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骆家辉在出任驻华大使之前，曾是奥巴马政府的商务部长，但美国的内阁只有15个成员，即使加上白宫幕僚长、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经济顾问等，美国总统的治国团队也就大约20来人。《苹果日报》的相关评论认为，考虑到北京掌握最高权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20多人，因此可以说，骆家辉在美国政府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共的政治局委员。然而，一位如此有份量的美国政客，飞到北京出任美国政府最高全权代表，居然如此轻车简从，很多中国人当然感到十分惊讶。 要知道，在中国，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出行，绝对是前有警车开道，后有大批随从，闲杂人等必须回避。君不见，哪怕只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来港访问的保安阵势，已经够吓人的了；更不要说地位比王高得多的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时，也是到处封路，其所到之处，更是满街警察。对此，文章感慨说，同是华人，中美高官的表现为何竟有如此天壤之别呢？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这就是一堂活生生的政治课。 另据香港《东方日报》的报道，当年中国入世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早前曾提及两件难忘的事：有一次，在某机场看到一位县委书记出国考察，竟然有三、四十位下属前来送行，这位“县太爷”前呼后拥，目中无人，令在场旅客十分反感。而另一次，他在意大利某小镇出席一个国际性会议，一位像邻居大妈一样的老太太独自走进门来，很有礼貌地对他点点头后，在旁边坐下来。直到会后一打听，才知道她竟然是荷兰女王，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而随后到访中国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北京街头小吃店一顿再普通不过的炸酱面午餐，更是引来无数围观。对此，中选网上作者尉迟的文章说，当然，也有人不屑一顾地评价称，这不过是一场廉价的政治作秀而已，但是，为何如此低调而廉价的政治秀却能够迅速赢得国内民众的一片叫好之声呢？尽管有网友很快又上传了一组完全不一样的图片，也被某些人抓住把柄，作出了另类的解读，原来，就在拜登一行人吃饭的同时，周边区域的胡同里，却是大批戒备森严的武警官兵。如此大动干戈的阵势，自然难免被一些人士抓住辫子：你们看看，作为美国副总统的“亲民”之举，原来不过如此。 对此，文章作者点评说，美国副总统在小吃店里与民同食的融洽场面，与周边胡同里的剑拔弩张，恰好反映出美中两个国家，在处理高官政要日常出行方式上的最大不同之处。或许在习惯于动辄就戒备森严的中国外事接待部门看来，无论如何，来访外宾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谈到拜登此举的出色公关效果，《联合早报》的报道说，拜登并没有说什么大道理，也没有抛出什么理论或思想，就轻松传达出了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和国家的软实力。特别是鼓楼小吃店的那一顿炸酱面，只花了区区一百块钱(79元加小费)，就博得了那么大的宣传效果，称之为“四两拨千斤”并不为过。 如果从投资与回报的比率来评估的话，拜登这顿“炸酱面午餐”的宣传效果要比新华社耗资千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打广告，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对此，有凯迪网友点评说，美国人就是聪明，他们根本不用花冤枉钱到处去做广告，宣传什么“国家形象”，一位副总统的一顿便饭和一个新大使的轻装到任，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国家形象，且魅力无穷，可惜中国就“生产”不出这样的高官来！也有“财经”网友感慨道，美国的官员咋都这么低调呢？这样的国家想不强大都不行！再看看我们这里的官员一个个牛屁哄哄的，中国想强大，门都没有！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清廉？拜登和骆家辉的上述言传身教或许能够给人以某种启迪。尽管美国官方好像从来也没有教育他们的官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比较起来，美国的贪官污吏却比中国要少得多。那是为什么呢？我想，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没有“党管干部”这一说，他们讲究的是民选“一把手”，是美国老百姓在管理着官员们呢。来自凯迪社区的一篇未署名文章回顾说，据说当年克林顿总统访问西安的时候，有位中国小朋友问他：您是如何领导美国人民的？这位美国总统立刻纠正说：不是我领导美国人民，而是他们在领导着我呢，这句话并非虚言。 美国的任何一位官员，尤其是“一把手”都不敢轻易得罪老百姓；而老百姓得罪了任何官员都基本没事，哪怕是真正的诽谤！诽谤政府没事，诽谤官员更没事，这就是民主政治的优越性：美国政府官员从来也不敢胡作非为。中国的情况则相反，老百姓批评官员的话说重了些，随时都有被“跨省追捕”的危险，所以，中国官员越轨的事情才会层出不穷。我想，什么时候中国官员在廉洁度上超过了美国官员，再来说“中国崛起”，或许咱们的腰杆子会更硬朗些。话说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此次拜登访华和骆家辉上任，第一次“亮相”就给中国官员上了一课，这一课真是精彩极了！

为此，有网友戏称，要把单位发放的月饼切出一小块，甩给税务部门去纳税。有分析人士认为，“月饼税”之类税收的出现，其实反映出中国税务部门见缝插针的趋势，而且这种“雁过拔毛”式的征税对象，大都是普通民众。与此同时，近日出现的所谓夫妻房产“加名税”风波，其实质也同样反映出税务部门这种过度盯住普通老百姓腰包的倾向（京华时报文章）。《南方都市报》上经济学博士马光远的文章说，尽管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出现了近30%的增长，远远超过ＧＤＰ和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但税务部门的上述行为似乎告诉我们，政府并不满足于目前这样的增幅，仍然在想方设法挖掘潜力，甚至就连月饼和夫妻房产“加名”这样的创收“细节”都不肯放过。 对此，有网友反问道，小小“两税”震撼中国，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中国老百姓的赋税之重，或许早已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选网上作者许国申的文章说，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每一年的赋税收入总是两位数增长，常常高达百分之三十多，但既便是这么快的税赋增长，再加上天文数字的卖地收入，却总是填不满政府这个大窟窿。中国的税收增长这么快，除了政府支出庞大这一实际需要的推动之外，靠的就是激励政策。只要能够完成税收指标，不但税务部门的人有高额奖金，而且是免税的，各个地方和部门的官员们也都有免税的高额奖金。至于增收的部分，奖金额则更高，或者干脆就是分成。 所以，中国的税收，无论是国税还是地税，永远都不会完不成任务，永远都是大大增收。对此，文章感慨道，工薪阶层就连发点月饼都要交个税，而官员们分得高额奖金却可以免税，怎样才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呢？这就是办法之一。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行政成本却居高不下，三公消费数额惊人，居民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持续下降，社会财富蛋糕的分配严重失衡，社会保障等福利与突飞猛进的财税收入不成比例，甚至是成反比……。 综上所述，有评论认为，根据现代宪政理论，国家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份契约，民众需要对国家付出的，除了遵守国家法纪之类的，最实际的东西就是纳税了。资深传媒人陈季冰的文章说，因此，按照现代契约的一般对等原则，如果国家要求人民不能遗漏一分钱的税款，那么，民众也有权要求国家百分之百地兑现它对人民的承诺。比如说，必须做到政府部门对民众每问必答，有求必应；公安部门也要公正守法、每案必破；老弱病残幼人人都能得到妥善照顾等等。 但谁都知道，就目前中国政府的服务水平而言，上述这些恐怕都是遥不可及的梦幻而已，而眼下在这张根据契约设定的考卷上，政府自己只得了70分甚至是不及格，却反过来要求民众都得考100分，这公平吗？陈季冰的文章又说，以此推论，政府有些部门如果总是这么怀揣着想要与民争利，甚至是“宰一刀是一刀”的奸商意图的话，民众又怎么可能对这样的政府产生信赖和敬重呢？这笔政治大账，与区区一点“月饼税”或夫妻房产“加名税”的蝇头小利相比，孰轻孰重，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对此，有网友点评说，征税究竟由谁说了算？如果是税务局财政局说了就算的话，这无异于政府部门公然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抢钱。就说京沪等地房产税的开征吧，这个议题在任何宪政民主国家，都肯定是一个在议会里争得不可开交的话题，但在我们这里，其过程却是鬼鬼祟祟、秘而不宣，如同偷鸡摸狗一般。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体制，类似的征税闹剧肯定还会层出不穷，因为政府总是差钱，而老百姓的口袋正是他们没有成本的提款机。（网友叶芝） 有报道说了，我们的商品价格都是含税价格，一盒价格为300元的月饼至少应当包括17%的增值税，和销售单位能够转嫁到商品价格中的营业税。也就是说，对于那些需要将月饼折算为收入的员工来说，他们在获取这项实物收入时，已经由于商家的“转嫁”承担了商品的税款，而这部分税款事实上应当从收入中扣除，剩下的才是员工的实际收入。否则，按照含税价进行征收，等于把员工已经负担的税款也作为其收入进行了重复征税。（网友陈扬） 北京周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选网上作者戴建业的文章说，要知道，日本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在世界上除了山姆大叔以外，就要数到他们了，但他们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更是我们的十三分之一。日本人自己可以说自己是“笨蛋”，但我们中国有资格说人家是“笨蛋”吗？文章作者在回复上述网友时反问道：你们真觉得日本首相是笨蛋吗？难道都要像我们这里，总理一干至少就是8年，或者一直干到死才算聪明吗？难道非要像卡扎菲那样一口气连干42年，才不是笨蛋吗？从美学上讲，幽默的最高境界就是自嘲，我们一直只知道嘲笑日本，但可笑的不是日本反而是我们自己。 在此之前，《环球时报》8月27号的社评文章《(日本)“换首相连续剧”引人发笑和深思》，一看标题就明白，“发笑”是出自内心的，所谓“深思”反倒无关紧要了。文章把日本首相频繁更迭看成是该国面对长期停滞，导致社会焦躁不安，日本政治更像是急病“乱投医”，甚至是“破罐子破摔”的结果。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某种幸灾乐祸的快感，但问题是：日本政治究竟是不是病急“乱投医”？人家到底是不是在“破罐子破摔”？到底最后是我们看日本的笑话？还是人家反过来会看我们的笑话呢？我们就一定是笑到最后的人吗？至少，我没有这种自信。 与此同时，另一位网络名人、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先生8月30号也发微博说：“野田当选为日本新首相，我的问题是，他能干满一年吗？下一位日本新首相又该是谁了”？对此，文章作者点评说，我对中国人的这种心理相当困惑，当即给这条微博发了条评论说：王先生何必要为日本着急呢？日本人天天换首相也还是日本，日本首相都知道什么叫廉耻，更何况，日本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人家早就实现了依法治国而非以人治国，历任首相不过都是在完成“规定动作”而己。就算每天换首相，人家也照样是科技、文化、经济昌明，人家更是照样年年拿诺贝尔奖。 文章又说，刚刚下台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任时，虽然没有什么亮点，却也没有什么劣迹，400多天的执政一路上磕磕碰碰。几乎隔三差五地就要给国民赔罪道歉不说，直到不久之前的民调显示，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再创执政以来的新低之际，70％多的日本人齐声高喊“送客”，菅直人只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看来在日本做首相，比不上在我们这儿做首长那样风光，尽管首相是日本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却也是最脆弱的“易碎品”。官职最高偏偏任职最短，权力最大居然磕头最多，更何况，日本首相去留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老百姓手中，民众的满意度高你想扳也扳不倒，民众“不高兴了”首相想留也留不住。 日本首相频繁更迭固然有其负面因素，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就连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工作稍有疏失就必须引咎辞职，业绩平平也得鞠躬下台。他们同时也给全体国民做出了表率，那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要有担当精神，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羞耻。有什么样的政风，就有什么样的民风，在我们这里大行其道的“厚黑学”，估计在日本可能派不上什么用场。记得前些年闹禽流感时，日本北海道一个小餐馆里用了几只病鸡，被当地媒体抖出来之后，餐馆老板在餐桌上留下纸条“愧对国人!”他们夫妇当晚便以自杀赔罪。 这则新闻当时就让我感到震撼，从三聚氰胺、苏丹红，到瘦肉精和地沟油，不知害了多少同胞的性命，可我至今还没有听到有哪一位因此而羞愧自首，更别说什么因羞愧而自杀了。从记事到如今的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见过像日本首相那样，堂堂正正辞职的中央高级官员，除非民怨沸腾害怕闹出大事，偶尔也会让一些中低层官员出来当替死鬼。即使像三聚氰胺造成几十万儿童患肾病或死亡，也没见到一个副总理级的官员被免职，建国六十多年来总该有做得不好的总理吧，可是，至今却没有见过一位辞职的中国总理。那些巨贪更不知廉耻为何物，几乎是抢劫国有财产，抢到手后就卷款外逃，却很难被追究和法办。 戴建业的文章最后感慨说，将我们的官场与日本的官场比一比，哪个官场更清新洁净，哪个官场更臭不可闻，即使是鼻子有毛病的人也能闻得出来。这样的民族可敬，也更可畏，我们可以不喜欢人家，但我们却不得不佩服人家。综上所述，我们在嘲笑别人是“笨蛋”之前，最好先找精神医生看看，自己是不是弱智；在嘲笑别人丑陋之前，我们最好还是先找面镜子，照照自己长得什么样子。有道是，人不知耻，必然无耻；个人如此，国家亦然。  

从独裁走向法治国家的里程碑 2002年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对南斯拉夫前独裁者米洛舍维奇的审判，2009年开始的柬埔寨特别法庭对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审判，属于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审判专制独裁者的重大国际审判案例。这两起案例既是司法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又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的法理确认。2004年南美国家智利对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审判和2005年伊拉克特别法庭对前独裁者萨达姆的审判也各自构成该国从专制走向民主，从独裁走向法治国家的重要里程碑。 不同于南斯拉夫或柬埔寨，埃及对穆巴拉克的审判不属于国际司法审判。也不同于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的审判，因为萨达姆的倒台是国际武力干涉的结果。智利对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审判虽然经过国际引渡程序的较量，但审判却完全是在智利国内司法框架下进行的。皮诺切特不同于穆巴拉克或突尼斯的本阿里，皮诺切特虽然同穆巴拉克一样，也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但皮诺切特在当政18年之后还政于民。对他的审判也是在其还政于民14年之后进行的。换句话说，皮诺切特被审判的时代，智利的民主根基已经走向巩固，司法制度趋于成熟。2004年对皮诺切特的审判与其说结束了一个时代，不如说是对已经过去的专制作了进一步的清算。 多少人应该被送上审判台？ 穆巴拉克的审判却不同。今年一月，继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之后，埃及爆发民主革命。二月十一日，穆巴拉克面对民众压力与军方的抗命，不得不弃总统职务而去，埃及专制一朝崩毁。推倒专制制度后，埃及局势为部分军人及前政要掌控，鉴于革命势不可挡和街头民主压力，埃及迅速放弃旧宪法，更换原有国家机器，并通过全民公投决定于2011年底前举行民主选举。革命后的埃及，千疮百孔、百废待举。有无必要立即审判前独裁者？作为专制机器的首脑，穆巴拉克必须对其暴政及其后果负责，但同是制度的一部分，穆巴拉克等人被送上审判台，而今天执政的人甚至掌握诉讼机器的人也不乏穆巴拉克的下属和同党。穆巴拉克被审判，而其同党却坐在审判者的席位之上，是否公平？在穆巴拉克时代，多少人是穆巴拉克专制的拥戴者和参与者？如果对独裁制度下的每一个人进行清算的话，多少人应该被送上审判台？正如埃及部分舆论所指出，如果一定要彻底清算穆巴拉克时代的罪恶，可能得有一半埃及人要受到指控。同时，埃及革命初成，埃及革命后的司法系统能否承担得了审判前独裁者的重任？ 这些问题，无疑都十分中肯，既是埃及社会舆论及埃及茉莉花革命的参与者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每个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所必须提出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可以肯定的是，埃及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无法全部满足上述这些要求和条件。同上述各国审判独裁者不同，并没有国际司法程序介入穆巴拉克审判，埃及也无须面对国际压力。相反，国际社会不仅对穆巴拉克被审判与否保持低调，而且一般舆论从实质到形式都不看好此次审判。但是即使如此，革命后的埃及仍然选择了将穆巴拉克送上审判台。 从旧制度中剥离出来 为什么？从埃及多数茉莉花革命的参与者的角度，这一审判即使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仍然是必要的。经过专制体制践踏过的社会，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同旧世界彻底分割，埃及的案例应该也可以为各个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提供参照。新的体制必须从旧的废墟中找到着力点，民主机构也必须通过与专制制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个体去建设。正如目前突尼斯新政府中以及埃及新政权中仍然有众多的旧国家机器的成员一样，新的民主制度只能一点一滴从旧制度中剥离出来，而不可能如共产主义这种暴力革命一样，将旧世界彻底粉碎，然后以暴力重新构建乌托邦，最终走向以暴易暴的悲剧。从这一角度，选择审判穆巴拉克也许并非最好选择，但却是大胆地挣脱旧制度之举，是同专制独裁一刀两断之举，是以法制取代暴力之举，是向世界宣布专制埃及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