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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灾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灾难。 它经常不被当成‌‌“灾‌‌”。地震的破坏性即刻可见，程度大时足以把城市震成齑粉，地壳轻轻一震，大家就如临大敌。水灾的破坏则来得缓慢而隐蔽，只有特大洪水才显示出摧枯拉朽的力量，一般的洪涝淹上来又退下去，除了留下了一滩滩污泥，谁知道它带走了什么？也许只是上班族迟到被扣钱，也许有个下水道无声无息地吞掉了一个行人。 它还经常被‌‌“玩坏‌‌”。每逢暴雨成涝，城里的人便使出千方百计来玩水：有人驾着摩托艇英姿飒爽地开过，有人气定神闲地撑个小竹排游荡，还有人拿个澡盆和汽车轮胎就来玩划水……在现代化的城市大马路上开船冲浪，特别具有后现代感。 网上的观众看得不亦乐乎，恨不得自己的城市也来一场暴雨，好让他下楼去玩玩水，晒晒朋友圈。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玩水？ 民间有句俗语叫‌‌“欺山莫欺水‌‌”，深不见底的江湖河海轻易就能吞噬一个人，从而衍生出无数的水鬼河妖传说。尽管父母师长告诫不断，每年还是有不少学生无惧无畏跳下水，结果就这么没了。凭经验活着的中国人，畏惧的并不是水，而是死亡与未知。 中华文明源于河流，遇水定居，把‌‌“水‌‌”神化为财富与好运的象征，顺理成章。在‌‌“水为财‌‌”的思想指导下，中国风水学特别讲究‌‌“山环水抱‌‌”，一池绿水是园林的财位，一湾小溪是社区的灵脉。对一个农业国来说，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上因干旱导致的灾难数不胜数。久旱逢甘霖，不是一种普通的喜悦，而是逃过一劫，大难不死。 倾城的暴雨，给农业社会的人制造了一种‌‌“例外状态‌‌”。平时的人们不会行窃，但当洪水冲破了社会秩序，把别人的财物冲到他们的面前，那就是天赐，物主只能怪老天不长眼睛。在南方农村，暴雨后鱼塘的鱼溢出到田里溪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捉到一箩筐。安徽舒城县那6000头猪如果会游泳，恐怕有不少已被别人捕获。即使在城市里，雨后捉鱼的场面也不罕见。 城市洪涝让现代都市人暂时回到了农业社会，戏水的人就像是逃到水泥马路上的那群鱼，逞一时的快乐。可一旦洪水爆发到1998年和2016年的级别，他们就真的成了鱼，对抗不了天灾，也摆脱不了人祸。 治水，一种古老的治国方式 美国政治哲学家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指出，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治水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 在治水社会，大型的水利工程必不可少。秦皇通灵渠，杨广挖运河，都是通过组织民众大修水利，在全国建立起瀑布式的统治。辗转到现代，当欧美已经对大型水利工程的危害有了充分的论述，中国仍然摆脱不了‌‌“兴修水利，利国利民‌‌”的迷思。你的种种质疑，又被一句‌‌“利在千秋‌‌”‌‌“舍小家为大家‌‌”打发掉。 7月5日，湖北当地为了‌‌“缓解‌‌”汛情压力，决定在武汉沉湖破堤防水，让蔡甸消泗乡的上万村民连夜大转移。7月1日，湖北武汉新洲区举水河发生特大洪水，凤凰镇郑园村陶家河湾举水河西圩垸发生溃口，口门70多米，附近6个村庄、1个社区被淹。溃堤后，当地村民和官员爆料，原来举水西堤已有20多年没有加固，‌‌“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好几次国家财政拨款维修加固堤坝，但是最后也没见着修‌‌”。 这些地区就是防洪治水体系下的‌‌“分洪区‌‌”，当大洪水来临时，就会先让洪水分流到这些欠发达地区，尽量让大城市受到较少的冲击。消泗乡的村民上一次大转移是在2010年的梅雨季，才过了六年安稳日子，又要拖家带口地逃难。 ‌‌“所有中国人都正在成为武汉人‌‌” 武汉作为湖北首府，其灾情必然不是最严重的。只是由于城市人更熟练地使用社交媒体，武汉市的汛情才更多地被看见。然而，饶是有政治保障和巨资改造的城市防洪设施，武汉仍然被洪水冲瘫痪了。 2013年6月底，武汉投129.85亿改造排水系统，并信心满满地宣称‌‌“3年后不怕大暴雨‌‌”。三年后，这场暴雨仿佛是来打脸的，彻底冲垮了武汉城市建设者的面子。过去一直有人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我们现在已经不敢奢求下水道能排水，只要它不‌‌“吞人‌‌”，就属不幸中的万幸。 在武汉生活了二三十年的乐评人李皖说：‌‌“所有中国人都正在成为武汉人。‌‌”这个遍布工地的城市，代表了一种夸张的中国速度。截至2015年11月，武汉全城共有工地约1.9万个，被洪水这么一倒灌，会发生什么事、造成多大的损失？ 没有人知道，就像走在洪水淹没的大街上，你不知道前方平静的水面会不会掩盖着一个黑暗的涵洞。  

不仅“占领”还要“改造”西藏一九五一年中共进入西藏，其明确方针不仅是要“占领”，还要“改造”西藏。中共开动宣传机器，与此方针紧密配合。“占领”的依据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逻辑上就说不通；“改造”就要动用共产党的看家武器，即“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照中国政府的说法，西藏的“百万农奴”渴望翻身，要求中共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翻身农奴心向党”是中共在西藏问题宣传上的主旋律。事实如何呢？我在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西藏史实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从未公开的神秘文件，可以一窥当年西藏社会年轻一代的政治诉求。一九五九年三月导致达赖喇嘛出走的拉萨事件，长期扑朔迷离，史实不清，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政府的宣传一直说是拉萨的上层贵族和农奴主发起叛乱，而中共军队血洗拉萨城的“拉萨战役”则是“平息叛乱”。随着达赖喇嘛自传出版，藏人方面一些亲历者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人士回忆录的出版，以及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当年的文件和“内部报道”渐渐公开，研究者也得以接触到一些解密或半解密的档案，一些基本事实浮出水面。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紧张局势的起因，和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并没有直接关系。达赖喇嘛当时一直想和西藏工委配合以避免流血冲突，他不支持藏人进行武装反抗的准备，他的侍卫长帕拉甚至不让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人士接触达赖喇嘛。三月十日后，达赖喇嘛和噶厦都已无法控制社会上普通藏人的集会，而人数不多的藏军一直到战事爆发都按兵不动，是被动地卷入了武装冲突。如今已经公开的中共文献证明，拉萨事件的主动者是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军。在四省藏区发动土改和摧毁藏人社会结构的“民主改革”而引起的藏人反抗，必定将西藏拖入武装冲突，中共借机通过“边打边改”在西藏实行“改造”这一方针。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拉萨事件”爆发之后，毛泽东“一语泄露天机”：“终于等来了政治上的主动”。言下之意，他可以用“平叛”为借口放手镇压，消灭了反对势力以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西藏了。那么，一九五九年三月是谁在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是谁发动和领导民众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以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解放军军区？文献和亲历者回忆都证明，当时在拉萨有几个地下民间组织在活动，是他们在发动和领导藏人民众保护达赖喇嘛，反抗中共占领。拉萨事件中的三个主要民间组织库松代本彭措扎西当时是负责达赖喇嘛保卫工作的藏军军官，他又是达赖喇嘛的姐夫，亲历了中共入藏后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根据他的回忆录，拉萨事件中有三个主要的民间组织在起作用。最为著名的是孜本夏格巴和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在印度噶伦堡建立的“西藏幸福协会”，也叫“西藏福利会”。孜本夏格巴出身贵族，原是噶厦官员，是西藏近代史上较早有现代意识的贵族。嘉乐顿珠因为是达赖喇嘛的哥哥而拥有贵族地位，和国民政府有较深的关系。他们有强烈的西藏民族意识，是当时西藏屈指可数的具有国际视野并有一定对外关系的人，对西藏被占领的现实和未来亡国灭种的可能性忧心忡忡。他们在解放军入藏后不久就离开西藏，定居于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著名商城噶伦堡。他们组织的“西藏幸福协会”以噶伦堡为中心，并在拉萨建立了秘密分支。第二个组织是“人民会议”，这是由商人阿乐群培发起的，这个组织由于一九五二年发生的“人民会议事件”而被取缔，中共还借此强迫达赖喇嘛撤销了两位司曹的职务，但这个组织并未彻底消亡，而是转入地下。第三个组织更有意思。一九五一年中共占领西藏以后，挑选了一些藏族青少年去北京学习，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然而，他们中一些人在北京学习以后，知道了更多外部世界的事实，对中共改造西藏的前景更加了解，自然而然地对中国政府的占领与改造非常反感。一九五五年，这些人从北京返回西藏后，其中有个叫阿旺桑格的人组织了一个名为“独立联盟”秘密组织。被掩盖的民间组织史实我对拉萨事件的研究得出结论，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藏人群众的主要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这三个组织。这三个组织和噶厦官员有程度不一的联系，他们在紧张局势下给自己规定的主要任务也是首先要保障民族领袖达赖喇嘛的安全，但是噶厦并不支持他们发动民众对抗解放军的想法，拒绝和他们合作。中国政府以往指责达赖喇嘛和噶厦发动叛乱，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中共的宣传对这三个组织也区别对待。公开宣传最多的是夏格巴的“西藏幸福协会”，夏格巴的日记也已经公开。事实上，夏格巴和嘉乐顿珠那时在印度的主要努力是设法和美国方面建立联系，这种努力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成效，主要原因是美国并不愿意公开卷入西藏事务而令印度、英国和国民政府不快，美国只愿意让中央情报局展开有限的以获取情报为主要功能的秘密活动。CIA要求达赖喇嘛出面提出请求，而达赖喇嘛并没有这样做。夏格巴的西藏幸福协会在拉萨的活动能量是有限的。但是，在中共的宣传和中国的藏史界，对夏格巴的西藏幸福协会的讲述最多，造成“拉萨事件”是夏格巴等人在主导的印象。这样的“结论”符合中共对西藏问题的解释，因为夏格巴有西藏旧贵族的渊源，而嘉乐顿珠又是达赖喇嘛的哥哥，他们的组织与美国有联系。中共宣传机器大力宣讲西藏幸福协会，一是证明“西藏叛乱”是达赖喇嘛和贵族农奴主发动的，二是暗示美国在背后策动。中共的宣传和境内藏史界讲述最少的是“独立联盟”，这个由中共培养的“民族干部”，在北京受训的年轻人成立的组织。拉萨事件后，新华社内参上刊登了解放军在罗布林卡搜查到的一份文件，题为“西藏反帝党章程”。我对它的内容和文本进行过仔细的分析。这个章程具有现代政党的风格，提出了明确的民族和国家诉求，有政党的组织和纪律要求，规定了党员的任务和权利，甚至有“男女平等”、“党内一律平等”以及批评及申诉等规定。章程中的很多具体规定显然是从外部学习和模仿而来，特别是向非常重视组织的中共学习和模仿。事实上，就像印度独立运动骨干全部是英国殖民者培养的本土人才一样，中共在占领西藏后刻意培养的藏族干部中，也会产生藏民族中最有本民族意识的精英，特别是从底层“翻身农奴”中产生的人才。所以，这个“反帝党”很可能就是由北京回来的年轻人组织的“独立联盟”。“反帝党”这个名字可圈可点。那些年轻人眼中的“帝国主义”是谁？当时占领西藏的不是“英帝”或“美帝”，因此当时中共宣传中的“英美帝国主义”不可能是“反帝党”所反的对象。从“党章”的内容来看，“西藏反帝党”反的显然是占领并将全面改造西藏的“中帝”。这个被中共视为“非常反动”的组织，中共定然花大力气调查处理，但是以后却再也没有公布过相关资料，这个组织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中共的宣传部门没有用它来做任何文章，显然是因为它不符合中共的宣传需要。然而，正是这样的组织，证明了中国政府不愿承认的事实：对中共的统治反抗最强烈的，恰恰是底层的“翻身农奴”。《动向》2016年6月号

博谈网：涉杀国保的金重齐已死 网疑“被自杀”2016年7月4日墙外仙减小字体 / 增大字体（博谈网记者苏智敏综合报道）27日刺死2人的金重齐，传出已自杀身亡的消息。但由于被刺死者疑似为国保，加上当局极力封锁消息，让外界认为事情不单纯，连金重齐的死也被质疑是“被自杀”。模糊不清的报导据《京华时报》7月4日上午的报导，称被警方通缉多日的海淀公交站杀人案嫌疑人金重齐被找到，但已自杀身亡。报导指金重齐“为北京户籍，有犯罪前科，曾被判入狱12年”，“北京各派出所于昨天得到通知，不再继续发布有关通缉令的相关信息，通缉令已被撤销。随后，记者从接近警方人士处确认，嫌疑人金重齐被找到，但已自杀，具体细节尚不清楚。”这则仅有二百多字的新闻只简短的介绍这起发生于6月27日海淀区学清路静淑苑公交站台的凶案，金重齐持刀在公交站台附近连刺3人，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事后公安部于28日发布A级通缉令，悬赏5万元通缉“重大作案嫌疑人”金重齐。报导中，依然没有提及被杀者的身份，甚至是金重齐的行凶动机。死者可能为国保27日杀人案发生后，当局进行各种封锁，例如隐藏死者身份、删除金重齐微博帐号“性情中人-jzq”、网络严格查删和资讯封锁等，皆显现此案的敏感。敏感原因推测与网传的死者身份──国保——有关。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金重齐是多年的维权人士，因帮助维权人士、访民而长期被软禁、受威胁，甚至遭到国保殴打。他曾在微博上透露自己长期被国保贴身跟踪监视，并扬言若遭遇不明身份的暴力伤害时，他将果断进行正当自卫。金重齐曾在6月21日于微博上回复评论说：“说句实话，它们根本就不怕你举牌拉横幅慷慨陈词，它们只怕遍地杨佳，因为那样的话做恶成本太高。”网上另有跟帖称，金重齐在长期打压中，可能因精神紧张而误判，将无辜者错当国保杀害。但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的丈夫董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目前无法确定两名死者是否就是国保，但由于金重齐一直被跟踪监视，以他多年和国保打交道的经验，将无辜者误判为国保的可能性不会太大。质疑金重齐“被自杀”由于中国媒体对金重齐身亡的报导很低调，也没有交代细节，因此不少网友质疑他是“被自杀”。网友“老虎任”就直接表示：“我现在怀疑这人是被做掉的了…”职业为摄影师的王勉则在留言中劝国保们别太过份。王勉指出，在中国有一群人虽未经法庭判决有罪，却长期受到国保警察的骚扰，希望这次金重齐杀国保的事件能唤醒同行：“工作是工作，为党国打工而已，不要逼人太甚。”“国家不会因为你去世损失啥，但你的家人没了你就很不一样。”在评论跟帖中，可看见不少网友称金重齐是英雄，有人直呼“又是一个杨佳”。这让人想起，今年5月10日郑州范华培因不满当地政府拆迁补偿方案，愤而提刀杀死含办事处副主任陈山在内的三名人士，不久即遭特警当场击毙。范华培死后，有人称他是“杨佳再世”，上千人来到他的灵堂悼念、献花圈。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标签: 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