡模式的新书隔年问世,意味着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的制度和价值观,依然被重视。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到新加坡参加第三届新中社会治理高层论坛。这是两国每两年轮流举行一次,供两国官员交流治理经验的论坛。新中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也自今年1月正式启动与推进。新加坡最有借鉴价值的是什么呢?受访新加坡学者认为,是新加坡的优质民主政治体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中共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维护中共统治地位,为此它可以用强权的手法,通过控制打压反对者,但在目前社会越来越复杂、多样化和国际化的环境中,使用强权手腕的效率有限,对中国国际名声的破坏却很大。郭良平认为,执政党确保长期执政的另一做法,是把执政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通过执政党的执政,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行动党就是做到了这点,所以在每次选举中都可以是老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受访时也同意,对中国而言,新加坡最具参考意义的是政治体制。陈抗也是学院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项目主任,负责为中国官员安排短期培训。虽然出身为经济学者,他经常与中国学员讨论的却不是经济课题,因为“中国发展的瓶颈,主要在政治体制和结构上”。他举一个新加坡政治体制可供中国参考的例子:新加坡由于地方小,只有一级政府,上下委托代理的关系很简单,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少。也因为地方小,所以新加坡领导人的利益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辈子为国家的发展而打拼,没有在一个地方当了市长后被调到另一个地方当省长的机会,这使到他们往往用长远的眼光,专注地为他们所耕耘的新加坡思考,而不会只做短期打算或表面功夫。学者:中国可尝试进行分权并建立奖惩机制陈抗建议,中国可以尝试进行分权,让与新加坡规模类似的中国城市的政府,掌握地方发展的主要权力;然后建立奖惩机制,使市主要领导人的自身利益与地方的长期利益挂钩,同时避免频繁的干部调动,杜绝“流寇”思想;最后在市一级引进公正的民主选举,对主要领导人进行有效的约束,把“一把手”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新加坡发展之路》的主调是推进民主政治。作者在书中不只一处引述邓小平1987年在香港的谈话——“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作者写道,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未来在经济、社会和法治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应考虑推动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并且实行人大代表常任制和全国人大会期制度,换言之,人大更重复地发挥国会的作用,不再是一年只开会十来天。作者指出,行动党很好地做到了在国会保留优势政治地位的同时推进民主。“汲取其经验,总结自己的得失,我们就能够推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能够在21世纪中叶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民主普选的伟大目标。”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受访时说,不用等到50年后,中国现在可以做的,是在目前行政村选举的基础上,先让乡镇、县两级也进行选举。新加坡被誉为新“优质民主”国家《新加坡发展之路》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评价是:新加坡是“一党长期执政、多党并存”的政治体制,良性发展的党政、党群关系,日益成熟的议会民主竞选制度,为国家的持续发展、持久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新加坡因此被誉为是新的“优质民主”的国家。作者判断,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并非来源于反殖民地斗争的历史功劳,而是来源于每五年一次议会选举的人民授权,人民对该党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执政能力的不断肯定”。在中国,抗日剧、国共战争剧泛滥。有舆论批评,中共过于依赖建国前后的革命和抗日的功绩,来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以弥补其他方面执政能力的不足。《新加坡发展之路》也介绍了行动党如何对政治制度进行巧妙设计,以确保政治优势。执政党实质上掌控选举制度的制定权,例如能以对执政党有利的方式进行选区划分。另一例子是,新加坡唯一的全国性基层组织、人民协会虽然名义上不参与党政,但由于资金来自政府拨款,人协主席由总理担任,地方基层领袖由执政党的当选议员或败选候选人领导,因此人协实质上并不独立于执政党,也对执政党的持续执政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不过,随着新加坡年轻选民对民主政治意识和公平政治竞争的要求更加强烈,行动党开始对政治制度做出一些表面上看似不利于执政党政治优势的调整。例如,允许落选但得票率居前的反对党候选人以非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也让来自社会不同特定群体的专业人士以官委议员身份,进入国会参与政策辩论。这些调整虽然稍微降低了执政党议员在国会里的比例,但却因为满足了部分选民对政治多元的渴望,降低了选民把票投给反对党的动力,以致执政党能长期掌握国会的绝大多数议席。综合该书对于新加坡民主政治的主要看法,作者认为,行动党的长期执政靠的是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的组合拳。新加坡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平衡发展,让选民在竞争性民主选举中,心甘情愿把票投给行动党。新加坡政府“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把经济发展所得的财政收入,用来协助人民解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在一个中产阶级占比七成、最富有阶层占比一成,下层民众占比两成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民众利益与政府政策一致,民众的政治诉求也因此相对合理。中国正在推行的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经常强调的“获得感”,反映中共明白让百姓感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好处的重要性。中国应加大犯罪惩戒力度《新加坡发展之路》全书229页厚,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发展、法治建设、执政党执政、廉政建设、社会主流价值培育、社会发展、教育体系建设、族群治理,以及社区建设这10方面的经验与对中国的启示,做了详尽的分析。书中多处反复强调法治对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为此书提供参考资料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告诉《联合早报》:“执政党自身必须一丝不苟地实行法治,并要认识到,法治和司法独立对它是有好处的,不妨碍一党执政。”该书作者写到,行动党守法的好处是,提高党和政府的规范水平,使经济活动在法律框架内标准化运作,也使人民增强对政府的信任。作者也提出,只有在多党政治下才可实现“三权分立”的说法,是一种不必要的思想禁锢。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只要主导了制定法律的过程,使得法律根据执政党的意志来制定,就没有理由不通过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来执行这些法律。作者建议,中国应做到领导人、执政党和政府都严格守法;中国应降低犯罪门槛并加大惩戒力度,应使腐败的成本高于腐败收益。作者也建议通过“民告官”典型案例的宣传,鼓励民众对政府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与此同时,疏通政府与民众沟通与联系的渠道,让民众在动用法律之前能充分反映意见和问题;还有就是先通过立法规定媒体不许与政府对抗的底线,然后放开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2014年)提出依法治国的目标,之后有关“依法治国”的政策和指导原则频频推出,不过违反法治的事故也还是频频发生。《新加坡发展之路》作者写道:“假如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恰当方式,假以时日,在中国完全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王江雨评价中国法治精神建设时说:“表面上似乎做得很多,但骨子里,我相信中国的领导层还没有改变党大于法、人大于法的观念。”新加坡政治体制给中国的重要启示:●不要前苏联的剧烈政治变革,要新加坡在平稳中推行的民主●加强党集中统一政治权力●推动专业行政权力下放和司法权力有限独立●扩大党内民主,提高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政治参与度●塑造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七八成的社会结构●党和领导人应在法治上以身作则●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设立法律顾问●在司法不脱离党的领导前提下,给予司法机构有限的独立—军方出书讨论政治,很讽刺新加坡是非常恶劣的制度。打算父传子?干脆学朝鲜多好? 这都军人干政了还好意思说日本军国主义复苏。李家坡15到30年内会有大变 你们可以看看人口结构 自然有答案。你国军部暴走指日可待看到最后还是君君臣臣那套军人居然干预政治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军队献计恢复鞭刑,谁不顺眼直接两鞭子,也不用拘留所了这么个学法,直接学秦始皇多好,反正民主自由的邪路肯定不学新加坡是城市国家啊。做大型软件开发的要借鉴独立作坊软件开发者的成功经验?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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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中国的中产阶级:2.25亿个让中国领导人担心的原因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经济学人》7月7日刊登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中产阶级:2.25亿个让中国领导人担心的原因”。以下为译文:在1990年代末以前,中国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在2000年,中国有500万家庭年收入介于现在的1.15万美元和4.3万美元之间;今天,有2.25亿达到了。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队伍可能多过欧洲人。这个惊人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地的增长并改变了中国。一块块水田已经让位给了摩天大楼,自行车让位给了交通拥堵。这个“内向”的国家已经变得更加国际化:去年,中国出国旅行的人次达到了1.2亿次,在十年里增长了4倍。社交媒体上涌现了庞大的中国聊天族。然而,缺失了某些东西。在其他变得富有了的专制国家,新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变革。在韩国,1980年代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帮助结束了军政府统治。在台湾,1990年代的中产阶级要求民主,导致了独裁政府允许自由选举。许多专家认为,中国是这个模式的一个例外。中国许多的城市现在如韩国和台湾当年开始改变的时候那样富裕。然而,自从1989年坦克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以来,中国没有见到有要求民主的大型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民主政治轻蔑已极。有证据表明,这种办法是奏效的。强硬派的习先生在中国被广泛推崇为一个强人和反腐败的斗士。极少有中国的中产阶级说他们想要民主,不仅仅是因为这样说会令他们陷入麻烦。许多人看的是阿拉伯之春接下来的混乱和退缩。一些人把英国决定退出欧盟视为一个迹象——不能信赖普通选民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中国政府或许对它的批评者是无情的,但是它至少让人民挣钱了。只要不碰政治,他们可以说以及做想要做的事。然而,拨去表面,中国的中产阶级远未满意。中产阶级的成员是优裕的,但是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担心老了之后谁来照顾他们;大多数夫妻只有一个孩子,以及公共安全网不发达。他们担心,如果生病了,住院费就可以抹去他们的财富。如果拥有房产-他们80%的人有房产,他们害怕会失去它;在中国,贪婪的官员可以心血来潮地让人们失去房产权。他们也担心他们的储蓄;银行提供的利率微不足道,其他的投资方式监管很差或完全没有监管。历史上没有一个庞氏骗局诱骗的投资者超过今年1月在中国崩溃的那个。中国很多的中产阶级也很恼火。当他们被强行灌输马克思主义时,很多人嗤之以鼻。对于腐败他们更加愤怒,腐败摧残了每一个行业和活动,还有裙带关系,它给予的回报胜过才智和努力。几乎所有中产阶级都对污染愤怒,污染堵塞了他们的肺,缩短了他们的生命,伤害了他们的孩子。他们不禁注意到一些有后台的污染大户污染了空气、土壤和水却不会受到惩处。而有些人感到沮丧。中国具有超过200万个非政府组织。其中许多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是中产阶级,他们希望能改善他们的社会,独立于中共这个党。一些人鼓动要有更清洁的环境、更公平地对待工人或结束对妇女和农民工的歧视。这些团体没有一个公开挑战中共的权力垄断,但是它们常常反对中共挥动权力的方式。中共明白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支撑的基石。当习先生于2012年上台以来,他谈到了鼓舞人心的、亲中产阶级的“中国梦”。该党调校舆论,试图来回应人们的期待,缓解社会压力。即便如此,难以想象:没有一个更加透明、更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没有法治,个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没有一个更加公开的政府体制,能够自动察觉和消灭腐败。而且,没有言论自由,非政府组织也不会带来改变。经过千百年动荡的历史以及更近期对于1960年代血腥文革的记忆,中国人常说他们真的非常怕“乱”。但是生活在中国城市里的人,将近一半不到35岁。他们对毛时代的无政府状态知之甚少。当他们感到政府不在听时,一些人就会站出来抱怨。拿南方的禄步镇为例,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在7月3日抗议在那里修建垃圾焚化炉的计划。他们与警方作战,并试图冲入政府办公室。这样的抗议是常见的。根据清华大学的数据,在2010年有18万起。当经济快速增长时,随之而来的是稳定,但是当经济放缓时,动荡可能会蔓延,尤其是当中共必须做出象关闭工厂、重组国企和节制污染这样的艰难选择时。最终,中产阶级抗议的命运可能取决于党的精英。1989年亲民主运动的起飞是因为中共的一些精英成员也赞成改革。没有迹象会出现又一次的天安门(运动),但是在领导层内部关系紧张。习先生已经在他的反腐败大清洗中树立了众多敌人。习先生的同僚们正在争夺权力。中共或许能够抵挡许多年的挑战。中国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能够行动迅速地镇压动荡。然而,依靠单纯的压制将是一个错误。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将越来越壮大,他们将会要求变革。中共必须开始满足他们的要求,否则这个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可能会摧毁该党。原文China‘s middle class:225m reasons for China’s leaders to w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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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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