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湖南卫视《快乐女声》被广电总局勒令停办后，遭许多民众批评，一些情感类节目也先后被下令停播，政府部门以行政手段干预多个地方台电视节目播出引起许多指责。 本台日前报导了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主持人欧弟被“禁娱令”波及遭解职引起许多不满，近日，广受民众欢迎的湖南卫视《快乐女声》选秀节目刚刚落幕，国家广电总局上周六就以“节目严重超时”为名，勒令该电视台明年不得再办同类节目。本台记者星期二致电湖南卫视查询，一位接听人员表示：“对，现在已经不办了，选秀差不多选完了，它那节目每年选秀一次，今年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因为广电总局不让办了。” 记者：“有说为什么吗？” 接听人员：“因为选秀节目占广告时间太长，广电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所以取缔了办不了。” 记者：“那明年还办同类节目吗？” 接听人员：“这个还不太清楚，因为今年还没有过完，明年有什么节目也要等一二月份的时候才能知道。” 每年夏天，各种选秀节目都吸引不少观众眼球，湖南卫视《快乐男声》、《快乐女声》的音乐类节目更让许多少男少女报名参赛，2011《快乐女声》由2005年的《超级女声》演变而来，被广电总局勒令停办后遭许多民众批评。有网友说：之所以敢和老百姓对着干，就是因为他们是领导，统治阶级。 网友蒹葭雨苍苍表示：我一直不喜欢看超女，我也很烦天娱制造的那些下作新闻，但我从来不认为我不喜欢就意味着别人也应该不喜欢，更反对以行政手段封杀快女、快男。如果有一天，快女收视率下降了，没广告了，芒果台自己取消这档节目，那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谁都没话说。但广电总局帮央视助拳，灭掉地方诸侯，这就扯淡了。 明报报导,广电总局对央视节目从未有过限时规定。对于广电总局屡屡对地方卫视的热播节目下“封杀令”，北京学者展江认为，广电总局的这种强制决策主要是为了保护中央台的竞争利益，但这样没有法律依据地靠长官意志下令，属于非法行政，势必失去民心。 香港时事评论员周滨对此表示：“湖南卫视的超女、快男，基本上都是娱乐形式的，广电禁止这一类的节目有几个考虑，他删它是大众化的一个事情，就是短信投票，这个一动员就是好多人，这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社团，无形中的一个群体，这种投票短信过程中有很多传播的问题，这中间也许会有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另外一个问题，这中间有很多炒作的问题存在，比如短信投票有水分。” 除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外，广电总局日前也暂停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30天。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该电视台未经批准擅自将影视频道更名为“第三频道”，并变更频道标识和节目设置范围。该频道于今年年初开办一档情感故事类栏目《情感密码》，播放了一期《我给儿子当孙子》节目，雇人表演了一个“不孝”儿子对父亲出言不逊、百般欺辱的故事，肆意渲染家庭矛盾，刻意放大扭曲的伦理道德观，误导了广大受众，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曾在广电总局任职的资深媒体人贾葭表示，这类情感节目不断遭封杀，此前江苏卫视的《人间》在7月前已暂停播出，今年4月,贵州卫视《人生》栏目被广电总局要求永久性停播。贾葭告诉本台记者：“我曾经说过，凡是群众喜闻乐见的，都是广电总局努力消灭的，这些节目也是从市场的角度出发的，也不是广电总局精心安排的，特别想整顿这样的节目，比如某个人的老公有二奶了，天天不回家睡觉，孩子找不着亲爹，那中国的现实本身就是这样的，很多官员不回家睡觉就会造成家庭悲剧，电视里放的就是现实，然后广电总局忌讳来讲现实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江西九江市的三名五年级学生相约一起跳楼，以逃避繁重的功课，目前三人受伤入院，没有生命危险，但事件引起大陆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九江市赛阳中心小学五年级的三名女同学周一下午一起从村里的一个二层楼跳下，造成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最严重的肩胛骨骨折，內肠挫伤，但据报都没有生命危险，目前在该市庐山区人民医院住院。   据大陆阿尔法互动教育网引述其中10岁的黄婉婷表示，因为她没有写完学校布置的作业，和六年级的王欢、孔欢都没有去上学。三人在家里赶了一天，还是无法完成所有作业，他们很害怕没完成作业被老师罚站。年纪稍大点的孔欢提出了一起跳楼的想法。黄婉婷和王欢都觉得孔欢说得对，跳楼死了就不要写作业了。于是三人来到村里一处民房，爬上二楼后大家手拉手跳了下来。   她还表示，学校布置的作业特别多，若数学老师（班主任）发现她们没写完，就会让她们在教室外面罚站，或站在学校外面，直到老师让她们进来。   本台记者周三打电话给赛阳中心小学，但电话没人接听。   本台记者又打电话到赛阳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这件事网上都有嘛。 记者：你们怎么看？是不是因为作业多呀？ 民警：我们是这样的，打了报警电话，我们就帮他联系120，把小孩送到医院，责任就尽到了。 记者：他们伤势怎么样，有没有危险？ 民警：伤是伤了，应该没有危险的。 记者：是否作业繁重？ 民警：这个我们不好回答你。   本台记者又打电话到庐山区人民医院询问，对方表示：（他们）情况都基本上蛮好的。 记者：有没有危险？ 对方：这个暂时我不清楚，我是这里实习的，他们主治医生知道情况，我不知道。   据悉，事件被大陆媒体广泛报道和转载，而大陆优酷网有一段大陆记者采访该校校长和受伤学生的视频显示，校长在极力地强调三名学生是贪玩从楼上摔下来。   大陆记者问校长：你觉得三个小孩是什么原因跳楼？校长：他们不愿意上学，结伴在家玩，上楼是爬上去好爬，她上去下不来。   而学生的说法是害怕完成不了作业被老师体罚，甚至打骂。   记者问躺在病床的跳楼学生：你们作业完不成有什么惩罚吗？ 跳楼学生：会挨打。 记者：谁打你？学生……（学生的声音变得很小） 记者：以前被打过吗？被打过，打到哪里？其他同学被打过吗？也被打过，他就只打手，还要打脸。   有大陆媒体评论说，看到那张三个小女孩躺在医院里的照片，相信很多人心都碎了！所幸的是他们都脱离了生命危险。女童那无助而弱小的身影，让笔者再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孩子们的童心快乐被作业及各种补习班给活活泯灭，他们已被沉重的书包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知道，英国、德国、法国的小学生大多数是上午9时才上课，下午3时就放学。这种安排，为的是让孩子能在早晨多睡一会儿，下午能早些回家，能多参加那些属于他们孩提时代的游玩活动。而在中国，孩子们的脊背越来越弯，眼镜度数愈来愈深，小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淡。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透过真实访员以随机抽样方式，成功以电话访问1038名香港巿民，发现对比5个月前，即上一次的调查时，巿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程度明显下跌，对新闻传媒的整体公信力评分就明显回升。 调查亦发现，在多种新闻传媒之中，巿民对电视的满意程度仍然最高，然后是电台，两者的满意净值分别为正54及51个百分比；对报章及互联网的满意净值同为正19个百分比；而对杂志的满意净值则为负41个百分比。对比5个月前，巿民对电视表现的满意度明显下跌7个百分比，电台则下跌5个百分比，不过，对新闻传媒整体表现的满意率就没有明显变化，继续低于对新闻自由的满意程度。 此外，大部分巿民都认为新闻传媒有充分发挥言论自由，但亦同时有误用或滥用新闻自由，只有三成认为报道负责。值得注意者，是认为传媒存在自我审查、在批评中央或特区政府时有所顾忌的比率全部明显下跌，但认为存在自我审查者仍然是主流意见。在95%置信水平下，有关百分比的最高抽样误差不多于正负4个百分比，评分误差则不超过正负0.14分，评分调查的回应率为66%。 调查同时发现，分别为数79%及64%被访市民表示主要透过电视及报章得悉新闻，当中48%认为前者报道的内容最为可信。至于各新闻渠道表现的评价方面，63%满意电视的表现，表示满意电台的，则为数58%，两项的平均量值均为3.6，即接近「颇满意」。相对地，市民对文字传媒及互联网的满意率则较低，报章、互联网及杂志的满意率分别只有40%、34%及10%，而前两者的平均量值分别为3.2及3.3，接近相等，后者的平均量值则为2.3，即接近「颇不满意」。整体而言，市民对上述新闻传媒表现的满意率，最新数字为54%，平均量值为3.5，介乎五五之比与「颇满意」之间。  

专家指称，如果中国不能持续深化改革，恐会进入一个瓶颈，难以保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弗瑞莎学会的报告，是根据2009年搜集自全球141个国家的最可靠的数据综纳而成，并有多个学者参与这份报告书的工作，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弗瑞德曼、诺斯和贝克。 报告书指出，全球经济指数在1980年是5.53分，逐步上升到2007年的6.74分，但到了2008年又滑落至6.67分，2009年只有6.64分，是学会取得可靠数据的最后一年。 自由经济度最高是10分，而香港则以9.01分蝉联世界第一，新加坡是8.68、纽西兰8.20、瑞士8.03、澳洲7.98、加拿大7.81、智利7.77、英国7.71、毛里求斯7.67以及第10名的美国，得分7.60。其他经济大国的排名分别是21名的德国，得分7.45、22名的日本，得分7.44、42名的法国，得分7.16、70名的意大利，得分6.81、75名的墨西哥，得分6.74。 金砖四国的排名分别是81名的俄罗斯，得分6.55、得分6.43位居第92名的中国、94名的印度，得分6.40，以及第102名得分6.19的巴西。 经济自由指数最低的10个国家分别是津巴布韦、缅甸、委内瑞拉、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刚果共和国、布隆迪以及乍得。 美国的经济自由指数在过去10年逐步下滑，主因是政府过度的开销和借贷，以及相关法制架构和产权的得分下跌。而受债务问题困扰的欧洲国家排名普遍下滑，其中法国由第35名跌至第42名，意大利也下跌4名排行70。仅德国稍进3位排第21，英国则爬升至第8。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其实，有无“新闻自由”，应该有独立的评判标准，与个别新闻从业者是否犯错或者犯罪无关，这就如同有无“婚姻自由”，与婚姻当事人是否犯错或者犯罪无关一样。 中选网上作者彭澎的文章说，有个别新闻从业人员搞窃听、搞有偿新闻，乃至搞新闻造假，并不能说明和证明这个国家就没有新闻自由，这就如同有的官员包二奶、养情妇，乃至社会上存在拐卖妇女和买卖婚姻，并不能说明和证明这个国家就没有婚姻自由一样，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性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情况属于有新闻自由呢？在这个座谈会上，有位先生的发言或许正好提供了一种歪打正着的诠释，他说：“在美国只要有钱就可以办任何媒体，而英国的传媒政策要比美、澳更宽松”等等。因为这位先生正在作批判性发言，所以必须要用“只要有钱”这样的贬义词来进行挖苦，其实却反倒是挖而不苦，因为他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报禁”二字在这些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 彭澎的文章又说，与此同时，另外一位发言者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就更加离谱了，他说他夫人在国外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因为对方听得不顺耳，“这些西方记者调头就走”，就更不用说刊登见报了。说到这里，这位发言者感慨道，这一刻，我再次感受到了西方国家所谓的“新闻自由”。对此，文章作者点评说，人家的媒体不刊登你的东西，是因为人家有自己的用稿原则和要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你却偏偏要说这是没有新闻自由，这就如同在婚姻上你要同人家结婚，人家不愿意和你结婚，你就说这是没有婚姻自由一样的愚蠢了。 话说回来，你完全可以选择那些赞同你观点的媒体，比如说《人民日报》来刊登，而人民日报海外版恰好又是在该国公开发行的，这样你怎么能说在人家国家没有享受到“新闻自由”，以及人家的新闻自由是虚假的呢？当然，你也许会说，这种报纸没什么人看，又能有什么影响力呢？对了，这才是我们面临的真正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媒体具有起码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呢？ 与此同时，针对此次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在英国引爆的窃听丑闻，中国官方新华社日前发表的一篇评论，题为“窃听事件暴露西方国家新闻观的虚伪本质”，文章引用国内专家批评该事件是：直接暴露出当今西方媒体逐利的本质，以及其长期以来所标榜的所谓“自由”、“公正”和“人权”理念的虚伪。不过，此文一出，便迅速引来网络舆论的拍砖和痛斥，有网民讥讽说，人家好歹是新闻媒体，总比咱们这里的“宣传品”强吧？也有网友强调说，《世界新闻报》的那些报道，并非是编造新闻，而是因为消息来源的手段是违法的。但“通过这一事件，约束媒体行为的标准就更加清晰了，而体制的进步就是这样一点点演进而来的。”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新华社的这篇文章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天朝的传媒从业人士，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无耻。要知道，此次英国的窃听门事件，正是人家制度的先进，才得以曝光的。如果是在我们这里，你就算被窃听了一辈子，到死也不会知道呢！(网友linzi ) 此外，本文作者视而不见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窃听门事件是被西方社会体制的内在纠错机制所揭露出来的，而不是被外在于西方社会的什么因素所披露的。(网友一言酒鼎) 也有网友分析指出，有人觉得，此次英国爆出的窃听门丑闻，说明西方新闻自由观的虚伪，倒是某些国家的舆论管制制度反而显得如何“英明”了。必须指出，这是一个逻辑陷井，也是典型的舆论误导。不可否认的是，英国媒体的窃听门事件，损害了西方新闻界的形象，但它却并不能说明媒体舆论监督的不当，反而更加证明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换句话说，那就是，舆论监督也需要监督。(网友丁咚) 此外，国内某大报日前发表的《窃听丑闻折射西方媒体制度困境》一文，讥笑西方媒体罔顾社会责任，滥用新闻自由，指出窃听丑闻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必然的——因为西方媒体发展及民主体制遭遇制度困境等等。对此，有评论分析认为，首先，媒体窃听并非西方媒体的专利，任何不同政治、社会体制国家的媒体都有可能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窃听。关键在于谁最能及时揭露制止和惩处这种可耻的窃听行为，谁的窃听受害者最能得到法律援助和救济? 显然，这些优势绝对在西方民主自由国家一边。 作者张镇强的文章说，《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在英国被揭露之后，立即招来了全英舆论和政府的一致愤怒谴责;英国议会不断开会追查此事，主要涉案人和有关安全官员辞职或被逮捕，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和儿子等被传唤至英国议会作证，涉嫌荐人不当的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在议会多次遭到严厉质询，被威胁要求其下台等等。就连美国政府也声称，默多克传媒帝国如果在美国也有窃听行为的话，就将予以起诉。这一切不是最有力地证明了西方民主制度不仅能够保障新闻自由，也绝不容忍不道德和违法的窃听行为，怎么能说它是民主制度的困境呢? 其实，窃听行为在那些专制极权国家里才是最普遍和最可怕的事，因为专制独裁者一般都害怕人民知情，不利于他们的统治，总是对各种信息予以封锁和控制，这就迫使一些机构和人员专门负责进行窃听。而权力出于安全和巩固统治的需要，也会对一些(有时是大量的)所谓异见人士进行窃听，并严密监视他们的行踪，以便取得惩处他们的某些所谓“证据”，这是新闻不自由的必然结果。去年，北朝鲜有一男一女两名公务员，因为捡到从南朝鲜飞来的传单，未能及时销毁而被判处死刑，这是专制极权国家剝夺国民新闻自由和人身自由的铁证。同上述西方国家的媒体窃听行为相比，谁的性质更加恶劣和可怕，谁早已真正陷入了制度困境，不是清清楚楚了吗?（北京周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