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德国之声 | 中国当局“清网”初步成功?

中国政府宣称打击所谓“网络谣言”运动获得成功,而批评人士则认为这一行动旨在压制针对政府和中共的批评意见。 (德国之声中文网)北京政府今年夏天启动打击”网络谣言”的专项整治运动,此后针对网络言论的管制力度日益加强。其中包括逮捕数十名据称”散布谣言”的网民;公布”网络诽谤刑事案量化入罪标准”,规定”网络谣言”被转发500次者可被判刑; 召集网络名人召开会议 要求他们”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各级政府机构在网络平台上的活跃度增强,试图控制网络话语权。 美联社报道称,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贤良在本周与外国媒体记者会谈时表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网络环境是鱼龙混杂的话,现在网络空间的天空已经变得晴朗,因为我们打击了网络谣言。” 网络舆论显”寒蝉效应” 此前,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今年8月到10月之间,被选作调查样本的100位意见领袖的 发帖量减少了将近25% ,活跃程度不及政府控制的大量官方微博账号。 观察家认为,打击行动在压制异议和导致自我审查方面”成效显著”,使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派网络意见领袖”噤若寒蝉”。 甚至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秘书长祝华新在发布调查结果的时候都认为,相关打击行动可能有些过头。他举例说,今年10月初浙江余姚发生洪灾之后,网民在转发有关当地政府救灾措施不力的消息和评论时显得非常克制。而一年前北京暴雨成灾的时候,网民们还曾连篇累牍地抨击首都排水系统”不给力”。祝华新认为,这提醒政府方面要注意在打击网络谣言和保障信息流通方面拿捏平衡。 民怨无处泄 北京恐”引火烧身”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相关举措将导致公众的不满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疏解,北京政府最终可能”引火烧身”。 “如果公众无法表达不满,他们就可能走上街头,”历史学家、政论人士章立凡对美联社表示。他本人的网络账户最近遭到封杀,原因很可能是他在上面分享了一些令中共感到不快的历史事实。 “政府本可以从公众意见中感受社会脉搏,但如果没有人说话,他们(政府)就会陷入一片黑暗中,”章立凡表示,”他们堵塞视听的做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中国互联网的崛起过程中,北京政府始终试图将其纳入控制。而近年来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的爆炸式发展则是他们所面临的最新挑战。言论自由的倡导者认为,新技术为他们的主张带来了巨大动力。 负责互联网事务的中国官员任贤良透露,今年6月,中国微博用户超过3亿3000万,微信也拥有超过3亿用户,并表示这一增长势头”令人出乎意料”。 北京政论家陈子明表示,中国政府在控制社交媒体方面所获得的”显著成就”对于言论自由则是一个巨大打击。 “他们一直都控制着报纸、广播和电视台,但是互联网中有一些漏洞,而微博则曾经是最后一个这样的漏洞,”陈子明对美联社表示,”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如果10%的账户被封,就会有其他20%到30%的用户不再发言。” 北京当局在最近几个月内逮捕了一些微博博主,指责他们散布谣言或扰乱公共秩序。其中包括16岁少年杨辉因为对一起谋杀案提出质疑而遭到警方拘捕。许多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的博客和微博被”人间蒸发”。网络名人、美籍华人薛蛮子被当局以”嫖娼”罪名逮捕,此后国家电视台更是公布其” 采访认罪 “的视频,试图进一步打击其形象。 美联社评论认为,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在中国宣传官员眼中,它们都是加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决不允许出现”杂音”。 任贤良在与外媒记者交谈时大力宣扬对公共话语进行”良好管理”的好处,”网络公共舆论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这为党和政府总体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公权蛮横难敌民间创意 但是,历史学者章立凡则认为,北京政府在封杀那些恪守法规的批评性博客账户时并未按章办事。”他们认为批评就是反对,(封杀账户)这是很愚蠢的行为”。 尽管声称在网络管制方面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北京当局依然可能继续推出其他的管控措施。在涉及今后5到10年的一份指导性文件中,中国高层领导人明确指出国家必须通过”积极引导”和”管理”的方式,确定网络舆论的基调,政府应该对网络通讯的发展进行”标准化”。 政治分析人士预测,北京方面将继续对网络言论实施强力压制。”他们在’维稳’方面已经相当紧张,”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者曾锐生(Steve Tsang)对美联社表示,”有鉴于当前政治环境,我不认为会出现任何宽松。”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林和立(Willy Lam)则表示,尽管如此,中国网民在对付言论审查时历来不乏创意。”我认为猫抓老鼠的游戏将继续下去。人们也许现在会有些害怕,但过一段时间之后,从前的模式又会卷土重来。” 来源:美联社 编译:石涛 责编:任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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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人权组织促马里释放被拘青少年

一个重要的人权组织敦促马里政府释放5名被军方扣押大约7个月的男孩儿。 国际特赦发出这项呼吁之前,该组织秘书长谢蒂率领的代表团在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一处军方拘押中心跟这几名青少年见了面。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这5名被拘者的年龄在15岁和17岁之间。 谢蒂在一份声明中说,代表团看到“精神受到伤害的”男孩们被拘押在条件恶劣的地方,感到“震惊”。 国际特赦说,其中一名被拘男孩是儿童兵,他曾加入跟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分子组织—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国际特赦说,另外4名男孩儿被拘押的理由是,他们被怀疑跟武装组织有关系。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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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前卫生部官员:当局害怕艾滋感染者到北京

在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中国数百位来自各地感染者再到北京上访,遭抓捕和驱逐。卫生部健康教育研究所前所长陈秉中质疑中国当局,为何害怕艾滋病受害者到北京? (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的12月1日是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原中国卫生部官员、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陈秉中 对媒体披露,近日,来自各地的数百位感染者在北京上访时遭到警方驱赶,亦有部分感染者被警方带走。 据称,从11月25日起,河南、河北、湖北、山东等地的感染者分别进京前往中国卫生部、民政部、国家信访局等,要求与政府官员见面,解决感染者医疗救治、赔偿等问题。这些部门大门紧闭,有警察赶至现场将感染者驱离。一百余名未能表达诉求的感染者前往北京繁华闹市王府井大街游行时,警察还抓捕了十余名感染者。 据陈秉中透露,这些感染者中大部分来自艾滋病疫情的重灾区河南。据悉,为”节约成本”,中国卫生部门将免费提供给艾滋病感染者的药物,由原来副作用较小的进口特效药换为国产药品,感染者无法承受副作用,因而要求政府提供安全有效的药物成为他们此次到北京的主要诉求。陈秉中愤怒发问:”卫生部为何不敢接受寒风中的上访者?信访局为何打压上访者?民政部为何让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感染者吃闭门羹?” 现年81岁的陈秉中原为中国卫生部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从2010年起先后向中纪委、中共最高当局领导、两会代表等举报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河南任职的李长春、李克强为”河南血祸”的责任人,应该为疫情的蔓延和后果承担责任;今年3月和7月,他再发声” 李克强有何资格坐在总理的位子上 “、”不认错,就下台 “; 11月14日,陈秉中在志愿者和律师陪同下,前往河南柘城县”艾滋村”双庙村探访,遭到国保拦截和威胁,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他的实地考察亲证当局害怕揭示真相。 德国之声再与陈秉中取得联系,他表示近几日这些进京的艾滋病感染者处境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作为前卫生部的官员,他为政府的冷漠和不作为感到寒心:”这些感染者具体的问题,有服药的问题,治疗有困难;还有受艾滋影响的儿童保健问题,这是普遍的;另外他们要求追责,这责任谁造成的,到现在国家还在隐瞒真相,我在文章中也说了责任是谁的,可是责任人也不认账,有一个人(李长春)已经下台了,没下台那人(李克强)还当着大官呢,这要追责,还有感染者现在都不能自理,国家得给他们赔偿,可是现在国家既不认账也不赔偿。” 不久前陈秉中曾发表文章《放火的州官当总理 蒙冤的百姓坐监牢》,再次猛烈抨击李长春和李克强为河南”艾滋病疫情”的直接责任人,而这也是当局害怕感染者来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艾滋病日前夕又对数百名上访者疯狂打压,这不仅是多年来打压的继续和升级,也是又一次对河南血祸罪魁祸首死保到底的露骨表演,在这种情况下谈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正义。” 作者:吴雨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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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纪委推动新任干部公布财产试点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星期五公布反腐倡廉制度新政策,将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子女配偶从业、财产、出国出境等的试点。有中国评论者认为,这是中共酝酿多时的所谓“增量廉洁”措施,但能否有效实施仍面临诸多困难。 中国大陆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星期五刊登《如何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文章透露,有关部门将会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整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采取先易后难的的方法,建立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并提出了四个工作重点,包括1,建立健全防控制度;2,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3,着力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4,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其中第三项最受关注,因为提出,要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出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强化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过去多年来,公开领导干部财产等事项一直受到中共党内官员的激烈反对,新的办法正是要绕开这一障碍: “这是过去几年党内廉政学者提出的概念,叫做‘增量廉洁’。就是老的干部慢慢来,新的干部一定要廉洁,这样新的越来越多,老的越来越少,最后就全部廉洁了。这是针对党内官员对反腐反贪特别巨大的一种过渡方法。” 这篇中纪委发出的文章还表示,该部门也在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的抽查核实办法,加强核实结果的运用,建立官员配偶子女移民外国的相关管理制度等。 刘先生认为,中纪委推出的新提任官员个人事项公开,执行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 “首先它违背法治精神,法制应该有普遍适用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是如何定义新提任干部,是以前不是干部现在是干部的人,还是所有提升的干部都在其内,比如原来是科长现在提成处长算不算,原来是省长现在成了总理算不算。如果算,那么其实每个干部过几年都会有提升,所以就变成针对所有干部了,只有政治局常委那几个人不用公布了,这就相当荒唐。”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也认为,中纪委文章提出的这个措施针对新提拔的官员,实际上是对老官员贪腐行为的赦免,这将在法律层面造成很大问题: “这就是给老的干部和在任的干部一个豁免。我倒不认为它实施起来有困难。老的官员以经贪污很多,官二代以后当富二代就可以继续赚钱了。因为针对新任干部,这些人以前没什么权力。但问题是失去了官员公布财产的本意。” 过去多年以来,在中国民众最关心问题中,官员贪污腐败一直名列前茅。但在近年,中国民众对官员贪腐问题的民众关注度大为下降。谢教授认为,这种趋势并不是因为中国民众不再痛恨官员贪腐,而是表明他们对中国官场已经绝望。他认为,中纪委提出的新试点措施,绕过了普通民众最关注的问题,起不到挽回民心的作用。 “老百姓之所以不满和要求财产公布,就是因为现在这些在任的官员贪污太普遍。如果你把他们都豁免了,这显然是不公正不公平。” 官员公开财产等个人事项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制度,也被称为阳光法案。由于中国官员贪腐盛行,过去二十年来,尽管中国一直存在要求关于公布财产的强烈呼声,要求中国实行官员公布个人及家庭成员财产和其他事项,但因为受到党政官员的强烈反对而始终提不上人大立法日程。有报道说,中共党内的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员不支持公开官员个人财产等事项。目前,中国大陆采取以共产党党规要求党政官员向组织登记个人财产等事项,这些登记事项被以个人隐私理由对公众保密。 中国的刘先生表示,世界各国对预防和制止腐败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包括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等,他认为,最根本的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涉及到一些技术问题,比如公布的财产真实性如何?谁去核实?中国吃财政饭的官员多如牛毛,靠中纪委去核实,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实本质上还是制度问题,如果不改变一党专制,引入民主机制,这些小打小闹的廉政不会有作用。” 刘先生认为,中共执政的六十多年,是中国腐败愈演愈烈的六十年,党政官员腐败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已经证明这个制度没有预防和纠正腐败的功能,如果不进行制度上的彻底改变,官员贪腐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治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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