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路透社 | 中国官媒称利比亚战後重建应由联合国主导

路透北京9月1日电–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周四发表评论文章,警告西方国家应由联合国主导利比亚的战後重建,称中国政府将在卡扎菲下台後捍卫中国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 《人民日报》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美国、欧洲国家以及北约可能在利比亚战後谋求自身影响力的疑虑。该文章刊出恰逢多国领导人在巴黎开会商讨利比亚未来之时。 在本次“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上可能讨论联合国的作用问题。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首相卡梅伦等多国领导人参会,中国派出了级别相对较低的外交部副部长翟隽,作为观察员参会。 《人民日报》的文章表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强调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文章指出,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利比亚的现实表明,如果在战後重建上不是由联合国来主导国际参与,可能陷入错误的结果。 “回顾本世纪以来的三场局部战争,不难看到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联合国初期的介入还是比较及时的,随着事态的发展演进,美国及其北约盟友走上前台,逐步将联合国排挤出局”,上述文章称。 文章指出,重复以上模式可能伤害利比亚人民,并损及中国的利益。 文章表示,“强调联合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主导作用,是维护利比亚重建过程中的公正性”。文章称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相对集中在通讯和建筑等领域。 文章最後指出,“中国愿意为利比亚未来重建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对自己在利比亚的合法权益给予应有的关注。”(完) 编译:王凤昌 发稿:程芳 路透全新邮件产品服务——“每日财经荟萃”,让您在每日清晨收到路透全球财经资讯精华和最新投资动向。请点击此处( here )开通此服务。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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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 [观点] 观点:“自主创新”政策扼杀中国创新

Anil K. Gupta / Haiyan Wang 中 国2006年发起的自主创新计划给世界科技巨头敲响的警钟,超过了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的其他任何政策措施。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最近一篇报告甚至把这一计划称为“一份以空前规模盗窃技术的蓝图”。 Getty Images 自主创新计划的目标是让中国加快速度上升到科技阶梯的更高端。通过多种机制(比如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把尖端技术和研发实验室转移到中国),这个计划本来应该是有助于中国企业消化、吸收外企开发的自有技术并进行再度创新的。 人们对自主创新计划的几乎所有评估,都把它界定为一个有输有赢的设想──赢的是中国,输的是外国跨国公司。但我们的分析说明,自主创新政策对中国自身也起到了反作用。它并没有诱导科技巨头以更快速度把尖端研发工作转移到中国,而是产生了刚好相反的作用。 今天中国大约有1,000家外资所有的研发实验室。但这些实验室几乎全都是首先注重将国外形成的创新成果进行本地化改造,而不是针对全球市场开发尖端科技和产品。 科技企业高管急于利用中国人才的质量和规模。但考虑到这些自主创新措施,他们不相信在中国从事尖端研发是安全的。 跟印度比较一下就很能说明问题。印度没有类似于自主创新的规则。另外,政府也满足于在允许企业设立研发设施的同时,没有任何规定要求它们与本地合作伙伴等分享技术。 这些政策差异似乎对企业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想想,2006年到2010年从美国专利商标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获得专利最多的10家美国科技巨头分别是:IBM、微软(Microsoft)、英特尔(Intel)、惠普(Hewlett-Packard)、美光(Micron)、通用电气(GE)、思科(Cisco)、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博通(Broadcom)和霍尼韦尔(Honeywell)。 这些公司中有一半似乎并没有在中国进行任何重要的研发工作。2006年至2010年,其中五家的中国子公司均未被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专利。相比之下,这10家公司中只有一家在印度开发出来的创新技术或产品未获得专利。 对这些公司来说,印度还证明有更加“肥沃的土壤”。这10家科技巨头在印度的实验室共获得1,119项专利,比位于中国的实验室同期获得的886项专利要多。 在公司层面上,两国的差距则更为惊人。在这10家公司中,有七家的印度实验室比中国实验室获得了更多专利,在印度和中国的专利总数分别为978项和164项。只有微软和英特尔这两家公司在中国的强劲表现才拉高了中国实验室的专利总数,这两家公司中国实验室共获得了722项专利,而在印度获得了141项专利。 微软和英特尔的例外很能说明问题。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微软和英特尔都在全球个人电脑行业的技术平台上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由于应用软件要在这些平台上运行,微软和英特尔不必太担心竞争对手剽窃其技术。尽管潜在客户的软件盗版行为令人担忧,却基本上是一种短期挑战。简而言之,微软和英特尔把中国变成其全球研发中心,恰恰是因为这两家公司不必太担心自主创新带来的不利后果。 鉴于中国对印度看似有三个主要优势,两国研发方面的差距就更加惊人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印度的三倍以上,中国的市场比印度的大得多。此外,中国在研发上的投资比印度高三倍,中国的博士生也比印度多得多。 然而,中国政府却成了绊脚石,因为政府从错误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本应该为这些公司创造一个培养世界一流创新者的友好环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试图从外国公司取得技术。 当一家技术巨头在北京或班加罗尔这样的新地点设立研发实验室时,有95%以上的研究人员是从当地聘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研究人员离职,利用他们获得的经验知识成立新公司或加入其他公司(常常是当地公司)。这类人员“溢出”是推动硅谷这样的创新之地发展的关键,甚至比分享具体的技术重要得多。 如果中国想成为全球技术领头羊,它需要有敞开的大门、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并需要不偏向中国公司──这些政策恰恰与北京目前实施的一些自主创新措施背道而驰。 (更新完成) (编者按:本文作者安纽•古普塔(Anil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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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日本三大拟合组LCD厂以抗台打韩

Ipad和其他各家企业生产的平板电脑和智能型手机在最近销量大增,拉动了中小型面板的需求。 日本的东芝、日立以及索尼将合组工厂生产中小型尺寸液晶面板,和台湾与韩国的生产商对抗。 3家企业将和日本政府成立的企业合作,共同生产用于智能型手机和平板电脑所用的LCD液晶显示器面板。 未来成立的合组企业将由日本政府支持的INCJ日本创意网路公司主导经营。 INCJ是一家日本政府拥有90%股份的公司,最终资本额计划为2000亿日元(约26亿美元)。 由于市场预期LCD面板价格会下跌,因此这几家日本的大型电子企业原先对投资生产中小尺寸液晶面板都有所迟疑。 现在东芝、日立以及索尼则希望能够在2012年年初将各自旗下的LCD面板生产事业整合为一。 价格与市场 虽然智能型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市场销售量最近大幅增加,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实际上LCD液晶面板的产能仍超过市场需求。 故而就中长期而言,LCD面板并不是个利润稳定的产品。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东芝、日立以及索尼各自采用不同的显像技术,而未来这家生产中小型液晶面板的工厂则是3家企业分别拥有21.5%的股份,对未来技术整合带来一定的困难。 因此该计划是未来INCJ最终将取得这家液晶面板工厂的七成股份,而东芝、日立以及索尼则分别拥有10%的股份。 将来工厂成立之后,中小型尺寸液晶面板的产能将超过日本的夏普和韩国的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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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 |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地点:北京 主持人:张剑荆 参与人: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蔡霞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夏业良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展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吴思 (《炎黄春秋》副社长兼执行主编)   中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确是极大的成就。如何解释这一成就呢?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论”,强调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成为一种流行的观点。虽然温家宝总理曾明确表示不存在“中国模式”,但争论依然不断。   那么,究竟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其特点如何,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这一模式的经验和教训何在,是否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与中国经济成就伴生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关乎民众的幸福和国家的未来,均值得关注和探讨。本刊整理并刊出“中国模式座谈会”的专家发言,供读者参考。   ——编者 “中国模式”真与假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中国模式”是一个假问题。我一直以为,中国是一个正处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体,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和价值也正处于初步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以制度和价值支撑的“现代社会结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体制改革才刚刚起步,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正在逐步显现,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特权腐败等诸多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谈“中国模式”,确实有些“奢侈”。   我们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快速增长来界定“中国模式”。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增长仅仅是发展模式形成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正确对待、处理好和分配好增长的社会财富,保持社会的公正、稳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才是一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对“中国模式”这一话题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解析,并保持高度的清醒,不能文过饰非。要知道,我们自己正处于发展的“中国时刻”,不但要防止被他人“误读”,也要防止被自己“误读”,丧失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动力和方向。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应当把“中国模式”的问题放到一个大背景中去看,就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化,本质上是东方农业大国怎么走向现代文明。   在这个大背景下,世界可以分为两类国家: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这样看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并没有超越发展中国家追赶工业文明这个大范畴。   有学者概括“中国模式”的特征,就是以政府权力为主导,推动市场经济。这一步,其实发达国家都走过,我们也正在走。所以,从文明发展规律来讲,我们没有更特别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国情,就是人口多、规模大、国土幅员广,底子可能更薄。   所以,中国30多年的发展,恰恰是人类文明转型的规律在发展中的中国的表现。所有社会文明的变迁,都是从经济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发展没有超越这个规律,也没有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采用的路径。因此,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鼓吹者试图把模式固定下来,这会在客观上掩盖我们中国现存的问题和矛盾。因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是光靠经济本身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一旦谈模式,便是要固化下来,使之变成静态的东西。   中国人要走向现代文明,这是个历史的进步过程,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过程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变化。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中华民族要强盛起来,我们是在探索一条发展道路,所以应该讲的是“中国道路”。    夏业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首先我要提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存在“中国模式”?要形成经济发展中可借鉴的模式,它必须从理论上具备几个重要的构成要件,这样,既可以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也便于其他国家应用或者借鉴。但是,我们看来看去,现在无论中国人说的,还是外国人说的“中国模式”,都含糊不清,没有很清楚的界定。   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好像是把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的一些成绩都认为是模式的成功。但是,这个模式跟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路径都不一样吗?   前些年,“中国崛起”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很多人就想能不能把中国发展路径总结成一种模式,比如说过去“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国际上非常推崇的发展模式,叫“东亚经济模式”。   目前看来,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从实践意义来说,所谓“中国模式”都没有真正超越“东亚模式”,没有比“四小龙”的业绩更加显著。   诚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人口规模大,但是,从经济发展业绩本身去比较,同样的30年跟人家相比较,未必比人家业绩好。从这方面讲,如果“东亚模式”都不能肯定为一个成功的经济模式,怎么能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更加值得赞颂的模式?这本身在理论上就难以成立。   如果以更广泛的方式看待“中国模式”,不单单看成经济模式,而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模式,它的特色在于“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摸着石头过河”,从理论上总结,其实就是经济学里面常说的“试错”。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在变革、发展过程中总会有试错过程,中国的试错是什么?一般先是发现一个典型,对这个典型展开调查研究,认为它值得肯定以后就开始试点,试点之后设立特区,特区之后再扩大特区,即模仿这个特区再建若干个特区。过去发展的30多年里面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确实发生了所谓的奇迹。这个奇迹是中性的,我并没有说这个奇迹是好的还是坏的。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某种特点,这个特点叫做模式?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的确相当惊人,有人说这个数字是假的,有很多水分。   我要讲一个统计学常识,一个经济体假如以这么高的增长率增长了几十年之后,你可以怀疑它的绝对值,但是,它的增长率你就很难怀疑了。讲得简单点,改革之前不浮夸吗?一个浮夸的基数不断往上翻,假定说原来浮夸了一倍,第二年增长率翻了一番。你第二年的基数仍然是浮夸,你浮夸的量又翻一倍,第二年的基数等于是浮夸了两倍。如果我们30多年中国的浮夸是以几何级数往上翻,我们就会又看到“亩产13万斤了”。   大家知道,几何级数的浮夸是不能持续太长时间的,“大跃进”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高增长率持续这么多年,到现在没有明显的“烂包”,所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确是事实,这个事实在历史上确实相当惊人。   东亚模式增长都没有真正长久,长达几十年的只有南非,也是一种很快上升的增长,而且,南非有很多经济指标非常惊人,人均耗电量居然跟英国差不多,高速公路占世界第三,而且它的制度设计跟中国很类似。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认为有一个“中国模式”,不但有,而且“中国模式”接近完成,已经处于最后的完善过程当中。   第一,这60年是一个整体。我们过去有一个框架,分改革前和改革后,实际上我们忽略了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一致性。   第二,这场改革叫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然后,本着这两点,我们看现在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最近,有两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一件是福州大学实行恋爱实名制,就是谁要恋爱,就要登记,谁提出,谁负责,然后,出现问题找组织解决。   第二件事,北京准备用手机定位人们的出行和工作情况。这两件小事非常让人受启发,表明了这样一个体制的空间是什么,在哪儿,这个体制内能做什么事。   怎么看30年的变化?这30年其实是很有限的变化,真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个东西确实有着创新的过程,用体制和机制来说的话,就是体制没变,机制创新。其实,模式不是其他人能不能学,能不能做。我说的这个模式需要有自洽的逻辑,只要满足这一点,它就有特点,也叫模式。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模式”的概念有没有意义?比如说资本主义世界,别人可以总结出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莱茵模式。在中国,你可以说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内部可以分成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现在又有了重庆模式、广州模式等等。   从2008年起,由于金融危机,一下子让人觉得似乎有一种中国模式。很多我认识的金融界人士讲,中国能避开金融危机,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学会游泳,还没有下海,不可能被淹死,实际上中国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认定存在一个成功的“中国模式”。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模式如果是个中性的概念,其实是可以使用的。当然,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模式”。   根据我有限的了解,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敬佩和中国人自己感觉的差不多,就是走出匮乏:30多年前吃不饱肚子,抽烟的人一个月就抽一包烟,现在不太匮乏了。   对世界各地发展的不同方式,暂且用模式的说法,我觉得是中性的,这是可以的。   先不说中国,现在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另类的国家。哪类国家呢?特别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那些国家,可能会有不稳定,比如利比亚;当然也有的国家多少年后才出现不稳定,如埃及;也可能靠石油超稳定,比如说沙特。东南亚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就是文莱,文莱人均 GDP 四五万美元,和西方是可以比一比的。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个依靠石油的模式。   中国最近对石油,包括官方和官商对石油的兴趣那么大,说哪里发现了油田,哪里发现气田,其实是对那种模式的一种向往。   另外提供一点视角。关于西方模式,我最近在翻译的一本书,它在欧洲和北美的范畴之内,把西方分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地中海模式,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第二种是中欧和北欧模式,叫民主法团主义模式;第三种是北大西洋模式或者自由主义模式。这是两个政治科学家,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美国人联合研究的结论,他们是研究媒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   我现在特别关注地中海模式,觉得中国某种程度上接近地中海模式,但是跟它又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有一个极化多元主义,两个议政党,左的和右的。另外,他们这些国家相对来说和另外两个模式相比存在很多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少数人掌握资源,把资源送给老百姓,送给他的支持者,支持者反过来回报他。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认为所谓的模式是一个样本,大家都可以照着学,可以推广。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发展,有些经验是别人可以学的,但是,大部分经验别人学不了。   首先,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我们的经验跟其他转轨经济不同,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双轨制”。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但对外而言就没什么好学的了,除了古巴。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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