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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大陆各地纷纷出台「从严治党」、「政纪从严」的规定，进一步收紧「八项规定」的制度笼子，令党员干部纷纷私下里叫苦不迭，很多公务人员大有末日来临之感。「八项规定」的制度笼子令党员干部纷纷私下里叫苦不迭。比如浙江丽水市上月下旬出台「公职人员不准参加二十类饭局和领导干部六个带头」的规定，其中规定不准参加公务宴请、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不准接受异地接待、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等，对可能涉及公务行为的饭局作了穷举并予禁止，总共是19种可能的具体情形，而且最后加上一条「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的规定，让公职人员彻底无漏洞可钻。丽水市的规定虽然禁止了「二十类饭局」，实际上等于是说，以后公务人员就别想打着公务旗号吃吃喝喝了。其中第一条「不准参加公务宴请」，有点难于理解。不准参加公务宴请的前提是有人搞了公务宴请，这是不是意味着公务宴请本身被禁掉了呢？好像是，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形下，大家杯弓蛇影，谁还敢提议和参加公务宴请。这样的禁令不可谓不彻底。一些具备公务人员身份的人在网上议论纷纷，有人调侃说，以后公务人员连同学会、亲戚间请吃饭都不行了。甚至有人透露，广州规定饭桌上有两个穿制服的公务人员，即被视为公务吃请。不知这种说法是否为真，但已足见，公务人员已经感觉到有一张纪律之网正在罩在自己头上。其实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12月出台「八项规定」后，中纪委就要求各地制订实施细则，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也行动起来。湖北省出台了「常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十五种情形」，列举了违反工作纪律、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收送节礼、滥发津补贴、文件简报会议过多、等十五大类问题，并作出细化规定，凡违反者都要被采取纪律措施。但中共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有纪不依、执纪执法不严、违法违纪不究。制度漏洞也是有的，中共老生常谈的一个说法是「规定过粗，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党从来都是禁止党员干部大吃大喝的，但什么是大吃大喝，实际上没有个谱，人们想为自己大吃大喝找个说得过去的名目和借口不难。由此派生出另一个老生常谈，即「建立健全制度」。党甚至提出了「将党内纪律法制化」的设想。其实中共的问题不是制度少了粗了，而是制度太多，党员干部很难了解并记住。中共发布的文件，除部分属于工作部署外，多数都属于纪律性质，此类文件无日不发，而且事无巨细都以文件规定之。公车配备有各种文件，分务用餐又有文件。同样的禁令，元旦要发，端午、中秋各重复一遍，春节更要发文重申。其中有中央的，还有省级的、市级的乃至更基础的。如果全部找出来，绝对是汗牛充栋。但制度之所以权威有效，套用美国法学家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阐明的道理，乃因其具有公开透明的道德品质，也就是众所周知。众所周知，它才可以在道义上要求大家严格遵守，并在人们违反的情况下予以处罚。但文件多到汗牛充栋，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所以有些人违纪之后，干脆托辞不知道有此禁令。更重要的是，当各级权力忙着制发文件的时候，他们已陷入文牍主义八卦阵，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基层掌握和行使权力既大，又缺乏自治能力，结果细无巨细都需要党中央言传身教，最后归结于最高领导人的英明伟大。公务餐几菜几汤，由中央规定；公车多大排量、价格几何，由中办发文。但再伟大的一个领导人，怎么可能管尽天下大事小事，而且能够管得井井有条？就算是有一个中央纪委，人员编制达1000多人，但以中国之大，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达数千万之众，公务人员参加20类饭局之类的小问题都不说了，单是省级、副省级以及下沉一级到厅级的违纪违法大案要案，他们管得过来吗？权威主义的困境，在今日中国已经见于盲者、闻于瞽叟，迄无解套之法。党中央可能会觉得，我将各级党委、纪委武装动员起来，他们将以分级代理的模式把中央从严治党的英明决策向下贯彻下去。但公车私用靠纪委管好了吗？没有。其他方面，纪委也注定管不好，光靠中纪委管更是没戏。来源：东方日报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

中国政府宣布成立“足球改革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任组长。有评论认为，中国政府对足球运动的政策，和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酷爱足球有关，但中国足球水平短期内不可能靠政府重视就会提升。中国足球报4月30日报道说，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副总理刘延东任组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任副组长，足协主席蔡振华任办公室主任。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足球改革总体方案”，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政府对足球改革的重视。不过，在中文网络上，民众对政府的这个领导小组是否能改变中国足球落后君面并不看好。在北京的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体育部主任汪大昭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就坦率地说，中国的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没有意义”。不过，北京某大媒体体育记者汤先生认为，政府重视增加投资，可能短期内可能会对足球业产生影响，“出个副总理去领导，投一大笔钱，从欧洲请最好的教练，短期内可能会有些效果。但长期来看，不敢说绝望吧，但恐怕还是很难。”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权力主导一切的国家，政府规划对很多事情都非常重要。他举例说，中国城镇化建设中对普通民众能够承担的体育设施不重视，可能是中国足球水平无法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城镇化建设，很少考虑这些，比如很少有给普通人的足球场和其他设施等等。就算你现在去建起来，真正起效果发生作用，恐怕也得十多二十年了。”刘先生表示，目前中国最高领导层中，有多人据传都是足球迷，这直接反映在目前中国政府的政策上，很多商界人士都已经闻风而动，“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三个人，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据说都是足球迷。尤其是习近平，有人说看中国队输球还会拍桌子丢茶杯。所以现在对足球的这种重视，就是一个政治任务了。民间很多商人都在说，未来十年八年和足球有关的会是一个好生意，政府计划建几万个足球学校，还有其他设施。在中国，什么都是政治。”据一些中国体育网站的调查，足球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体育运动，每年吸引观众最多，观看足球比赛电视传播的观众人数也排在各类体育转播之首。然而，虽然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足球水平多年来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某家网站对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 的投票者认同中国足球的问题出在体制。汤先生表示，足球需要从小进行职业训练，但这种训练不仅是体能和技术，也包括竞赛精神与集体合作，“我在英国，看到那些孩子，七八岁、五六岁，家长陪着，教练带着，有专门的裁判，进行比赛。就是从小就进行半专业的训练和比赛了。这种素养不是短时间培养出来的，中国到了最近十年，才开始有这些概念。”汤先生认为，即使在中国政府的全力推动下，对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但要大幅提升水平也需要20年时间，届时掌权中国领导人是否还爱足球谁也无法保证，这是中国政府主导体制存在的一大问题。记者:石山  责编：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