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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18日报道，当前，像舜天船舶这样债台高筑的企业处在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这种困境扰乱了最近的货币、商品和股票市场。造船业是中国众多工业行业中的一员，这些行业包括钢铁制造业、煤矿开采业和汽车业等，在好的年景里，这些行业中的企业能从国有银行获得大量贷款来扩大规模，这帮助推动了中国多年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现在经济增长率下滑至7%左右，许多企业出现了资金紧缺的状况。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一开始是家小公司，在1980年代曾经买卖过一些船只。但过去几年，这家中国国有企业依靠贷款大肆扩张，开了几间造船厂，还签下几个价值数亿美元的订单。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引起了货币汇率、大宗商品和股市的波动，而像舜天这样负债累累的公司，则处在问题的核心。舜天公司刚刚发现自己成了法庭上的被告，中国最大的一家银行要求法院判处这家公司破产，以便赔偿它所欠下的逾期贷款。政府监管者正在调查这家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其银行账户最近已被冻结，这家深圳上市公司的股票从去年八月开始停止交易。“情况很糟，”香港船运业咨询人士马修·弗林(Matthew Flynn)说。在经济行情好的时期，许多行业会从国有银行大量贷款以支持扩张，造船业只是其一，其他还有钢铁制造、采矿和汽车制造等，它们助推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但中国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下滑至大约7%，很多企业开始出现资金匮乏的情况。这加重了外界对中国经济走向所持的各种担忧，全球投资者紧张不安，由此给石油价格带来很大压力。像舜天这样的企业让这一前景更加不明朗。多年来，国有企业一直能持续提高产品价格，助其偿还贷款。随着消费者收紧荷包，通缩压力显现，这些企业被迫降低产品价格，但它们背负的贷款并没有减少。企业的困境给政府的经济管控雪上加霜。为避免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剧烈下滑，中国当局正加紧实施一系列刺激措施，比如建造更多高铁线路，鼓励国有银行持续提供贷款。但随着企业破产给中国带来更多压力，贷款持续增多只会让中国经济愈发脆弱。去年，中国各类债务——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增长的总额，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12%。中央银行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总体贷款额度在去年12月大幅增长，增速达到去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借贷大部分银行贷款的工业企业，正在进入一个十分危险的环境。产品价格低，或不断下降，意味着企业需要每年大幅增加销售额才能有足够的收入偿还贷款。但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企业实现销售增长比较难。中国不是唯一一个生产价格下降的国家。由于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疲软，美国的生产价格也从一年前开始下降。中国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还要应对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问题。随着劳动力年龄增大，以及更多的年轻人倾向于找白领工作，蓝领工人的工资一年要增长将近10%。很多行业出现过度投资，也导致有太多工厂和其他企业在争夺有限的生意。“劳动力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降，这两项加在一起是个不小的挑战，”惠誉金融机构香港办公室高级董事鲍冰娜(Sabine Bauer)说。从舜天等造船企业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中国的海岸线沿岸各个港口和沿海诸河两岸，都有不少企业买下大块土地，购买起重机，聘用大量焊工进行建设。中国的造船产能在全球所占比例从2008年的五分之一，增长到去年的五分之二。质量控制从一开始就是个问题。“接连制造出来的两艘船原本应该一模一样，但在中国就是两艘不同的船，”曼哈顿船舶经纪人巴兹尔·卡拉察斯(Basil Karatzas)说。“在日本，他们连着造十船，也是一样的。”尽管不少中国造船厂都遭到很多这样的投诉，但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日本和韩国造船厂要求买家为订单支付20%的定金，另外还要有一家国际银行为其担保，如果买家违约，将由银行负责支付剩余款项。尽管中国造船上也要求同样买家预付同样比例的定金，但他们不要求国际银行担保，会接受那些财务状况并不稳固、实际上是空壳公司的企业所下的订单。这让中国造船厂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船只价格剧降，买家可以放弃定金，不再支付剩余船只费用，让造船厂自己解决这个烂摊子。因为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在过去两年有所萎缩，船只价格下降了逾20%——有些情况下降幅要更大。中国造船厂大量生产的5.8万吨散货船，价格已经从2013年的3000万美元降至现在的1600万美元。这种情况下，在价格比较高的时期下单的买家会放弃定金，而不是全款买下已经贬值的完工船只。在中国造船厂随处可见造了一半的船体，看起来就像被切成两半的钢铁蚯蚓。很多造船厂没有资金完成船只的建造，以便将其折价卖给别的卖家，那样或许还能让它们拿回一些成本。即便是实力比较强的买家也无法完成交易。舜天有四艘完工船只，都被曼谷的珍宝航运公司拒收。之前交付的一艘船也因质量争端被要求退回，在伦敦引发了一起仲裁案件。周二，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将舜天公司告上法庭，地点是该造船公司创始地江苏省。中国银行要求对该公司进行清算，因为它的违约贷款已经达到8100万美元。舜天公司一位马姓高级职员表示，法院本周举行了几场听证会，但她同时表示，据她所知法院尚未做出任何裁决。中国银行和法院都没有对此事置评。国有银行如此积极地索偿债务，在中国非常少见。中国当局不时发出关闭此类僵尸企业的信号。“僵尸企业并非新生事物，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日益凸显，”中国主要的党报《人民日报》最近表示。不过，银行往往继续让贷款展期并提供更多贷款，尤其是对舜天这样的国有企业。该公司控股股东是江苏省政府。对于完全关闭这些公司，政府一直很犹豫，因为担心大规模下岗可能会引发抗议活动。然而，造船业正处于彻底的混乱之中，有几十家公司没有任何订单。政府下令停止给该行业提供出口信贷，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强制关停一些企业。若非如此，人民币贬值或许本可以让情况有所缓和。人民币汇率下降，会使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这有助于减轻会损害企业提高产品价格能力的通缩压力。它也使中国劳动力价格在换算成美元后显得比较低，有助于吸引海外投资。这些因素是中国政府近期一直在让人民币贬值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货币问题也颇具挑战性。人民币走低可能会进一步遏制中国对通常以美元定价的进口商品的需求。随着中国需求的减少，货运业停滞不前，船运公司对新船只的需求会变得更少。对舜天这样的企业而言，这种状况是灾难性的。“即便是已经签下订单，”船运业咨询人士弗林说，“买家现在也不想收货。”

每周四下午13：30，刘惠中先生乘坐公交准时抵达中国电影资料馆的301室。2015年底的一天，按计划，他要和其他两位审片员审两部从胶片转为数字的老电影。 第一部是1947年拍摄的《太太万岁》，刘惠中打了62分，‌‌“我给它过了啊。‌‌”他冲一米多远的同事吼。下午审的这批老电影转化后有斑痕、黑点、忽明忽暗的技术问题，他需要把关它们是否修复到位。这只是他作为电影审片人的部分工作，每周还有两天，刘惠中要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审新电影。 作为一名电影审片员，刘惠中是‌‌“掌握影片命运‌‌”的人之一。在中国，任何一部电影想上映必须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核，拿到电影公映许可证，也就是大众熟知的红底金色的龙标。审片员队伍约50人，大多年过50，最年轻的30多岁，刘惠中75岁，一头银发，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位。 按照审核流程，一部电影随机分配5位审委，每位给出1—5的评分，提出修改意见。意见不同的两方互相阐述、劝服，第三人做裁判。如果无法达成统一，再换5位审委，直到全部意见一致——通过还是不通过？带修改意见通过还是修改后再审查？‌‌“最好的少，最差的少，大部分都在这肚上了。‌‌”刘惠中形容评分大多呈枣核形，他带着一口浓重的北京口音，半开玩笑地说，‌‌“别人看影片都是花钱，我看影片是挣钱。‌‌” 外界认为审片员手握大权，刘惠中却没有把自己当作一名官员，‌‌“绝不是‌‌”，他视自己为制度的一枚螺丝钉，‌‌“主宰‌‌”的权力‌‌“应该是属于广电总局‌‌”，‌‌“广电总局不用你，你屁也不是‌‌”。 1964年，刘惠中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1968年被派往越南任战地摄影。回国后，他从摄影师做起，1990年代转为导演，之后又转任制片人、艺术总监。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做了5年审片员后，他开始在广电总局审查电影。在当审片员之前，他本有担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机会，但当被告知当厂长的附带条件是不准再拍片子后，他拒绝了，‌‌“你要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玩业务的人，我一直没离开过影片。‌‌” 审片员‌‌“作为国家的宣传机构，国家的主旋律，你得必须把住这口的‌‌”。他告诉记者，这份国家委派的任务没有量化标准，得靠‌‌“悟性‌‌”，‌‌“如果你的悟性不到，你掌握的标准不准，那就是你自己犯错误了。‌‌”他看报，看电视，学习党政政策，但仍觉得‌‌“政治水平不是太高‌‌”。 在审查环节中，政治审查无处不在。7年前审查葛优主演的《气喘吁吁》，刘惠中提出有几个天安门的镜头色彩灰暗、不明快，‌‌“就好像旧社会似的‌‌”，但影片讲的是当代故事。尽管镜头里天安门只作为背景，刘惠中也觉得不行，他据理力争，天安门蓝天白云的日子多的是，为什么非得用灰暗的？抱着可能有类似‌‌“政治隐喻‌‌”的顾虑，他说服了其他审委，定了修改意见——‌‌“调子比较灰暗，表现新社会的画面一定要给人欣欣向荣的气氛。‌‌”制作方把画面改后又送回复审。 相比修改或通过，想要毙一部影片要难得多。‌‌“过去叫毙和不毙，现在叫建议怎么修改。‌‌”刘惠中和同事交流连‌‌“毙‌‌”字也会尽量用其他词代替。想毙片时，他会旁敲侧击地说：‌‌“我觉得这个有点玄乎，你们大伙觉得怎么着？‌‌”要是意见一致，就毙，要是自己是少数，他就写个意见。‌‌“你得考虑到导演的前途，考虑到制片商的投资，考虑到社会的影响，考虑到舆论的压力，各方面都得圆满了才能动，不能轻易动这个东西。‌‌” 曾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自掏腰包，凭家用DV自拍自导自演了一部90分钟的生平传记，想进入院线。刘惠中第一次看片后就没通过，‌‌“它不是个故事，技术上也不行，全都比较粗糙。‌‌”一般电影被毙就无法再送审了，但这片子‌‌“有能量‌‌”，前后送审了八九次，轮到刘惠中手里就有3次，对方用尽改电影名字、改公司名的伎俩，片子最终还是没过。‌‌“审片位置不是说我看，我同情你的问题……观众否则骂你，‌‌‘什么玩意儿，这玩意也都通过了‌’，你不能随便。‌‌”刘惠中说。 作为审查机制的个体，审片员被广电总局完好地‌‌“保护‌‌”起来，随机安排影片，事先不告知审哪部，提交的意见表以总局的官方意见公示，不公布具体参审人员，以此避免审片员与观众、制作方直接的接触。 制作方和电影导演把审片员当作阅卷者。刘惠中回忆，一次，轮到他审顾长卫的电影，顾长卫‌‌“刺溜一下，自个儿钻来‌‌”审片室，‌‌“藏在后边不敢露‌‌”。这是不被允许的，高椅背的软座和昏暗的光线恰如其分地帮顾长卫打了掩护。直到刘惠中站起来，一回头，‌‌“那顾长卫吧。‌‌”‌‌“哎哟，刘老师，刘老师。这我片子，我来看一眼。‌‌”‌‌“你怎么进来的？‌‌”‌‌“哦……哦……我干别的事进来的。‌‌”隔几句话的时间，再回头，顾长卫不在了。 有时，也会出现审片方被动的局面。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上映前，被删剪的传闻众说纷纭，作为《一步之遥》的审委之一，刘惠中清楚地记得电影只改了两处，一是舒淇的台词‌‌“初夜权‌‌”改为‌‌“初嫁权‌‌”，二是大腿舞剪了一个拍得太高的镜头。‌‌“这就是发行商在发行上的一点微妙之处。‌‌”他说，观众的心理是‌‌“越说毙，越说不易看、儿童不宜，就越觉得新鲜，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上座率就高了‌‌”。 情色是审片绕不过去的元素。前几年在电影频道审片，刘惠中专门负责审核进口影片中的裸露镜头。当时电影频道对裸露的内部规定是，‌‌“女同志的裸镜头只能从后背转45度，男同志后边怎么都可以裸，正面下身不行。‌‌”那会儿，刘惠中盯着监视器，拿着回放器，一秒25帧，一点点抠，一帧帧找，直到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帧，一刀切下去，又不影响情节。 审片员还需要紧跟时代的趣味。刘惠中举例说，《泰囧》曾放大过审委和观众间的审美差异，几个老专家审了，‌‌“这片子，嗯……不行。乱七八糟‌‌”，放映后却获得12.67亿的票房。《泰囧》之后再审《港囧》，刘惠中感觉不一样了，要以现代人的角度看，不能按审委个人的口味，‌‌“现在跟那会儿不一样了。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东西。你要是说这帮老审委们，那都是中规中矩的人。‌‌” 他承认，自己是‌‌“比较过时的年龄段‌‌”，但心理上不落伍。在西餐厅吃饭，他买团购券。别人赌他玩不转微信，他买了一个智能手机，自学一星期全会了。对这些异于同龄人的举止，他乐意归功于‌‌“一年最多要看1200部片子‌‌”，电影中年轻人的生活更新着他的观念库。 总有言论表达对电影审片制度的不满，这是一个微妙的现实，但刘惠中不会为此感到纠结，‌‌“这等于就是一项工作，按着规定走嘛‌‌”。国家使命高于一切，‌‌“（观众）对制度的不满，我们不太介入这些东西。因为国家规定的，我是受国家委托来的‌‌”，‌‌“他们（观众）直接对的是电影局，我们是具体执行人。‌‌” 中国的审片制度是不是束缚太多了？可不可以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刘惠中觉得不行，因为不同国家‌‌“人的知识水平、认知度不同‌‌”，他和记者举了在奥地利讲学时观察到的例子：他站在路边看来往车辆，他一站，所有的车‌‌“唰‌‌”地停住了，他一过马路，车马上就走了。后来他搞懂了，在国外，车会自觉尊重行人，而‌‌“中国人现在的自觉性不够‌‌”。 审查会变吗？会变化。刘惠中说，也许广电总局不设置审查了，由工会或制片协会之类来监督。 那什么时候会变？记者问。 5—6年暂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