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要减少中央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上周发布的中国最新“复兴指数”却迎来很多普通民众和网络评论员的嘲笑。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布的指数，截止到2012年末，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65.3%的复兴。发改委是中国强大的国家计划机构。 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复兴指数主要编纂者杨宜勇称，相比2005年的46.4%，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是2010年62.7%基础上的稳步前进。 但中国知名网络评论员、在新浪微博（Weibo ，中国版Twitter）上有超过11万粉丝的奋壹嘲笑称：“让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还要延迟退休累死活该。这tm也能叫复兴？” 另外一位匿名的网络评论员说：“我们有一个复兴指数，这个指数每年都上涨，那么我能投资这个指数吗？” 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杨宜勇将他的指数比作各国经济学家都在编纂的“幸福指数”，并指出他运用了大量可衡量的指标来得出结论。 杨宜勇将这些指标主要分为几大类：衡量综合国力的经济指标；衡量技术、教育和医疗水平的指标；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法制更加完备”的指标。 他所使用的判断中国复兴程度的其他标准包括：可持续发展水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祖国统一”的进展。 关于网上的一些批评声，杨宜勇回应说，他的目的“不是哗众取宠，是想通过对指标的监测，发现复兴过程中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大约六年前，中国曾尝试用“绿色GDP”来追踪本国能源密集型、高污染模式的快速增长的环境成本，但由于这些成本难以量化，这一尝试被放弃。 渣打(Standard Chartered)中国研究部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毫无疑问，GDP无法包含所有方面的发展，因此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能够衡量民生水平的其他方式，但（杨宜勇的复兴指数）可能不会为国际上广泛接受。” 安徽省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曾公开称，已经找到杨宜勇指数的真正计算公式。 周蓬安算出了1949年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间的总天数，然后计算出截至2012年7月1日（也就是杨宜勇首次发布2010年复兴指数的时候）已经过去的天数占总天数的百分比。 结果就是到那个时候100年已经过去62.74%，正好与杨宜勇所说的到2010年末中国实现的复兴水平一样。 谷禹补充报道。 译者/王慧玲 fullrss.net

劳教制度相关的机构也开始转型，如果大家都知道劳教制度的话，可能很难想到在大学里有劳教管理系，据《新京报》讯报道，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高校劳教管理系也“寿终正寝”。近日，开设全国惟一一个劳教管理系的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发布消息称，该校“劳教管理系“已正式更名为“矫正教育系”。 这是一个小插曲，另外，对于劳教制度突然被废除，尽管有不少人指出这是理所应该的事，也是多件来社会呼吁的结果。但对于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这个遍布全国的庞大体制的未来，却有不少网络上的评论持怀疑和质疑的态度。 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蔡淑芳 @sfchoi896416 发贴指出：中央电视台今年早些时候报道，中国有310个劳教所，劳教人数19万人，管理人员大约有10万人。 旅美法律学者王天成 ‏说，一些人注意到了中共宣布废除劳教，却没有在意同时也宣布了要建立“社区矫正制度”。什么是“社区矫正制度”？会比劳教好还是更坏？目前不知道。但是，根据中共近来一直加强打击的总趋势，不太可能比劳教更好，可能同样坏甚至更坏。王天成指出，不要忘记，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其实就比“反革命罪”更坏。 独立学者刘水 ‏@liushui198921 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出既然官方宣布废止劳教，那么就该公布国家劳教档案：从1955年实施劳教制度到2013年11月取缔，58年间总共有多少无辜者被劳教？劳教死亡人数是多少？全国先后设立多少所劳教所？劳教经济收益去了哪里？一句废止，不能轻易一笔勾销、抹平58年间肆意剥夺、残害人权的黑暗历史。 另外，在有关劳教这个问题的讨论中，经常会提到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和《大堡小劳教》。 由杜斌拍摄的片子《小鬼头上的女人》揭秘中国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内幕。内容由十二个曾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遭受酷刑的女士亲身讲述自己的恐怖经历。这部片子在今年四月份放映之后，引发了媒体极大的反响。 另一部纪录片《大堡小劳教》似乎却似乎更鲜为人知，据网友介绍，这是中国50年代发生的一场惨剧。1957年为惩治右派、仿效苏联设置四川乐山峨边县大堡镇劳动教养作业区，数千10-18岁少儿被关押在此残害，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将他们无情地摧残，死人埋满了三个山头，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 《南方周末》 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纪录片诞生的经过，以及在大堡劳教所里发生的一段被历史遗忘的这段中国历史上的悲剧。 南方周末写道，1958年，《四川日报》的青年记者曾伯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的劳改农场建筑队强制劳动教养。几后天，他惊异地看见一群少年，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在开荒种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妈妈呀，我要回家……但曾伯炎其实本来也不知道这里后来发生的事情。直到2006年，他和当年一个姓蔡的组长相逢，送对方一本自己的书《幸存者手记》。那人翻了翻说：“大堡死了那么多娃娃你怎么不写呢？我当年一个一个登记的，死了2600多人”。听了这句话后，曾伯炎才开始寻访当年的那段历史。五十多年后，白发苍苍的曾伯炎再次行走在那条森森莽莽的路上。他带着同伴和摄像机，去寻找当年那些孩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去寻找他们的坟墓。 2013年5月，纪录片在香港、台湾公映，半个月后，在腾讯等门户网站上播出，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大堡小劳教》。 据介绍，从1958年开始，来自全四川的数千名“小劳教”陆续出现在峨边县的原始森林。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九岁。这里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在这里，“小劳教和劳改的少年犯，全混在一起，惟一的区别是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没有人想过这些孩子的个人卫生问题。没有牙刷牙膏，也没有人组织他们洗澡和剪指甲。每人发一件带编号的劳改服，小孩子不会补，没几天就形如乞丐。 而1959年的冬天，“大跃进”的恶果爆发。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饥饿。 大堡的几千名“小劳教”，当然逃不脱这场灾难。当年的小劳教人员回忆说，因为肚子饿，他们什么都吃，在吃光了地里挖出来的种子后，也吃老鼠，蟋蟀，甚至蚯蚓也不放过。但死神还是很快就找到了机会，开始向孩子们下手。 1960年，从成都来了几个母亲。孩子给她们写信说肚子饿。她们要申请领儿子回家，自己管教。遭到管教干部的拒绝，理由是孩子还没改造好，到这里还在偷东西，不能领走。这些孩子几乎全部饿死在大堡。 四川省团校教师林宪君是管理小劳教犯的组长，据他介绍，自1960年起，一个人埋葬的孩子，累计有一百多人。刚开始还有棺材，后来就用炕席卷起来埋，最后死者身上的衣服都被扒下来跟当地农民换粮食，光身下葬。坟墓上也基本都没有任何标记，后来不少家长来找，只能对着茫茫林海放声号哭。但不断有孩子被送来，死去…… 46岁的谢贻卉是一名民间历史爱好者。她因为看到曾伯炎写的一些文章，开始对这段历史产生追寻的望愿望，整整做了三年，《大堡小劳教》终于出炉，时长104分钟。谢贻卉最终没能查实大堡小劳教的总人数。从林宪君等当初的成年管理人员回忆中，估算出了五六千人这个数字。 《大堡小劳教》的最后，是2011年杨泽云等几个人去大堡旧地寻访时的镜头。他们寻找到一片树林，在树干系上白布，每一棵树上都写一个当年死去难友的名字，作为祭奠。几经变迁，当年的处处坟茔实在找不到了，只能确定这片树林里有。两年后，那片树林也已经不在了。  

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为了“改善人权及司法”，中国将放弃透过“劳动进行再教育”体制，即所谓的劳改制度。根据这项制度，大陆公安过去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就将嫌疑人送进劳改营。 「人权观察」 的资深研究员Nicholas Bequelin尼古拉斯比格林表示，由于全会的公报欠缺有关的细则，很多人都不知道没了劳改之后，会有什么制度取而代之，“问题就是新的制度会不会恶习难改，故态复萌。举例说，中国取消了劳改之后，以所谓‘改造非法行为’制度取代，只是这个新制度或会依循劳改的做法，任意践踏人民的自由，这样就更难取消了”。 自从掌管国家安全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孟建柱今年1月宣布，当局将在今年取消劳改制度以来，对今后如何处理一些轻微罪犯以及批评政府人士，成为了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他们担心政府目前的维稳政策正逐步加强，对这些被视为麻烦制造者，当局仍可能依赖未经司法审判而任意拘留的手段对付。 劳动改造，本来是上世纪50年代用来斗争阶级敌人的手段，警察可将轻微罪犯，不管是卖淫的或批评政府的，未经司法审讯而送到劳改营，最长改造期可达4年之久。 比格林说：“我们不想看到中国设立一个劳动改造的‘清淡版’，或者叫做改造非法行为，因为这会成为变相的劳改制度。” 南华早报引述中文大学的人权研究学者罗森伟格表示，目前尚有很多有关取消劳改的问题未获解答，例如由什么制度取代劳改，又或者改造非法行为到底包含了什么意思，又或者目前很少用到的社区改造计划是个什么样的制度。 他说：“除非他们解答这些问题，否则我们有理由怀疑劳改将以新瓶旧酒的姿态卷土重来。” 有些法律专家更担心，当局将会把那些轻微罪犯或批评政府人士送进黑牢或精神病院。维权律师滕彪说：“关键就是，除了劳改以外，很多司法范围以外的拘留仍广被采用，因此个人权利的保障仍属有限。”滕彪本人就曾经“被失踪”好几次，最长一次达70天。 另一位维权律师李方平说，他忧虑所谓的取消劳改制度只是文字游戏，因为剥夺人的自由，仍是政府打压异见者的重要手段。  

香港 — 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中午通过电话确认，前六四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刚刚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准备利用在香港国际机场转机的机会向特区政府自首，要求特区政府将其逮捕，并转交中国政府，让他向中国政府投案。吾尔开希希望能见到24年未见过的父母。 前六四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抵港向中国政府投案 11月25日中午从台湾乘机抵达香港国际机场的吾尔开希向美国之音记者证实，他刚刚抵达，希望入境香港自首，但如果被拒绝入境，则希望香港政府能够逮捕他，让他可能向中国政府投案。 吾尔开希说：“刚刚到了香港机场，我现在刚刚到香港机场。我想回家，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谢谢。” 吾尔开希在离开台湾前，星期一在博客上发表致外界和香港市民的声明，表示愿意向中国政府投案，恳请特区政府根据中国法律及本人意愿，行使特区政府的职责，将他逮捕，並转交中国政府，以完成他的投案。 吾尔开希说，他自1989年被中国政府通缉以来，已经24年没有见到年迈的父母。而他自2009年以来，先后在澳門、东京和华盛顿，试图进入中国或中国大使馆投案，均遭拒绝。他说，中国政府通缉却同时拒绝被通缉者投案这一荒谬作法，迫使他此次不得不采取过境香港投案的作法。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