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

Matters | 卢昱宇:我终于“体面的离开了广州”

广州不欢迎你!——广州国保对我说。没什么道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事实。

2021年之前,我曾两次去过广州,两次都被当地国保强行驱赶,所以对于广州,我并没有什么好印象,除了茶餐厅的那些美食和一些朋友。

促使我第三次到广州的,是贵州警察的骚扰。去年12月底,出租房到期的时候,我又小心翼翼的再找了一处,一方面房东已经迫于压力明确表示不会续租了,另一方面也是想避开他们的骚扰,我不想再为隔壁的每一次敲门声担惊受怕。他们曾答应过不再上门找我,不过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我只用纸币吃早餐,买东西也是去很远的超市,希望他们找不到我。没什么用,监控无处不在,从警察打电话要求在我出租屋见面被我拒绝,到他们来敲我门,只隔了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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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专稿】一枚 | 应鸣而尊,迫默则辱 ——江棋生老师印象

2020年4月2日,方方60天的武汉封城日记结束,引起了全国性的批判。同时,方方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连载《方方日记》的公众号也因此开始了一场支持方方的接力。公众号的编辑之一一枚将其中幕后的一个故事写下来,并交给中国数字时代首发。

写这篇的时候,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江老师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时说的这一段话:

我敢说,我所追求的“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我所向往的“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我所期待的“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我所憧憬的“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至上”的社会,谁不追求?!谁不向往?!谁不期待?!谁不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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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 新冠疫情对中国人权的影响

中国式防疫的背后,是建立在牺牲国民许多基本人权的基础上的,是“低人权优势”的又一次体现,反映的是正常国家无法复制的、中国特色极权体制的控制力。这非常值得人们尤其致力于推动民主事业的人士警惕和思考。

去年年初,在经过短暂的隐瞒和犹豫之后,中共当局在武汉实行了全面的封锁,并在不久后将严酷的封城和隔离措施在全国推行。商店停业、交通停运、社区封门,国民工作和生活完全停摆。各行政区之间更是设置了诸多壁垒,对外来者和返回者百般刁难。国民被切割在一块块格子般的区域不能活动,基本的人身自由和生活选择权被剥夺。任意羁押普遍存在,甚至公民的生命权也被肆意践踏。中共当局打压公民记者和“吹哨人”,压制新闻报道和言论自由。同时抗疫期间的健康码等措施,在疫情结束后继续作为严控社会的手段。中共借防疫之机大大加强了对民间的控制和打压,这导致了法治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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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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