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山东小伙许帅与他的英国媳妇 村里老太太们说这洋媳妇人长得漂亮，就是说话咱听不懂。 28岁的许帅左手腕上戴着串转运珠。红绳拴着几小块儿白绿色的翡翠，进价一块八，最近刚摆上地摊的许帅将其卖到两块钱。 “不是好翡翠，加工手镯的时候崩的碎料，本身也是打扫一下扔了的，又给加工成转运珠了。……(相当于)一种心灵寄托，你绝望的时候戴着转运珠，也许能转转运。”...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2013年度报告，以下为有关中国的部分： 国家元首：胡锦涛 政府首长：温家宝...

（本文已刊发于2013年5月22日出刊的《 青年参考 》） □“政见”观察员 陶郁 新任总理李克强首次出访选择哪个国家？2013年5月19日，答案揭晓：印度。考虑到中印两军数周之前还在双方存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扎营对峙，李克强总理的如期访问清楚表明了两国寻求改善关系与促进合作的诚意。 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同属崛起之中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许多相同或近似的诉求。然而，两国作为发展阶段相似的上升期国际力量，加之存在历史遗留的边界争议，自然难以避免在多个领域角力较劲。 中印关系虽然看似千头万绪、扑朔迷离，其核心却离不开“领土”和“经济”这两个问题。最近，印度学者 柯渡洲 （Joe Thomas Karackattu）发表论文，总结了中印边境贸易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两国在此领域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我们理解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柯渡洲指出，中印陆上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中期。自公元8世纪晚期起，随着西藏地区局势的动荡和造船技术的发展，海路交通在双边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至郑和下西洋间达到高潮。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印两国间通过边境口岸进行的贸易仍然相当活跃；至1962年两国爆发边境战争前，印度在拉萨就设有三家银行与一个领事馆。 1962年在中印边境爆发的战争虽然很快结束，但它对边贸的负面影响长期存在。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印领导人成功互访，两国相继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中印边贸也随之逐渐重新复兴起来。不过，虽然中印共享3500公里以上的边境线，如今两国主要的双边贸易，却依然通过上海、广州、加尔各答和孟买等主要海港而展开。在毗邻印度的西藏自治区，九成以上的国际贸易是通过4400公里之外的天津港完成的。 柯渡洲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是因为中印边贸在数方面面临挑战： 首先，目前边贸时间过短。考虑到双方主要商业聚落与边境的距离都相当可观，每星期四个交易日、每交易日八个小时的贸易时间，越来越难以满足中印两国人民日益增长的边贸需要。 同时，两国边贸清单上所允许的商品种类，有时无法与边境两侧居民的实际需求有效匹配。例如，生姜、菠萝、苹果、杏仁与核桃等常见食物，并未被包括在边贸所允许的货物清单当中。在此情况下，一些非法贸易滋生出来，对正常边贸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 此外，交通条件也制约着中印边贸的增长；特别是在印度一侧，许多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而且与主要枢纽城市之间缺乏有效的交通联系。而由于种种制度缺陷和历史原因，目前中印边贸的收益其中在少数交易者手中，而这些人往往并非边境地区的居民。 不过，在柯渡洲看来，中印边贸虽然面临以上挑战，其不断强化的趋势却不可阻挡。中国如今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共同的发展战略目标，更会不断密切边境线北侧的中国西南地区与边境线南侧的印度东北地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十二五”的实施，一系列自由贸易区在边境地区逐渐建立起来。考虑到中印边境地区的地理条件，两国在水力发电和旅游等方面更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中印两国由于历史原因而存有悬而未决的边境问题，这是一个必须承认和正视的问题。然而，边境问题不应成为阻碍两国合作的障碍；相反，两国应在包括边贸在内的多个领域中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不断开展合作，并且尝试在合作中逐渐加深了解和消除分歧，最终妥善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同时，如果中印两国在强化双边合作的同时，鼓励两国毗邻地区和省份之间发展更为积极和密切的贸易联系，或许对于促进双边合作也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Joe Thomas Karackattu (2013): India–China Trade at the Border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DOI:10.1080/10670564.2013.766387.

今年夏粮可望迎来“十连增”，而下一个十年是否还会“十连增”？“农村空心化”、“土地城镇化”的现实让未来粮食增产面临挑战，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更需要深入研究——城市扩张的边界在哪里；如何严控土地的城镇化；中国如何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职业农民…… 浇灌浆水、防治病虫、准备收获……眼下，在我国小麦主产区，夏粮生产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农业气象专家预测，如果后期天气正常，我国夏粮将再获丰收。 在高起点、高基数上，如果夏粮再获丰收，将迎来可喜的“十连增”。粮食连年增产，令人振奋。然而，许多人也开始担心：实现连续增产后，我国粮食还有增产后劲吗，增产的空间又在哪里？在城镇化发展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涌入城市，“空心化”的农村如何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1、农村“空心化”渐显：散户缘何不愿种粮？ 最近几年，江西省吉水县金滩镇塘下村种田人越来越少。“全村一共430多户，2003年村里还有一半农民在种田，现在只有120户种了，还多是村干部、小组长和老人，40岁以下的人种粮积极性几乎为零。” 村支书刘学泽说。散户为什么不愿种粮？刘学泽说，这几年粮食连年丰收，但粮价涨幅远不及种地成本涨得快。现在和以前比，每亩地用肥增了70元，用种增了40元，加上机耕等各种费用，每亩投入从原来的220元涨到现在的400元左右。虽然种地成本翻番，但粮食产量增加不多，每亩五六百元的收入只抵上打工三四天挣的钱，真是“辛辛苦苦忙一年，不抵一月打工钱”。 目前，像塘下村这样的村庄在我国十分常见。于是，每年开春，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场景：妇女、老人在田间挥汗劳作，儿童在旁边玩耍。 这幅画面衬托出的是中国农村的现实，青壮年劳力奔向城市里的工厂，农业生产只好由妇女、儿童、老人来承担。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朱信凯分析说，根据测算，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的成本增长高于产值的增长，收益率呈下降趋势。稻谷、小麦、玉米的收益率由1998年的30.6%下降到2009年的24.3%，大豆由37.0%下降为22.1%；在各类农产品中，粮食的收益又大大低于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经济作物。虽然采取了对粮食的补贴与最低收购价的政策，其补贴收入仍低于当年总成本增加额与物质费用增加额。 这让我们不禁担心：现在，还有多少地方的农民一年到头守着几亩薄田，靠种地为生，踏踏实实安心种粮？ 长久以来，我们都难以想象一个农业大国正在面临“农民荒”的危机。 然而，数据再次印证了上面的事实。据统计，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青壮年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以及农业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都降到了50%以下。2012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63亿人，并且每年以近千万人的速度增长。 但另一种情况却日益凸显，务农农民尤其是高素质的青壮年农民数量却急剧减少。在校读书的“90后”，即便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未将农民作为未来的职业选择。据统计，目前我国50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员已经超过40%。 从动态方面来看，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50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18.1%，第二次农业普查时上升至32.5%，10年上升了14.4个百分点。按此趋势，到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我国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将会超过50%。 依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确定，45岁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为老年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所占比重超过农业劳动力15%时就可称之为劳动力的老年型结构。对照这个标准，“谁来种地”、“靠谁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等问题令人担忧。 2、“土地城镇化”堪忧：粮食安全谁来保障？ 江西省余干县乌泥镇位于鄱阳湖边的粮食主产区。多年来，当地三万多亩水田因为整理不到位，只能种一季稻，另有近两千亩土地被荒废。为提高耕地质量，增加耕地面积，乌泥镇政府2006年底开始实施造地增粮工程——修建了大量水渠、排灌站、机耕道，整平了原本高低不平的田地。村民吴姚根说：“我家的十多亩稻田现在可以种两季稻，产量翻番，而且原来一些无法利用的小块土地现在也可以种水稻了。”耕地整理使吴姚根家的耕地面积增加了近两亩，无形中使粮食产量增加了10%以上。 乌泥镇的做法在我国并非“独一家”。在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双重压力下，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探索集聚土地资源、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路径，以化解“城镇吃耕地”之忧。 按照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57%，比2011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也就是又增加了2103万城镇常住人口。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各类建设占用耕地不可避免，此外，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等因素也造成耕地面积的减少。有研究显示，东部一些省份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耕地要减少约13.69万公顷。 今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一体化蓝皮书》中也指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土地要素流出粮食生产领域，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相互争地的矛盾日渐突出。耕地约束构成了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挑战。 “地少人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各类建设用地的增加，耕地保有量下降不可避免。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城市空间分布与优质耕地分布大部分是重合的，使城市扩张与土地资源以及粮食安全的矛盾更为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小映说。 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城市为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在实行严格耕地保护政策的同时，我国千方百计增加耕地面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然而，实现“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目标并不乐观。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8亩，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宜居土地只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9%，耕地质量总体偏差。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壤退化、“三废”污染等问题严重。 现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思考，在未来城镇化的浪潮中，如何寻求城镇化和耕地保护之间的平衡点；如何创新耕地保护机制，保护我国粮食安全？ “当前，我们的耕地保护要尽快由数量保护上升到数量和质量保护并重，形成以保护耕地生产能力为主的耕地保护测评体系，进一步发挥耕地保护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河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许皞说。 寻找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平衡点，就是要摈弃“GDP至上”的传统政绩观，改变各地政府过多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变土地城镇化为人的城镇化。在此基础上，要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充分利用未利用土地，从挖掘用地潜力入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努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3、“土地流转”加速：离土农民怎消后顾之忧？ 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金城乡南庄村的王保田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3年前，他将自家土地流转并加入中原种植合作社后，成为一名既种地又拿工资的“职业农民”。“一天工作8小时，一个月上25天班，这样，我一边通过土地流转收取租金，一边还能在合作社里打工挣钱。守着田地，照顾着老伴儿，拿着双工资，儿子儿媳在外地打工。一年下来，全家有近4万元的收入。”王保田说。 跟王保田一样，土地流转在农村的加速让很多农民尝到了种田带来的甜头。 来自吉林省的调查显示，规模在20—30亩、30—70亩的玉米种植大户，每户平均净收入分别为1.2万元和2.3万元，基本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收入相当，这部分人成为职业农民后不会轻易离开农村。 以前，气候、灾害、疾病等自然因素对农业效益影响很大。如今，随着农产品流通加快，价格信息、销售渠道等因素也逐渐开始左右农民的“钱袋子”。然而，这些因素，让只有一亩三分地的散户农民难以承受。为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发展规模经营首先要破解土地流转问题。” 山东省胶州市农业局经管站站长刘丕舜说，一要明确土地物权属性，完善土地登记制度，理顺流转关系，规范流转程序及利益分配，使土地流转到最需要的农民手中；二要创新流转形式，从单一的租金流转到入股流转、分红流转等多种形式，激发农民流转土地的兴趣；三要加快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解除农民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 对此，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曾表示，国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但是不提倡工商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直接租种农户土地，以避免土地出现过多的非粮化和非农化。“土地集中必须和农民的就业、转移以及城镇化相协调，企业应该带动农户发展而不是代替农民生产，应该把种养环节留给农民。”韩长赋说。 许皞认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未来不能靠一家一户的刀耕火种的这种方式，需要有新的农民产生。“未来的农民概念应该和现在不一样。必须在稳定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的基础上，要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许皞说。 两院院士师昌绪建议，首先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培养一批优秀的职业农民。其次要大力推动回乡创业，鼓励一批高素质人才返乡建设新农村。可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设立青年农民创业基金，对普通高中或职业中学毕业生从事农业经营并达到一定规模，对返乡创业的职业农民可给予相应的资金扶持。此外，要制定和完善大中专院校尤其是涉农院校毕业生投身现代农业的建设，探索制定吸引城市青年从事农业的优惠扶持政策，采取保留城市户籍、提高社会保障待遇等措施，吸引他们成为现代职业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