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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杠杆与去库存，本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步调一致之举。然而，近来在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利用加杠杆手法去房地产库存的反常现象。此路必是行将不远，风险巨大。中国房地产业已至转折点，绝不能再以“兴奋剂”刺激增长了！　　中国去年以来曾采取针对房地产的“3·30新政”和“9·30新政”，对房地产释放利好。此后，市场出现分化行情：一线城市房价再度疯涨，个别二线城市房价闻风跟涨，而三四线城市房价低迷依旧。　　至2016年，中央政府本已确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但是，房地产市场政策在实施层面不见收敛，反有加强。在一线城市，银行信贷向房地产市场倾斜，P2P通过地产中介对接首付贷，银行表内外资金也以种种名目推高个人购房杠杆。多个城市下调利率，降低首套和二套首付比例，辽宁沈阳流产的高校、中职毕业生 “零首付”政策即为典型。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诸般短期行为，一些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人们不禁要问：这哪里是去杠杆？　　反常的地产加杠杆背后，是房地产，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巨大库存压力。有住建部专家估算，中国现有约66.72亿平方米库存，占用资金约为40万亿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部分为债务。据IMF测算，中国房地产库存至少需要消化四至五年。三四线城市中的“空城”“鬼城”消化库存更是遥遥无期。　　　　加速去库存，是合情合理之举，但必须与去杠杆的战略相一致，岂可慌不择路、剜肉医疮，甚至饮鸩止渴？以加杆杠方式刺激房地产，隐藏着多重风险，暴露出重重积弊：首先，喧嚣的是一线城市，热闹的是二线城市，落寞的依然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愈发加剧。其次，真实杠杆有多高，风险敞口有多大，监管部门难以准确掌握；加杠杆的各个隐秘环节，监管部门难以监测与控制。第三，加杠杆过程中，银行风控机制近乎失效。第四，在一些财政拮据的地方，政府不惟对去杠杆缺乏动力，且有助长加杠杆倾向。这些风险和问题，折射了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进展不畅，国家治理水平有待提高。　　如同一年前的股市，今年以来一线城市的楼市行情，亦属资金市。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安全资产荒”恶化，资金流向楼市亦属必然。在中国，企业杠杆率高企，政府杠杆率次之，而居民杠杆率相对较低。企业去杠杆势必增加银行体系坏账，也将受制于去产能进程而举步维艰；政府去杠杆不惟不易，增长下台阶背景下更是时有加杠杆之需；令居民部门加杠杆来帮助企业部门卸担子，似乎成了合理和相对安全的选择。　　殊不知，居民加杠杆极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膨胀。泡沫一旦破裂，低净值、高杠杆的家庭将首当其冲，居民支出减少，企业产出下挫，形成恶性循环，酿致经济灾难。房地产市场具有周期长、振幅大的特征，泡沫破灭的后果，远比股市泡沫破灭更为严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正是前车之鉴。　　加杠杆中的异常行为已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监管部门也对当地房地产场外配资市场情况展开了排查。上海、深圳先后出台新政策，提高二套房首付比成为重点。　　然而，迄今的应对举措效果如何，尚待观察。未来，应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立足长远，从体制、机制上治理过度加杠杆。　　——应尽快构建和完善房地产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得房地产领域的资金筹集、融通、借贷各环节均有法可循。对于骗取贷款的开发商或个人，应立即停止贷款，并追讨已贷款项。通过法律手段，尽量挽回损失，并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房地产金融的乱象表明，现有领地化的金融监管体制，难以实现房地产投资开发、流通、销售全过程的动态化、穿透式监管。金融监管体制已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尽快改的问题。　　——完善个人信用体系。目前，中国信用体系已初具规模，主要是个人的银行信息。但是，许多个人重要信用信息如个人交税记录、个人房产信息等都没有纳入，中国个人信用体系依然薄弱。　　——冲破既得利益阻挠，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进程，坚决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房地产业联带性极强，过去20多年，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居功至伟。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房地产市场亦迎来了周期性拐点，突出表现为增势减缓、结构分化。根据国研中心的研究，2014年新开工量的阶段性高点基本得到确认，未来十年，住房需求和投资增幅均将明显下降。依靠刺激房地产重归高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世上没有房价只涨不落的国家，也没有只涨不落的城市。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终究要发生。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创新和效率，是中国经济的惟一出路。当前的去房地产库存，绝不能以放弃去杠杆、甚至过度加杠杆为代价。这关乎中国经济在近中期的起码承受能力，也关乎中国经济长期能否实现发展方式转换。兹事体大！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大大”是山西方言，意思是叔叔。习近平上台以来，祖籍陕西的习近平的崇拜者以“习大大”称呼习近平，“习大大”这种称呼得到习近平本人的鼓励，旋即成为中共官媒广泛宣扬的一种带有明显个人崇拜的昵称。随着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受到来自国内外的越来越多的非议、批评、抨击、嘲笑，此外，或许中共官方或习近平本人也终于意识到号召全国人将习近平称作叔叔的可笑，近来中共当局似乎在对外放风，试图撇清“习大大”与习近平的关系。然而，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习近平的言行在网上留下太多的记录，其中包括太多的官方记录，而且包括习近平本人赞许并鼓励使用“习大大”这一称呼的记录。例如：2015年9月9日教师节，习近平前往北京师范大学，教九楼一间教室内，来自贵州的50位小学骨干语文教师分成几个小组，正在就西部地区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习近平走进教室，坐到大家中间，来自遵义的刘轶说：“总书记，我叫您‘习大大’可以吗？”“YES。”听到总书记的回答，全场都笑了起来。以上一段文字是中国响当当的权威党媒新华网发布的官方正式新闻，时间、地点、人证俱在。习近平回答“YES”。如有读者不像习近平那样懂外文，翻译成中文就是“可以”的意思。新华网的这段报道截至目前并没有收回，也没有当事人站出来声言报道失实，因此人们只能相信它基本是真实的。中共官媒的报道显示，习近平本人对“习大大”之称颇为喜好。以下一段文字还是来自中共党媒的正式报道：北师大团委老师看了标语牌后问学生会主席潘聿航：“你们敢不敢、想不想用‘习大大’这三个字？”潘聿航当即给出了肯定的回复。他介绍，在欢送现场，标语的放置也是有讲究的。“习大大辛苦了”这6个字的标语就放在英东学术会堂的正对面，习近平一出门就能看到。潘聿航回忆，习近平从英东学术会堂出来后，有幸第一个与总书记握手的学生就是他。“习总书记看到我们做的标语，会心地笑了起来。”潘聿航说，习近平在这组标语牌前停留的时间多一些，“还一直说‘好好好’”。然而，2016年3月10日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一篇《习近平：不要叫我“习大大”》。该文说北京一位接近习近平的人士对《明镜邮报》披露：习近平对中共宣传系统煽惑吹捧自己的行径很不满意，对“姓党在”的媒体刻意塑造自己的形象很不满意，明确要求：不要叫我“习大大”。一忽儿中共官方正式媒体报道习近平亲口说：“YES（可以）”称他“习大大”；在“习大大辛苦了”这组标语牌前停留的时间多一些，还一直说“好好好”；一忽儿又说对“姓党”的媒体刻意塑造自己的形象很不满意，明确要求不要叫我“习大大”。这种说法难免令人感到奇怪。难道习近平是不看书、不读报的？宣扬“习大大”已经三年了，今天才想到这形象不好。既然前面自己亲口当众允许人家称他“习大大”，君无戏言，那就怪不了别人，怎能怪到中共宣传系统头上去呢？显然，习近平本人前言不对后语，自己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还要把责任推给“姓党”的媒体。这样的习近平令人难以相信他有诚信。昨天才要求“党媒姓党”，今天又说“姓党”的媒体在塑造我的坏形象。总之，成功归己，失败归人。从今以后，谁能相信他？极可能他今天讲的话，明天又否定了。百官无所适从，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不作为，不作不错，只要观看他演他的独脚戏就好了。

2月19日习近平对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进行调研，强调“党媒姓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论者把“党媒姓党”解释为党媒不姓刘（中宣部长刘云山），而人称任大炮的网络大V任志强当即放炮：“当所有的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遗忘的角落了！”，呼吁“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这对于任大炮来说，其实也算不得什么，但有人如获至宝。围绕任志强的权力暗战波诡云谲。你不是说“党媒姓党”吗？对反党分子还客气啥？刘云山控制的媒体用文革大字报的方式，“立场坚定斗志强”。看似在挺习近平，实则打着红旗反红旗，拆人家的台。公众的印象是，习近平说要容得下尖锐批评，不过是引蛇出洞！这种招数，与薄熙来以唱红打黑的“政治正确”对抗中央如出一辙。2月22日，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千龙网，发布上纲上线、隔山打牛的《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猛批任志强散播“反党”思想；“不明真相”的共青团和地方媒体火力全开，《宜宾晚报》新闻主任毛开元发文痛斥“任志强是8000多万党员的耻辱”，被多家媒体、网站转载。任志强的微博账号遭网信办关闭，还被踏上一只脚，和转世说再见（“决不允许已被关闭帐号的用户以‘换马甲’等方式改头换面再次注册”）。2月29日，北京西城区委下发《关于正确认识任志强严重违纪问题的通知》，将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任志强作出严肃处理；任志强所在的华远集团马上与其进行切割，发布《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要求“党员职工严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利用自媒体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还有人公开呼吁：任志强“如果有违法问题，建议移交司法机关”。两会在即，这种黑云压城、“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气氛诡异得可怕，连起码的遮羞布都不要了，明目张胆地嘲笑习近平提出的“自由、民主、和谐、法治”等核心价值观。这种情况下，支持任志强等于力挺习近平。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教授蔡霞发表《党章党规保护任志强们的党员权利》替任志强辩护，认为任是在行使“党员权利”。但这样的信号太微弱了，宁左勿右的党媒没有意识到蔡霞背后的力量，纷纷发文反击。对任志强的围剿、炮轰，千龙网发布的《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最早也最为“毒辣”：“一个半夜三更喜欢给领导打电话的任志强，究竟谁给了他跳出来推墙的‘勇气’？”“以任志强为代表的资本翻天派，在攫取了大量的资本资源之后，妄图通过资本控制政权，走西方宪政之路，最终实现资本长期坐庄。”2013年任志强出版自传《野心优雅》，说王岐山“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辅导员，从在校学习到上山下乡，再到北京工作，我都跟他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至今他还会偶尔在半夜打来电话，我们经常一聊就聊很久”。千龙网显然是在暗示王岐山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是可忍，孰不可忍？2月29日，王岐山开始反击，《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说真话但不被打击报复。党对待批评的基本态度，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最忌从恩怨、得失、厉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用人为的芥蒂把意见和分歧推向工作的反面。”经中纪委官网转发，网络为之沸腾。“蒙在鼓里”的地方当局和媒体这才恍然大悟，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赶紧悬崖勒马。知情者透露，宜宾宣传部门要求：当地表扬《任志强是8000多万党员的耻辱！》一文作者毛开云的稿件，一律下架，宜宾日报金沙网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宜宾一个帅气的男记者被中央网安点名表扬，太牛了！》也已删除。两会的风在朝任大炮、民主、法治的方向吹。3月2日，政协委员蒋洪说：“中共历来主张听取不同意见，习总书记也说过，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前几任领导还说过，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让大家说。公众畅所欲言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和谐的标志，也是社会自信的标志。作为公民，表达权利必须要保障。”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作工作报告时提到：要鼓励政协委员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探索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支持他们反映群众诉求，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政协委员朱征夫认为，让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容易导致“舆论审判”，不利于法院的独立审判，也不利于司法公正。在南方系惨遭整肃、面目全非之后，大陆仅剩的敢言媒体《炎黄春秋》，二月号发表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的文章《回忆一位站在改革前沿的长者》，高度评价赵紫阳的学者风格、人格魅力和历史功绩，对受其提携的京中“四君子”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亦有着墨。最令人惊讶的，文章写了一位大陆读者暌违已久的人物：“鲍彤文革前曾任中组部政研室副主任，到任前是国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为人富正义感，才思敏捷，文史知识、马列理论和文字在同辈人中难得一见。”这样的文章能够与读者见面，是在释放什么信号？其幕后功臣，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文中出现过的王岐山，他不仅是八十年代影响巨大的《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而且，“这套丛书的第一笔钱来自王岐山，他支持了5000元”（沈昌文《1980年代是一个幸运时代》）。公众不仅希望王岐山们打老虎，更希望他们能够铲除腐败的土壤，让自由、法治、人权成为现实，让公民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不再悬挂于纸上而能真正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