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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最近提出，将尝试改革该省刑事审判庭审布局，去除刑事被告人剃头、穿囚衣、站铁笼、戴戒具等“犯罪化标签”，被告将被允许在法庭上与辩护律师坐在一起。 中国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最近在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上提出，河南法院将尝试改革刑事审判庭审布局，去除刑事被告人剃光头、穿囚服、站铁笼、戴戒具等“犯罪化标签”，将当前庭审布置的四方格局改为刑事被告人同辩护律师坐在一起的三方格局。 中国官方媒体援引一些法学专家的话说，河南省高法提出的这些刑事审判庭审布局的改革，旨在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权利，并减少司法程序造成“有罪定论”的表象。 北京《京华时报》的有关报道说，为实现庭审控辩平衡，河南将尝试刑事庭审改革，法院将和公安局、检察院沟通，在刑事被告人被判刑、进监狱服刑前，不要给犯罪嫌疑人剃光头、穿囚衣、站囚笼、戴戒具。河南省高法院长张立勇表示，不能因被告人可能会逃脱，在开庭时就不去除戒具。他说，除少数暴力犯罪、有人身危险的情形外，应当去除戒具，如果事先知道被告人有暴力倾向，需要戴戒具，一定要经过批准。庭审时，刑事被告人应与公诉人席正面相对，分列在审判席两侧，改变之前刑事被告人坐在法官对面的“四方格局”。 张立勇要求，庭审应改变之前的“四方格局”，应允许被告人和律师坐在一起，可随时沟通，并与公诉人席正面相对，分列审判席两侧。他说，现在刑事审判法庭基本上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还把被告人放在审判长的对面，被告人明显处于受审位置，原来的“控辩审”三方格局变成了“四方格局”。在北京从事律师工作的王雅军律师就此表示，河南省高法提出的的这些改革是很具进步意义的，但在中国其他地方还没有动静： “这与河南高级法院院长个人关系很大，这并不是一个体制性的、从上到下的一个改革，只是河南高法院长的一些好的想法可能得以实施而已，其他省份未必效仿。据我所知，河南高法院长以前也做了一些改革。” 《京华时报》的报道说，司法部研究室原主任、法学专家王公义认为，河南高院提出的去除“犯罪化标签”是法制的进步。他指出，刑事被告人未经审判都不能定为罪犯。对于去除戒具，王公义认为：罪犯有暴力倾向，才可以严管。刑事被告人是否会逃跑，法庭会有一个基本判断，法警在法庭上可以采取防范措施，过度戒备没必要。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洪道德认为，河南高院刑事庭审布局取消“四方格”，并以“三角形”取代，若能做到，这将是最大的亮点，也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洪道德称，刑事被告人能和自己的辩护律师坐在一起，在法庭上可以随时得到律师的帮助。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询问，被告人不会回答，便可征求律师的意见，这同时也对控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点意义深远，若能改革，河南法院将是敢为天下先。 洪道德分析说，目前的障碍是，中国的审判观念还在把被告人当作审判对象，其实应该把犯罪事实作为审判对象，公诉人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讯问”，而不是“询问”，并没有把被告人当作一个了解案件情况的普通人来对待。在法庭上，被告人和被害人都是目睹事实情况的知情人，他们的地位应该是一样的，都是能够向法庭提供案件情况的知情人。这种观念不转变，“四方格”变“三角形”就会有很大阻力。 就除去戒具这点，河南高法院长张立勇称，刑事被告人开庭前，得去掉戒具，不能因为被告人可能会逃脱在开庭时就不去除戒具。否则“无罪推定”就是虚伪的。张立勇要求，最高法的关于去除戒具的规定必须严格落实。张立勇表示，在刑事被告被判刑、进监狱前，任何人不能先判定被告人有罪，而穿囚衣、剃光头、站囚笼等都是有罪推定的表现。 《京华时报》的报道说，树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只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法提出申请，就应当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侦查和公诉机关应当提供严格、规范的证据证明侦查、讯问活动合法，不存在刑讯逼供，否则，该项被告人供述就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张立勇说，没有当庭经过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要保证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有均等的诉讼权利。 刑事法专家洪道德表示，排除非法证据对法院和公诉方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刑事审判改革的意义和目的之一，若刑事被告人的口供确实是非法取得的，法院可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权，来警告公安等侦查部门，在案件侦查阶段，少搞刑讯逼供。洪道德提问，第一，河南法院是否有勇气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刑事被告人无罪？在强制措施上，能不能严格遵守法律的要求？第二，敢不敢使用非法证据排除权来约束、规制侦查阶段的行为？第三，能否做到独立行使审判权？这将是河南法院刑事审判改革遇到的最大阻力所在。 在北京的王雅军律师表示，让被告人和其律师坐在一起，对律师更好地提供辩护工作是一个极大的便利： “被告人能跟律师坐在一起，这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实际沟通上都非常方便。这些新改革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有助于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最好的辩护服务。” 无罪推定，又称为无罪类推（与有罪类推相对应），简单地说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无罪推定不仅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宪法性规则，它的宗旨是按民主的要求确立公民的法律地位和处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是使社会民主生活法律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无罪推定早在雅典共和与古罗马共和时期就已经萌发。在当时的诉讼中，侦查与起诉的职能独立于司法机关之外。当需要收集、补充证据时，由当事人自己凭借专职官吏赋予的权限去完成。在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地位是平等的。辩论时，首先由原告提出控诉意见，询问证人，举出证据。接着由被告答辩。如果原告不能为自己的控诉提供充足的证据，就要败诉，甚至受到某种惩罚。 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的法庭是共产党政治控制下的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司法体系中，被告人定罪率几乎是完全的。美国国务院最近公布的一份人权调查报告说，中国法庭的定罪率高达99.9%。 法新社的相关报道说，在中国，被告人通常甚至会在法庭上被关在笼子里。中国的法庭是共产党政治控制下的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在中国司法体系中，被告人被法庭定罪的比例几乎是完全的。美国国务院最近公布的一份人权调查报告说，中国法庭的定罪率高达99.9%。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王的微博原文写道“告别央视，告别十年，告别我曾经寄予新闻理想的地方。写下一些“真话”，留给我的同事，留给我的领导，留给我自己，也留给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为了这些真话，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不是离开，而是遭遇不公也坚持的信仰。” 王青雷回忆，事情的起因是今年八月，公安部打击网络谣言期间他发布的微博。当时各地公安机关在投有明确法律依据和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动用各种罪名（寻衅滋事罪牿安管理处罚条例非法经营罪诽谤罪等等）打击“大谣”。他当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打击网络谣言投错，但耍依法执法罪责法定，否则就变成了权力僭越法律”。 王青雷指出，在这期间，央视作为国家主流媒体，不顾法律本身的程序正义，用画面、镜头、评论替代法律，有罪推定地暗指一些微博大V即“网络大谣”。当网络大V薛蛮子因嫖娼被抓之后，央视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其嫖娼细节，还“破天荒”的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三分钟薛蛮子自白，“令公众不堪”。 王青雷自叙，他在一篇“仅自己可见”的微博中写到：“过去的这两周，是我们央视人耻辱的两周，新闻准则被权力一再强奸：我们回避法律原则，开动机器宣传打击网络谣言…我们用媒体的公器，对一个人的不检点狂轰滥炸…新闻的操守和职业的精神荡然无存”，并表示台里“同时很多都在微信圈里，对我们自己的报道报以厌恶的痛骂”。 王青雷说“我不愿做一个所谓‘成熟’的人。直到离开的这一刻，中央电视台也投有告诉我，到底是哪一条或者哪几条微博违反了台里的《微博管理规定》和《纪律管理规定》，违反的到底是哪一一条规定，’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依据哪一条规定对我做出这样的处分。 王青雷说，对所谓的“与中央电视台宣传口径不一致”的莫须有罪名和所谓《微博管理规定》，我一直觉得非常可笑，如果按照法律的原则，按照新闻的原则，我有哪一点说的不对吗？如果我指出的问题都对，那么应该反思的是谁？ 王青雷说，我在央视的十年，见证了这个国家媒体从令人尊重到遭人唾弃的十年，人们现在再提央视，在“CCAV”的戏谑中，带有一丝不满的嘲讽。 “一年里，我们会接到上千条的新闻口径，扪心自问，有多少是真正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而有多少掺杂着个人、团体领导的人际、权力以及经济利益的需要？又有多少，是揣摩上意而小心翼翼地自我阉割？我们的领导应该明白，不能、不让、不许报道的新闻太多了，所可以报道的新闻就没人信了，因为那是有选择的、有目的的宣传。 王青雷说，“作为新闻人，我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痛苦”，他引述一位领导“半开玩笑”的话说：“报选题的时候，你们衡量一下，基本上你们觉得该报和想报的，就是不能报的”。 从做《24小时》到《面对面》的制片人，我们每天的最大的工作就是绞尽脑汁，用各种办法和说辞，把媒体人应该做的选题想尽办法获得领导的批准，然后再竭尽全力。再走钢丝的同时，不给领导找麻烦。 王青雷在文章的最后表示，他不是正义的化身，也不是反体制的英雄，只是这个时代变革的推动者和坚守的新闻人。 此前本台曾报道，王青雷因其主持的《24小时》在温州动车事故后报道的报道曾被停职。今天下午，王青雷的离职感言被删除，许多网络接力贴出，屡屡被删，显示王所提出的质疑，触动了体制的敏感处。 学者刘耘认为，“王的感言只是说出了稍有头脑和良知的人都知道都看到的某些部门的问题,及其背后必须加以改革的体制弊端。直面问题是自信的表现,回避问题掩盖问题封杀对问题的揭露批评只能说明自己的不自信和蛮横，这样简单的道理需要不断地提醒吗? ”

（德国之声中文网）乌克兰的抗议活动如火如荼。在首都基辅等地，示威者呼吁政府和总统辞职。12月2日，示威者在基辅包围了政府大楼，并在市中心的独立广场上安营扎寨。抗议民众希望乌克兰向欧洲靠拢，并要求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Janukowitsch）下台，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位总统能带领国家走向欧洲。但亚努科维奇周二却按计划 出访中国 ，仿佛国内根本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 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Janukowitsch）访问中国 抗议火种被低估 东西方许多政治家都对此次抗议活动的规模感到吃惊。不过，德国波兰合作基金执行董事科内利乌斯·奥赫曼（Cornelius Ochmann）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不仅欧盟政治家没有料到局势会如此发展，”大家都很吃惊，但最吃惊的是总统亚努科维奇。” 德国波兰合作基金执行董事科内利乌斯·奥赫曼（Cornelius Ochmann）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DGAP)的马利亚·达维德奇科（Maria Davydchyk)指出，所有各方，包括基辅、莫斯科以及布鲁塞尔方面都低估了形势。她对德国之声表示，”乌克兰政府认为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只是在内政发展许可条件下的一种选项。而另一方面，欧盟虽然向乌克兰发出了许多信号，但却未向该国以及该国人民指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战略和方法。” 大多数欧洲政治家都认为，此次抗议源于乌克兰人对政府 搁置签署与欧盟的联系国及自由贸易协议 感到失望。俄罗斯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过去数月，俄罗斯向乌克兰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奥赫曼表示，乌克兰民众走上街头， 俄罗斯总统普京 要负很大责任，”普京的表现可谓火上浇油，因为他试图向乌克兰施压。而乌克兰人不再想对此逆来顺受。” 为公民社会勾画前景 12月4日的乌克兰街头 奥赫曼说，欧盟现在必须给予乌克兰更多关注。波兰和德国虽然已经在这么做，但是意大利、希腊或者西班牙等国对乌克兰都没有什么兴趣。奥赫曼认为，虽然与欧盟协议的失败是抗议的导火索，但是，”在我看来，乌克兰的公民社会之强大已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说白了，人们已经受够了总统的执政风格，他们现在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不满。” 柏林外交政策协会的马利亚·达维德奇科认为，欧盟今后不仅应该关注乌克兰的精英阶层 ，还应该向乌克兰的普通人表明，欧盟重视乌克兰人所面对的问题，而与欧盟的合作将带来长期的前景。达维德奇科说， 这一点必须清楚地向乌克兰人表明。 作者：Alexander Warkentin 编译：乐然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中文网）现在71岁的周永康曾是中国过去十年来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路透社表示，如果他直接涉入一起贪腐案件的话，就很有可能成为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因此而遭整肃的最高级别官员。 “周永康百分之一百碰上麻烦了。问题仅仅是，他是会遭到审判，还是会通过党内处理，”总部位于纽约的《明镜月刊》主编何频接受路透社电话采访时表示。自从周永康去年退休以来，《明镜》旗下的媒体便对有关其受到调查的新闻进行了深入报道。 一名接近中共领导层的线人对路透社表示，对于周永康之子 周斌 正在协助调查的贪腐案牵涉 前国资委主任蒋洁敏 。 习李会对前“政法委沙皇”动手吗？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9月1日发布消息称，蒋洁敏因为”严重违纪”而遭受调查，这一说法在中共语境中往往意指”贪腐”。 蒋洁敏曾出任国企巨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总裁，而石油工业被视为周永康的权力基础，此外蒋还曾是中石油下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PetroChina）的负责人。 周斌从海外回国”协助调查” 三个不同消息来源都对路透社表示，周斌目前在北京郊区某地处于实际上的”拘押”状态，以便协助中纪委进行调查。 “周斌同意从国外回来接受中纪委的询问”，第二个直接了解此事的信息源对路透社表示。所有三名消息人士都要求匿名，因为他们并未得到授权对外国记者透露政治敏感事宜。 路透社未能联系到周斌及其家人对此发表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他是否已经聘请律师。北京当局拒绝对此立即做出回应。 周斌的妻子是一名美籍华人，他本人也拥有美国绿卡。消息人士称，目前他已被当局禁止出境。他们表示，他已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六个月。 外界并不了解周斌目前具体所在以及他是何时回到中国，但是相关调查大约从9月开始。中国媒体曾报道称，现年40岁左右的周斌在中国能源领域有生意。 第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相关调查一定和蒋洁敏有关。” 多名前中国石油系统国企高管均遭调查，蒋洁敏为其中之一。当局并未对他们涉嫌罪名提供具体信息，但这一贪腐案件调查规模为中国国企行业内近年来最大的。 周永康被视为薄熙来的庇护者 “国安沙皇”权势仍在 周永康曾是薄熙来的庇护者。一度被视为中国”政治明星”的薄熙来在今年9月因为贪污和滥权被判处终身监禁。此前他的妻子被认定谋杀一名英国商人的案件引发一系列惊人变故，成为数十年来中国政坛最大丑闻。 一年前中共高层大换班，周永康不再担任 政法委 书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2007年至2012年，身为中共政法系统最高负责人，周永康执掌警察、国家情报系统、法院、检察院及武警大权，有”国安沙皇”之称。在他任内，中国政府用于维持国内安全的开支超过国防预算。 鉴于薄熙来一案在中共领导层所引发的分歧，任何试图对周永康不利的举动都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骚动。分析人士认为，周永康依然拥有相当可观的政治能量以及党内盟友的支持。 香港《南华早报》今年8月底曾报道称，中共领导层同意对周永康的贪腐问题展开调查。 但是，与中共高层有联系的消息人士曾对路透社表示，周 永康当时协助当局对国有能源企业进行调查 ，与媒体报道不同的是，他本人并非调查对象。 今年10月1日，周永康曾笑容满面地出席了中国石油大学校庆典礼。 此外，11月26日，中国媒体报道一名知名教育家逝世的消息，周永康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一起名列吊唁者行列。路透社分析称，如果周永康果真”遇到麻烦”，他的名字就不会出现在官媒报道中。 不过，情况可能会出现变化。与中国高层和军方关系密切的第三个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表示：”他们一定会对周永康采取行动”，而在周永康是否会遭逮捕的问题上，目前情势仍不明朗。 “如果只对付周永康，而放过温家宝的话，看上去会很奇怪。” 该名消息人士表示，中共目前面临左右为难的处境。因为前总理温家宝及其家庭同样令许多党内人士不满，《纽约时报》去年曾报道称温的家人利用其政治关系敛财。中国政府称相关报道”纯属诋毁”。 消息人士称：”如果只对付周永康，而放过温家宝的话，看上去会很奇怪。” 来源：路透社 编译：石涛 责编：李鱼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已就棘手的网络安全问题亲自推动与中国展开正式会谈。英国政府部门的高官们认为，网络安全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最严峻外交政策挑战之一，英国正在加大对这个问题的外交回应力度。 卡梅伦敦促中国总理李克强加入与英国内阁高官们的双边会谈，并将这一问题升级到与贸易、经济和对外事务等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 英国政府部门和英国企业警告说，它们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网络威胁，这些威胁来自企图在互联网上窃取商业机密的外国实体，而中国被视为此类攻击的一个重要来源。 昨天，卡梅伦在上海告诉记者：“国与国之间就网络问题展开认真对话是必要的，我已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这一看法，并表示我们需要认真地讨论这类问题。这是一个双方共同关切且我们应当予以讨论的问题。” 英国想与中国启动“正式对话”，这意味着两国间将定期联络讨论这一问题，还意味着双方承认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英国官员表示，本周卡梅伦在北京与李克强会晤时向后者当面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会晤现场有大量两国官员，卡梅伦此举可谓是一种可能导致反效果的高风险策略。但令卡梅伦高兴的是，李克强并未拒绝这一建议，而是承认这确实是个“问题”。 这一结果意味着，卡梅伦取得了比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更大的进展。去年夏天，奥巴马将这个问题作为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核心议题，没想到那次会谈却因揭秘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关于美国间谍活动的爆料而泡汤。 卡梅伦还承诺将动用更多资源解决这一问题。他表示：“我们需要……加大在网络安全和网络防御方面的投资……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尽管有人担心卡梅伦介入网络安全问题可能会影响他对经贸的关注，但他还是向中方提出了这一问题。经贸是卡梅伦这次访华行程的首要目标，他还因此淡化了对人权等问题的关切。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