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华闻

尽管美国在最后期限达成了债务上限谈判，但标普还是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从3A调降至AA＋。全球股市随之大挫，道指2011年8月4日和8月8日分别大跌512.76点和634.76点，欧洲和亚太股市也是惨淡无比。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标普的调级，相信美国信用永远是“3A级”，而一些持有异议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标普降级判断是“存在巨大误差，是不可信的”。投资家巴菲特就说，美国应当是“4A”评级。 的确，如果从债务偿还方面看，标普举动是令人吃惊的，由于美元的货币霸权，美国的债务是以美元本币来偿付的，而这意味着美国永远不会有支付债务的危机，这一点其他的国家很难做到。但显然，标普不是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我认为它更动态一点，它的核心其实是围绕着“债务化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毫无疑问，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和就业不容乐观。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很难降到9％以下，大量的工作岗位被“外包”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需要重构，例如有新的技术革新来提供劳动力岗位，或者是外部市场（例如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要上升，而本国的劳动力成本要下降，一增一减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尽管会有一点“保护主义”味道，但这的确是部分事实。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一个艰苦而长期的过程。如果经济增长乏力，意味着美国不仅高负债，而且它的新创造产出（例如GDP）还达不到一个“及格线”。这就好比，一个人欠了很多钱没关系，只要他的赚钱能力很强，大家预期他最终一定能还钱，但如果他欠债很多，他的赚钱能力又不强，人们就会认为他有可能变成一个赖账者，就要怀疑他的信用，及早提防他。 凯恩斯主义者都有一种幻想，在短期内用非常激烈和歇斯底里的刺激手段将经济突然“拉起来”，即使这个过程中会有严峻的通胀也没关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big bang”理论也遵循此道。伯南克的前两次刺激并没有收到非常强烈的效果，他肯定不死心，而且他相信“最后的电击”很必要，因为量化宽松（QE）的效果是突变而不是渐变的。 不过伯南克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好的机会了，围绕这次美债上限谈判，党派政治已经成为新刺激的“掣肘”。美国要增加国家债务，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没有新国债，那么美联储的新QE将是“无源之水”，因为量化宽松必须借助购买国债来进行操作，将美国的长期利率压低。当然，会有人说美联储可以去购买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债，但悖论在于，现在信用等级高的美国公司往往不缺钱，它没有发债需求。而且购买哪种企业债也是有高度争议的，这里面包含着对不同企业的“偏好”，会面临政府输送利益的质疑。 所以，标普的这次调级引发股市猛烈下跌，背后的真正故事是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很可能无法提供对美债信用的支持，美债信用被降低；而美债信用被降低之后，它的发债成本上升，发债力度有可能是下降的。坦率地说，这其实对中国这样持有大量美债的债主而言是“利好”，但这个逻辑此前很多人就没有想到。可以试想，如果美债的供应因信用下调而受控制，而美债的债主们没有抛售企图——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其持有的美债都没有发生明显的总量抛售，同时美联储还有可能重新启动QE3，这意味着美债的购买者的势力是上升的。供应下降，需求上升，美债的价格不会下跌，事实上这一点已经被市场所证实，甚至很多人发出“看空而无人做空”的市场惊奇。 我认为，中国最担心的问题不是美债下跌缩水，共和党和茶党在维护美债利益上其实是中国的“朋友”，中国更应担心的是美国经济增长低靡产生的“外部需求”萎缩，这会增加中国外向型企业的困境，中国将会面临新一轮的失业潮。而且，美国在这次美债谈判中所体现出来的党派妥协，也将会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施加压力。因为在这次美国党派政治讨论美国债务问题中，民主党在福利上有所后退，而共和党则在减税上做了让步。民主党政府的让步得罪了一部分选民，奥巴马必须用“中国在汇率和贸易保护上偷走了美国人的机会”来平息这部分选民的怒火，简而言之，美国政府会在贸易摩擦和汇率操纵上同中国展开激烈的对抗，从某种意义上，中国面临“很不友好环境”的概率在上升。

渤海海上最大油田蓬莱19－3油田于2011年6月4日发生了漏油事故，迄今已超两个月，但油田作业者康菲石油公司依然没完成油污清理工作。国家海洋局近日对康菲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清理油污提出批评，并表示“目前为止，康菲采取的仍只是一些临时性的措施”。 此次漏油不仅污染了附近的大面积海面，也殃及了近海的海滩。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之前公布的消息显示，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均发现了来自蓬莱19－3油田的油污。而中海油人士在7月初却说，漏油范围很小，只涉及200平米左右。 那么，作为污染事故责任人，康菲公司将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国家海洋局的官员表示，可能将对康菲处以20万人民币的罚款。罚款20万，让人难以置信，对石油巨头来讲，这买不了几瓶拉菲，也只值天价吊灯上的几块水晶。不过这罚款20万确实有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七十三条等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违规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罚20万还是最高的！ 有人或许想到了2010年5月份的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事故责任方英国石油公司在第四天就给出了原油泄漏的数字，并立刻主动进行赔付。最终结果是英国石油公司出资200亿美元建立了赔偿基金，CEO海沃德因此下台。事故还导致这个百年巨头20年来首次亏损，股价迅速跌去了一半以上。 根据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机制和法规，英国石油公司的遭遇不太可能在中国出现。虽然海洋局不排除将代表国家对康菲公司进行生态索赔，由此金额可能将超过20万元，但公众普遍担心，最终的结局会不会像2010年的大连漏油事故一样，不了了之。大连漏油事故溢油量超万吨，创下了中国海上溢油事故之最，但最终的损害评估和赔偿，都成了没影的事。 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添加了环境污染罪，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却几乎成了棉条棒子。该法施行十年，全国以“破坏环境罪”定案的只有三起。每年发生2万件左右的环境违法案件，以“破坏环境罪”定案的却极其罕见，中国司法在环境领域近乎失效，岂非咄咄怪事！ “破坏环境罪”定案为什么如此困难？首要原因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作祟。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企业都是规模大、效益好的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它们大都是与政府利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企业。环保执法部门自然就人微言轻、形同虚设。 要改变环保执法乏力的困局，开放公众和民间组织的参与是一个重要途径。因为环境保护是公益事业，其根本动力来源于公众。在一些环保做得很好的发达国家，来自民间社会的各种公益组织、基金会、慈善机构等都十分发达，是环保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 但目前我国的很多制度设计，却是在阻碍公众的环保参与。比如2006年中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要求，在环境司法领域，群体诉讼必须分解为个体诉讼。对诉讼主体资格严加限制，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几乎成了不可能任务。据《人民日报》报道，法院的负责人的解释是：“诉讼主体资格之所以从严控制，是避免人人都来告，造成诉讼泛滥。”但实际上，环境违法案件非常专业，具有长期性和隐蔽性，取证和举证艰难，有关环境证据鉴定成本非常高，个体诉讼显然难度极大。即使诉讼成功，赔偿也极其有限，很难起到对污染事故责任人的惩罚作用。 8月1日，自然之友等12家环保组织发出公开信，呼吁国家海洋局加快中海油溢油事件处理；同时表示，如果国家海洋局在短时间内无法提起公益诉讼，环保组织将不排除在近期率先提起公益诉讼。 我们期待这样的民间环保参与能在司法领域获得支持，因为环境保护终究是公益事业，环境归根到底是属于广大公众的，如果环境领域违法不究、执法不力，而健康的民间环保力量的表达又被严格限制的话，环保群体事件自然会取而代之，近年来的一些“环境群体事件”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