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中国的司法行政化限制了证据制度的发育，造成了证据规则粗疏、法官证据意识淡薄，给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留下了很大空间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张保生 第1页 司法改革目标及实现路径 第2页 中国司法改革中的证据制度创新 　　中国的司法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末人民法院民事庭审方式改革算起，已有20多年；从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为实施新《刑事诉讼法》而全面铺开审判方式改革算起，也经历了15年的时间。然而，对于司法改革的成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感到不满意，不仅是冤假错案有增无减，司法腐败也有加剧趋势。 　　“司法不公、不廉” 的问题究竟根源何在，应当从何处入手加以解决？纵观人民法院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可以看出15年的司法改革呈现出一个从重视制度建设向政策导向转变的轨迹，例如，2009年《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谈到证据制度建设的文字寥寥无几。 　　问题是：深化司法改革到底应该把什么当做首要任务？对这个问题，其实司法实践已经给出了回答。从1994年佘祥林案、1998年杜培武案、2003年黄静案、2006年高莺莺案，到2010年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司法不公的问题无不指向证据制度的缺陷；从2003年辽宁省高院、广东省高院原院长受贿案、2006年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受贿案到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受贿案，司法不廉的问题也直指证据制度的不健全。因此，司法改革尽管千头万绪，但如果不把证据制度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就是舍本求末。没有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司法不公、不廉”的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司法改革目标及实现路径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都非常明确。1997年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2002年十六大把“维护司法公正”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2007年十七大把司法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然而，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提出的“以维护人民合法权益为改革目标，以人民群众最迫切的司法需求为改革重点，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这个提法代表了一种试图通过行政化推进或政策性导向的方式来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的倾向。它虽然把司法改革的目标、重点和检验标准拔高到“为民”的高度，却并不比“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定位更准确，反而有将司法改革目标泛化的倾向，而且也更加难以检验。 　　司法改革的目标确定之后，实现途径就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另一种观点，是我们所主张的通过加强证据制度建设的途径来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司法不公、司法不廉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忽视证据制度建设而造成的。在法治社会，证据裁判原则使国家司法机关和法官摆脱了反复无常和任性的支配，司法权的行使必须以证据为依据，公民靠证据制度来维护其合法权益。“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在证据面前人人平等”，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诉讼活动中，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取决于证据。然而，我国目前的司法改革，存在着忽视证据制度建设的问题，证据裁判受到司法行政化和自由裁量权滥用两个方面的侵蚀，这是造成司法不公、不廉的真正根源。 　　首先，司法行政化制造“司法不公”。司法行政化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它的主要表现是来自法院外部的行政干预，即用行政命令代替证据裁判。这种做法，酿成了一系列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冤案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对该案的深刻反思告诉我们，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至少要在两个方面深化司法改革：一是坚持司法独立原则，扭转司法行政化的倾向。不要把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对立起来。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党委或政法委直接干预案件审理。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以及第一百二十六条关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把自己混同于行政机关，一切遵上级指示办案，不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按证据裁判原则审理案件。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司法独立原则，也破坏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两院”的政体。 　　二是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完善证据制度。审判过程分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阶段，准确认定事实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证据法作为规制事实认定的法律规范，具有促进事实真相发现的功能。不受证据法规制的审判活动无法保证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必然会造成“司法不公”。司法改革如果不从加强证据制度入手，就会与公正目标南辕北辙。 　　其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酿成“司法腐败”。近年来，司法腐败呈恶化趋势，甚至一些手握司法权的省级高院院长、大法官也卷入腐败案件。 　　针对“司法不廉”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行政禁令和党的纪律检查系统来解决。因为，法官行使司法权与行政官员行使审批权不同。在世界各国司法审判中，法官都是证据裁判主体，其司法权的运用主要是“在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中，有权依法采纳和排除特定证据。” 法官作为证据裁判者或事实认定者，其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总是与滥用缠在一起。例如，一个受贿的法官只要擅自排除一个重要证据，就可以使判决结果发生实质性改变。根据这个特点，司法反腐必须依靠完善的证据制度，用精致的证据规则对事实认定各个环节和法官的司法行为加以规范。 　　证据制度预防司法腐败的功能，主要是依据“错误裁定的后果”规则来实现的。法官采纳或排除证据的裁定，如果使当事人的实质权利受到影响，就属于错误裁定，它成为一种法定上诉理由。尤其是排除证据的错误裁定，属于一种适用法律错误，上诉法院可以撤消原判、发回重审。但目前上级法院往往忽视审查下级法院采纳或排除证据方面的错误，致使一些法官在判决书中随意或恣意排除证据，甚至在逻辑上错误百出，上诉法院却视而不见。这种自由裁量权不受约束的滥用，是产生司法腐败的内在原因。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通常都是由证据法明文规定的。中国的司法行政化限制了证据制度的发育，造成了证据规则粗疏、法官证据意识淡薄，这给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留下了很大空间。因此，法院应当改变依靠行政禁令预防司法腐败的做法，从完善证据制度入手，尽快制定有关“错误认证后果”的证据规则，在赋予法官采纳和排除证据权力的同时，为其施加必要的义务。法官必须为排除证据的认证提供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这是证据法治的本义，也是法官必须履行的一项强制性义务，逃避这种义务就会导致司法腐败。 本文导航 第1页 司法改革目标及实现路径 第2页 中国司法改革中的证据制度创新

美国经济增长乏力，而且看似随时会再跌入衰退。与此同时，欧洲、日本经济也景气不佳，世界经济缺乏增长点。这一切使发展中的大国印度、巴西、中国的经济表现很是惹眼，尤其是中国的高新技术、互联网产业更是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中国的诱人前景* 9月1日，世界媒体有关中国经济的一条大新闻是，李开复为他创办的投资基金“创新工场”Innovation Works完成其首支美元基金募集。美国高新技术和互联网产业的大本营、硅谷的《 圣何塞信使报 》发表记者彼德·德莱维特的报导，题目是：“硅谷大款将成百万的资金投入中国的新基金。” 报导首先简要介绍了李开复的不同寻常的来头和他在中国的工作经历，然后说到了当日的新闻： “李开复被人称作‘超级明星，’以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技术专家。比尔·盖茨和拉里·佩奇亲手挑选他在中国这个增长强劲的亚洲国家先是担任微软分部的主管，然后再担任谷歌分部的总管。两年前，李开复自立门户，创建了风险资本基金创新工厂，为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技术公司提供投资。 “如今，硅谷的一些超级明星在对他的公司下大赌注。星期四，创新工厂宣布已经从技术产业投资人那里为一支新的基金募集到1亿8千万美元。这些投资者包括（硅谷老经验的投资者）罗恩·康威，（俄罗斯著名企业家和投资人）尤里·米尔纳，以及（加州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 “今年48岁的李开复，在2005年被谷歌公司从微软公司挖走，担任谷歌中国的首届主管的时候，还导致了两家公司的法律纠纷。2009年，在决定创立创新工厂之后，他在接受《圣何塞信使报》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中国确实需要创业投资和辅导。中国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来才开始建立一种公司文化。” 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还处于高速发展，甚至是爆炸性增长阶段。今年7月中旬，中国的 中新网 报导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总数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6.2%，较2010年底提高1.9个百分点。” 中国早已经是全世界遥遥领先的网民第一大国。尽管中国网民增长明显减慢，但中国微博用户数量依然增长迅猛，对商家构成了十分诱人的前景。 *中国前景诱人，但也是地雷阵* 从经济学上说，在自由市场之中，凡是高回报的行业或领域，必定是有高风险。（要是没有高回报，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去冒风险；回报高总是风险高，反之亦然。） 就中国互联网业界可能的高回报而言，高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报导李开复的创新工厂投资募集成绩斐然的消息时，美国《 福布斯 》杂志记者尼科尔·帕尔罗斯如是说： “人们只需要比较一下推特公司和成立得晚得多的中国式推特即新浪微博，就可以明白主要业务是互联网行业的新兴公司在中国所拥有的机会（以及所面临的障碍）。中国政府在2009年屏蔽了推特之后，新浪推出了自己的微博服务。在短短三个月内，新浪微博的用户就达到了5千万。两年之后，中国用户达到两亿。推特用了四年才在全世界争取到这么多的用户。 “但新浪微博的这种高速增长和规模也跟一个实行保护主义和压制信息传播的政府纠缠在一起。中国也是世界上盗版活动最活跃的国家。就在上个星期，新浪微博按照中国政府的旨意暂停了一些用户的微博使用权。在很多案例中，投资者眼看着政府拿走很有前途的新兴公司却只能袖手旁观，无能为力。像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那样一些著名的大投资公司已经干脆完全撤出了中国。去年美国股市上，5支业绩最好的首次公开发行股，有4支是中国公司的。但是，5支业绩最坏的也是中国公司的。” *倒霉的饭否* 虽然外国投资者抱怨中国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例如屏蔽推特，却准许中国本土研发的新浪微博推出并取得迅猛的发展，但从另一种的意义上说，中国也可以说是一个投资风险相当均等的国家。 中国当局在2009年不但屏蔽了美国的推特，也在同年关闭了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而且已经很有规模、很有人气的 社交网站饭否 。在它被强行关闭的时候，饭否用户已经超过百万。（见百科全书网站维基百科， “饭否”条 。） 人们至今不清楚发展势头非常好的饭否为什么会遭遇这种被腰斩的厄运，不知道中国当局关闭饭否主要出于政治考虑（担心它会大大方便政府所不喜欢的信息流通），还是主要出于商业考虑（打压饭否，为政府所中意的其他公司开市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饭否的投资者损失惨重，甚至血本无归。 饭否被关闭之后，不断有谣传说它还会回来。千呼万唤之后，饭否在2010年11月25日终于恢复访问。但如今它已经是大势已去，原先的商业先机已经被其他公司夺走。现在不清楚饭否今后是否还能卷土重来，重新夺取先机。 *在中国投资的商业风险* 美国《 华尔街日报 》星期四发表记者Loretta Chao的博文，报导了李开复的创新工厂投资募集的成功，同时也提出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可能泡沫化，以及中国的经商环境欠佳。 Chao在指出人人网、优酷和土豆这些在美国纽约股市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近来业绩表现不佳之后说： “这些公司，以及中国名列前茅的互联网公司如百度、腾讯、新浪市值都是几十亿美元，跟美国的一些互联网公司旗鼓相当。但这些中国公司可以竞争的市场营收则显著地相对要少。根据市场调查公司Analysys International的数字，中国的网络广告总收入在去年达到43亿美元。市场调查公司eMarketer的数字则显示，美国去年的网络广告市场达到260亿美元。 “政府对互联网信息加强监管，也让市场对中国网络公司的热情打了折扣。另外，在此之前也发生了中国网络商业公司阿里巴巴所有权重组问题的争议。雅虎公司拥有阿里巴巴大约40%的股权。但阿里巴巴把一项关键的业务在没有征得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转移给它的首席执行官。”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