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纽约时报》报导（中文），中国国企的一位管理人员最近吹嘘，随便指定中国境内的一个目标，他手下承担侵入任务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入侵其电脑，下载其硬盘中的内容，记录按键，监听手机通讯。南京Xhunter软件公司销售人员表示，“我们能够精确定位任何在网上散布谣言的人。”他所在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监听网络对话，以及查明谁说了关于谁的什么话。黑客活动盛行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执意保持对任何可疑人员的监视。内部人士表示，地方派出所因此与Xhunter之类的公司签订合同，以便监控和压制异议。一些黑客认为，犯罪活动比合法工作赚得多。一位化名为V8 Brother的前知名黑客说，“我个人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及国家安全部提供服务。”但业界人士都表示，政府工作通常报酬低，名声也不好，大多数黑客高手宁愿为安全公司工作。另一名前黑客说，西方现在讨论国家支持的黑客活动，这样的整体概念是荒唐的。国家对经济活动无所不在的参与意味着，黑客往往会在某一时刻为政府工作。他说，“在中国，人人都在苦苦挣扎养活自己，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考虑价值观这类奢侈品呢？他们只为一样东西工作，那就是钱。”

《金融时报》报导，美国工程师沙恩•托德(Shane Todd)在新加坡的离奇死亡引发了一场备受瞩目的调查。这名工程师的雇主新加坡微电子研究院（IME）副主任Patrick Lo周一表示，托德在生前曾与来自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华为的高管开过会，讨论一个潜在的项目。31岁的托德为IME工作，从事氮化镓的研发。这种物质具有商用和军用双重用途，适用范围从发光显示器、手机基站到雷达和卫星通讯等。2012年4月19日，托德参加了一场与华为“高管”的会议。在书面证词中，Lo表示，托德还参加了2012年6月5日讨论华为项目的会议。2012年6月24日，托德辞去IME工作后两天，被发现死于自己的公寓中。华为否认涉嫌杀害美国工程师，托德的父母表示对新加坡司法系统失去信心。

世紀版   明報    2013 年 5 月 23 日 香港資深傳媒人程翔，曾於 2005 年至 2008 年以官方判定的「間諜罪」被中國逮捕關押。回港後，去年他出版著作《千日無悔》，記錄了心路歷程。第六屆香港書獎的決選書目中，赫然出現了《千日無悔》的名字。筆者致電程翔，告訴他這個好消息。誰知，程翔卻茫然地表示自己對此全不知情。出版社說，《千日無悔》在出版四周後即售罄再版。對這本書引起的巨大反響，程翔倒是很感高興的。下月 4 號，是六四 24 周年，程翔有話要說…… 自從廣州獲假釋回港後，程翔就再也沒有踏足內地。他解釋並不是不想回去，那裏畢竟是他的祖國。他說回鄉證已經過期，但沒有說是否嘗試續辦。有不少人都說，程翔是個理想主義者，但他本人卻否認這種看法。程翔說，他只不過是個認真過度、執著過度的人，相信了什麼是對的，就堅持下去，篤信一生。 1980 年代中國的希望 程翔說，小時候無意中讀到大儒顧炎武的名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居然自己就把國家重則背了起來，而且背了一輩子。又如，他深以「君子坦蕩蕩」作為座右銘，認為事無不可對人言。結果他被中國官方抓起的時候，竟專門叫秘書上交電腦，結果被官方找到證據。程翔也承認，有時候自己真的「戇居」。他這樣的性格，如果生在中共「引蛇出洞」的年代，難免要引來殺身之禍。但他仍是執著地覺得：「你講過的話不去做，你制訂了『憲法』，不跟『憲法』做事，我就有責任督促你去做。」 說起父母，程翔就眼泛淚光，他說自己對不起他們。當年父母帶着他從內地走難來香港，全家八口人住在只有 200 平方呎的屋子裏。舉全家之力，把程翔培養成港大畢業生，寄望他為家族帶來改變。可是，程翔做了艱難的決定，放棄教師的穩定收入，加入《文匯報》。 1980 年代，程翔選擇駐京工作，近距離觀察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巨變，也希望能夠推動中國的發展。很快，他就成為報社的副主編。他說， 1980 年代初是中國最美好的歲月，真如歐洲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一樣。他記得 1984 年在杭州召開的「莫干山會議」，他形容為思想界的「武林大會」。當時，程翔代表報社前去報道，見思想界空前活躍，狀如百家爭鳴，一代中國思想界的精英，都在那裏。 坦克為貪污開路 可惜，一切樂觀都被六四屠城打破：「屠城之後，我感覺到沒有政治改革，經濟發展不會令老百姓得益。因為六四老百姓上街反對貪污，你用坦克車對付他，等於用坦克車為貪污開路，用坦克車保護貪污。在這種情况下，你發展經濟有什麼用？當坦克車開進城的時候，我就已經預見到，貪污會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後來證實了。」 他曾在 1980 年代寫了文章準備發表，但是新華社在審稿之後不准刊登，認為談政改太敏感。 1984 年，鄧小平親口談政改。程翔極力爭取刊登文章，報社仍舊拒絕，理由是「不為天下先」。六四屠城後，程翔提出辭呈。當時有人勸他：「整件事你假裝不知道不就行了？」他說：「這句話我說不出，違背良心、違背事實。」另外，他還決絕地說道：「黨票都可以不要，誰稀罕這個？」拂袖而去。六四屠城後 3 年，程翔回到北京，路過天安門，掩目不敢抬頭看一眼，可見這件事對他造成的傷害。 香港監察不了內地 後來的 20 多年，程翔曾任駐台灣記者，但更多的時間仍舊留在香港。他看到，近年來香港的核心價值在被一點點蠶食。他以最近的前廉政公署專員湯顯明涉嫌超額招待內地官員為例，說內地的「送禮文化」似在入侵香港。他想起「小時候，我都參加過『反貪污，捉葛柏』的維園集會，我們這代人很多在大專時期都去過維園示威，要求捉葛柏回來受審，我們都捱過警棍。在我們這代人的努力下，終於成立了廉政公署」。結果，「回歸才 15 年，內地那種官場文化已經潛移默化來香港。這件事很值得我們警惕」。 程翔 1980 年代在北京的時候，已經開始領教內地國情，那時出現「有償新聞」：你幫我發篇稿，我給你個紅包，「報紙有個書畫版，專給內地書畫界人刊登作品的，因為有這樣一個版，內地很多書畫界的朋友都願意送書畫給我，使我能夠將他們的作品登在報紙上，其中不乏好多名家。我當時說，我是個記者，幫你們聯繫書畫見報是我責任之一，所以很明白地表明不收」。 賑災款香港買名牌？ 談到雅安地震，程翔說，他有個朋友說，無論怎樣都不捐：「朋友是開名店的，親眼看見有（內地）高官，拿着整疊錢來買東西，錢上面的封條，還寫着『汶川地震賑災款』。朋友看見這些錢說，你們去別的地方買吧。這件事發生在香港，一個有良心的名店店主，不肯要這些錢，你叫（香港）人怎麼還敢捐錢？」程翔認為，抗捐根本不是香港人發起的，而是內地民眾有感於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自發的，只不過香港將這件事變成公開的討論而已。因此程翔說，有內地媒體罵香港人「不愛國」，怎麼不罵罵內地人？香港人人同此心，對中共政權投不信任票。對捐款他自己的心情也很複雜。一方面，同胞有災難應該幫；但想到捐款變成貪污，還肆無忌憚拿來香港買名牌，就忿忿不平。程翔說， 1980 年代他在北京時，共產黨對貪污的描述是「黨內不正之風」，今時今日到了「亡黨亡國」的地步，可見這 20 多年貪污嚴重成什麼樣。 程翔又說，香港人的愛國是不用懷疑的。他說，五六十年代內地饑荒的時候，香港人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帶東西給內地，一個人穿 10 件褲、 10 件衫、挑着擔子回大陸，到了之後把衣服分給別人。說到此處，程翔有些激動，拍案而起道：「怎麼可以說香港人對大陸沒感情？怎麼可以說香港人不愛國？」面對盲目愛國的氣氛，他說香港人已飽受苦楚：「六七暴動時經歷過很痛苦的歷史。當年左派也是說自己非常愛國，最後放炸彈、搞暗殺。」雖然「愛國勢力」不停對程翔發起口誅筆伐，只要他一發表文章，就會引來他們的圍攻。但是，程翔卻說：「我個人沒有敵人，只是對國家的執政當局來說，我要提出我們的看法，它做錯的地方我要批評，它做對的地方我會肯定。」 寫畢《千日無悔》後，程翔仍筆耕不輟。雖已退休，但他仍為退休前供職的《海峽時報》撰寫評論，還參加各種活動，忙得不亦樂乎。而他透露，正在寫一本圍繞個人經歷展開的書，通過書寫自己，來談對中國的觀察。但為了不給自己壓力，暫時不透露書的具體內容。 文．許驥

在广大校友的群情激愤的努力下，厦大校方决定保留芙蓉隧道的涂鸦墙。经此一役，很多同学意识到了厦大涂鸦墙的珍贵意义，于是动起了做些什么，保护厦大涂鸦墙的念头，甚至有人还想发起成立保护基金，要派专人定期维护。我真的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走偏了，甚至背离了厦大涂鸦墙所真正蕴含的积极意义。故著此一文，与诸位热爱母校，热爱涂鸦墙的同学们一辩。 无可否认的是，厦大涂鸦墙是厦大校园文化的正面代表，是厦大的特色和亮点，值得我们关心爱护和骄傲。可问题是，如何关心爱护？或者怎样才是真正的关心爱护涂鸦墙？我们需要把它当珍贵文物一样，封存起来？圈养起来？打扮的阳春白雪？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么？我们所珍视的究竟是那堵墙上已有的那些画，还是那堵墙本身，还是涂鸦文化本身真正蕴含的文化意义？ 涂鸦起于街头，起于那些叛逆的少年，起于奔放无所畏惧的宣泄，起于那不愿被束缚的灵魂。所以，涂鸦本身就是一个下里巴的文化，它的作品永远难登大雅之堂，永远难以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但涂鸦本身也就无需去往大雅之堂里挤，在一个压抑的社会里，它所代表的自由奔放的宣泄本身就具有至高的意义，涂鸦文化本身就是不朽的。但是请注意，不朽的是文化而不是具体每一幅作品。 涂鸦的意义不在于画的多好，而在于谁都可以画，画什么都行。厦大涂鸦墙之所以珍贵，之所以开风气之先，并不在于里面那些画真的有多高的艺术价值，而是这堵墙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地方。在大学生越来越只是被教着说话的年代，厦大有一块这样的涂鸦墙，这才令人珍视。 所以，涂鸦的意义本身就在于所有人只要拿起笔就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成立一个保护委员会，甚至一个基金，告诉大家哪里可以涂哪里不能涂；应该画什么，不该画什么；哪片涂鸦需要保护，哪片涂鸦需要清除，这就和涂鸦本身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这不是很讽刺么？ 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想要对谁好，就要做点什么去保护它，去规范它，去引导它，似乎有人专门管着谁，他才能健康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有了宣传部，我们有了广电总局，我们有了发改委。要说起来，这些机构的设立也都是出于良好的目的的。难道虚假新闻不需要管么？难道血腥黄色的电影不需要删除么？难道宏观经济不需要调控么？但是结果呢？我承认，没有无限制的自由，很多东西都需要引导规范甚至限制。但如果说这世上有什么东西是最不需要规范管理的话，那就是涂鸦。当然，在哪里能涂鸦还是需要管一下的。但当涂鸦墙已经存在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想着管理它，规范它，保护它了。你试图保护它，它就死了。‘ 事物为什么总会盛极而衰？就是因为在它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我们开始敝扫自珍，开始因为爱它而去刻意的保护它，呵护它，甚至就开始限制它，从而失去了它蓬勃发展之时的那股从零开始的草莽之气。对涂鸦墙尤其是如此。厦大的涂鸦墙之所以能有今日之规模，就在于在墙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在上面肆意挥洒自己的才华。而涂鸦文化能够长久乃至不朽的关键也就在于不断地推陈出新，不断地有一代代更年轻的人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创作出一代代具有时代烙印的作品。 看现在的架势，如果有一天一个大胆的学弟把那幅著名的“我爱你，再见”给刷白了，然后画上了自己并不太出色的作品，估计要被很多人声讨吧？可是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都觉得已有的经典不可超越，不可替换，不可刷白，那厦大的涂鸦墙又如何更新，如何发展，如何永葆活力呢？一个颤颤巍巍，瞻前顾后，心存畏惧的涂鸦者又如何是一个合格的涂鸦者呢？一个被束缚了的涂鸦墙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很多人会说，那堵墙就代表了自己的青春，每次回去看到墙上的画还是当年的模样，就会唤起自己青春的回忆。前两天我抗议学校铲除涂鸦墙的时候，曾写道，厦大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今天我还想对致力于保护涂鸦墙乃至上升到“保护自己青春记忆”的同学们说，厦大是我们的，也是学弟学妹们的。每一代厦大人都有同样的资格在厦大留下他们自己的青春记忆。现在涂鸦墙上的画，大多我在厦大时就有了。那么过去四年里厦大学生的青春在哪里？难道他们的青春就仅仅应该停留在看到前辈们的涂鸦而倍感满足么？难道不应该也鼓励他们在墙上书画自己的青春么？ 所以真正要保护厦大涂鸦墙，就请保护这种文化的精神意义。请大力的宣传并鼓励新一代厦大的同学们勇敢的刷白前辈的作品，涂上他们自己的。这种更新越频繁，这种文化就越有生命力。很多人说现在涂鸦墙已经被游客的签名乱涂乱画破坏的不成样子了，所以需要保护。在我看来，这恰恰说明了涂鸦墙的更新太过缓慢了。大家过于孤芳自赏于已有的成绩，使得新一代的厦大同学并未被激发出他们的才华和创意。 我们究竟想要一个被保护起来的，一成不变的如文物般奉于神龛的涂鸦墙，还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变换色彩，体现一届届厦大人自由与激情的涂鸦墙？ 所以，请致力于保护厦大涂鸦墙的诸君三思。保护涂鸦墙更重要的是保护其内在的精神意义，而非我们个人泛滥的矫情。保护也不应是让那堵墙从此脂粉鲜亮，容颜永驻。若精神不在，则形式无意义。涂鸦墙也就成了一张画皮，一个容颜鲜亮却僵化无聊的干尸。 后记：补充一点。我并不完全否定昨天一些厦大同学将我爱你再见那幅logo修复的举动。墙有一千多米，在大家创作激情不足的时候，这种保护是有意义的。但我不希望大家把这个上升到太高的高度，乃至成为一种信仰式的锁定青春的寄托。更不要成立什么管理委员会，基金会。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本就代表自由精神的涂鸦，就让它自由发展下去好了。有人管，人的意志就会压抑自由。这样很可能把涂鸦墙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观赏景点，而失去了涂鸦墙本身具有的普罗大众的参与性。在此也希望厦大同学们能激发自己的创作活力，给涂鸦墙注入新鲜力量。让它成为一个时尚的多姿变幻的活力少女，而非一个妆容精致却表情刻板的贵太太。

《华尔街日报》报导，出于对镉超标大米的担忧，中国内地购物者纷纷越境前往香港采购。近年来，香港不仅成为内地游客购买古驰和劳力士等奢侈品的首要目的地，同样也成了他们采购生活用品的地方。上周，广州有关部门宣布，该市抽样检测的大米有近一半发现镉超标，这一消息引发一片哗然。南京农业大学2011年的研究显示，中国市面上出售的大米最多可能有10%都存在镉超标。镉是工业废弃物或磷肥在土壤中残留的一种重金属，在大量摄入的情况下可能造成肾脏受损或导致软骨病。一名到香港置办生活用品的家庭主妇说，在中国内地，谁知道自己买的东西是真是假，或者是否对自己身体有害；在香港你会有更多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