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

美国副总统拜登5月13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称中国是不能“另类思考”或“自由呼吸”的国度，引起在场中国学生的不满。据香港《南华早报》22日报道，该校中国学生已经起草一封信，要求拜登做出正式道歉。到22日为止已有343人签名，信件将先被呈递给该校校长，然后转交到拜登办公室。...

广东省委宣传部：对顾雏军2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及相关类似活动，不报不评不转。...

驻曼哈顿的首席联邦检察官周一表示，这起案件“好比是花钱请狐狸来鸡舍工作”。 纽约大学医学院(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核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简称MRI）技术领域的三名研究人员此前一直在进行的研究是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的一笔经费赞助的。 不过本周一，检察官指控这三人另有盘算。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他们串通起来，收受一家中国医疗成像公司及中国政府资助的一家研究所的贿赂，与它们分享三人在纽约大学的研究中的非公开信息。 三名被告均为中国公民，其中包括44岁的朱宇东（音译）。他住在纽约州的斯卡斯代尔，是纽约大学放射系的副教授。官方称他是“一名成果颇丰的研究员和创新者”，于2008年前后接受纽约大学的聘请，在该校任教，并进行与MRI技术创新相关的研究。 检察官表示，NIH决定在为期五年的时间里给纽约大学提供数百万美元，作为朱宇东的研究费用。朱宇东随后安排另两名被告从中国前往纽约，与自己合作。官员称，朱宇东还安排他们从那家中国成像公司的一名高管处获取资助，这名高管同时隶属于一家中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所。 另外两名被告同为31岁，分别是杨兴（音译）和李烨（音译），均居住在纽约州的哈特斯德尔。根据纽约大学的描述，两人都是医学院的研究工程师。 检察官称，两人获得的资助包括杨兴就读研究生的学费、李烨的一套公寓的租金，以及两人在中国和纽约之间的往返旅费。 联邦检察官普里特·巴拉拉(Preet Bharara)与联邦调查局(FBI)纽约办公室负责人乔治·韦尼泽洛斯(George Venizelos)一同宣布了多项指控。巴拉拉称，被告“为纽约大学工作，却与一家中国政府机构及纽约大学的直接竞争对手的代表相互串通，为了它们的利益，非法获取由NIH资助的研究成果”。 纽约大学发表声明称，该校“听闻雇员被控的行为，对此深感失望”。 声明还称，“在内部审核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意识到可能存在违规行为，这些行为与NIH资助的MRI新技术的研发项目有关。”纽约大学表示，学校已经将此事告知当局，并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 朱宇东和杨兴于周日被捕，一名地方法官周一下令允许他们保释。三名被告均被控一项商业贿赂密谋罪；朱宇东还被控一项伪造记录罪。一名检察官在法庭上称，朱宇东已经向FBI承认，他已在这起案件中收取了近50万美元（约合310万元人民币）。 朱宇东的律师罗伯特·M·鲍姆(Robert M. Baum)在法庭上说，纽约大学之所以聘用朱宇东，是因为他是“世界上著名的MRI技术专家”。 巴拉拉的办公室称，李烨据信已于起诉前飞回了中国。 Colin Moynihan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亦亭、陈柳

特权阶层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和不同的政治制度里。受其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影响，每一个社会对特权阶层有不同的定义和看法。在中国，特权阶层往往指那些能够通过公权力（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个体地或者集体地，为自己、自己的家庭与和自己相关的人，获得与其所掌握权力不相配的利益的那些人。掌握公权力的社会群体包括高级公务员、现任政治人物、离退休政治人物，及其他可以用各种方式享受权力资源的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市场经济的引入，特权阶层又要加上掌握巨大资本的群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本来不是特权。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资本要不属于国家（公权力），要不和公权力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的获得还是运作，都和公权力相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掌握资本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握被资本影响的社会群体的命运。资本特权这个群体很重要，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聚焦于前一个群体。     在中国，并不难发现，掌握公权力的群体可以获得超越其权力职位的好处。因为他们是掌权者，他们可以自行决定从国家获取哪些好处，获得多少好处。公务员系统比较复杂，有区域差别（东西部的差别，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差别），也有等级差别（中央、省、地区和县市等）。但不管如何，级别是最重要的。不管在哪里，只要到了一定的级别，拥有了权力资源，他们便可以追求特权。     尽管较之其他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高级公务员的名义薪水并不高，但这个群体则在众多的领域享受着无穷的好处。他们有方方面面的福利，包括政府住房、政府部门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车等等。即使在薪水增加方面，这个群体也几乎可以自主决定。近年来，公务员已经数次加薪。正因为公务员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这些年来，这个领域已经成为社会精英最向往的领域，甚于任何私人和外企领域。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有那么多的人争当公务员。     另外一个群体，即领导群体或者高级干部（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则享受着更难以说清楚的特权。这个群体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庭，基本上是无需通过市场交易来维持生活的，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保证他们生活的各种所需。货币和现钞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对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没有制度规定，他们能够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享受各种新生的特权。对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来说，国库就是私人银行。     特权制度的负面影响     特权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非常负面的影响，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特权政治已经形成了“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严重脱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30多年了，但公务员领域俨然是计划经济模式，所有都是“公”字当头。除了一些底层公务员，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普遍都不需要在市场上获得所需物品，包括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交通、食品等等。也就是说，他们仍然生活在计划的城堡里面。这使得他们很难了解城堡之外（即生活在市场领域）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房地产、食品药物监管等改革不力，和掌权者的城堡政治密切相关。     很显然，如果掌权者也必须在市场上购买住房、医疗服务、食品药物等，他们必然尽最大的努力去改革，因为他们可以从改革中获得好处。现在的情形是，因为他们无需通过市场而生存，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动力去做改革的努力，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因为改革会负面地影响到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的合法性快速流失。这是特权的政治代价。     第二，特权具有巨大的财政代价。特权阶层毫不吝啬地消耗着甚至浪费着有限的社会财政资源。在维持特权阶层的供给方面，政府财政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数次行政体制改革，但政府规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扩大。政府规模扩大的压力在今后不会减少。随着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     其次，离退休干部的规模在急剧扩大。中国领导体制改革，确立了限任制和年龄限制等一些新制度，有效加速了领导层的更新，但同时也在增加着国家的财政负担。离退休高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层的群体在急剧增加，而且因为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他们的寿命也在增加。     再次，特权制度从来没有改革过，特权的种类一直在增加。很显然，如果不加以改革，特权最终必然会成为深刻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三，特权也包含着巨大的社会代价，即造就了社会的越来越不公平。人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这些特权群体实际上是有钱的阶层，但现在的制度并不要求他们掏自己的腰包来向市场购买服务。进而，很多特权者即使不需要某种服务（例如药品），但出于自私心理，他们也往往会根据规定而变相地领取这种服务（例如把感冒药换成其他的营养药品），从而造成严重的浪费。这样，真正需要这些服务的公众，尤其是穷人阶层，所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少。因此，人们说，一个高干多活一年，需要消耗掉多少老百姓的福利。     其次，特权造成了社会机会的不公平。在所有国家，社会服务的均等化的其中一个社会目标，就是要保障给于社会成员差不多的起点。但如果特权阶层享受和消耗掉了大部分公共服务，不仅面对社会大众的公共服务水平很难提高，而且社会机会会变得更不公平。实际上，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中国每一年新投入的公共服务费用（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绝大部分，被政府内部的特权阶层所消耗掉了。     其三，社会代价也表现在特权所导致的社会高度封闭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城堡政治。城堡政治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小，呈现出固态。流动性减少，当然也影响着机会的平等。     财政和政治双重危机     怎么办？中国必须改革特权制度。中国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很多有效经验，因为大多数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如何改革？首先必须对特权有一个现实的认识。从经验上看，特权可以加以限制，但很难甚至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把特权限制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应当是改革目标。共产主义从理论上是要彻底消灭特权的，但在实际上创造出高度特权的阶层。这不仅仅发生在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前东欧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即使到今天，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人人痛恨特权，但人人都向往特权，要想彻底废除特权的革命性和理想化的反特权方式，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搞不好就是走向反面。     从制度层面来说，有很多制度可以限制特权。首先是社会服务和福利的货币化。无论是对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在大大减少非货币化的收入或者服务的同时，实行合理的高工资。其次，逐渐拆掉城堡政治。党政官员可以实行高工资制度，但必须向市场购买服务，就是说去医院看病要付钱，也要花钱到市场上购房、购食物等等。这些制度对执政党来说会有巨大的政治红利，即长期执政。类似的制度可以使得党政官员不脱离社会，了解社会现实；它们也有助于社会对党政官员进行监督，从而可以减少和控制他们的腐败程度。     政府也可以通过开征遗产税、地产税等方式确立一系列新的制度，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有利于长远的政治利益。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现在是丑态百出，在很短的历史时间里已经出现了“纨绔子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满清王朝晚年出现过，也在欧洲贵族统治时代出现过。欧洲特权政治最后导致了统治阶级“政治基因”的衰落。因此，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尤其是民主化来临之后，各国都出现了诸如遗产税那样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特权的代代相传，延续特权群体的长远利益。     也就是说，不能这辈子是富人，以后很多辈子都是富人。富人家族后代仍然有机会变为穷人，重新创业。同时这样做也改善了社会公平，通过保持社会的流动性，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机会。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等也有类似的制度。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类似的制度，如果社会整体不想衰落的话，就必须确立类似的制度。这些制度对社会整体有利，也符合既得利益的长远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特权的社会化。这是西方社会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为什么一些社会群体需要特权，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源稀缺，因此需要通过公权力来获取特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建设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住房等领域。如果这些领域的社会政策建立起来了，特权就变得不是那么需要了，因为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社会，都可以从社会政策获取公共服务。这是大部分西方社会的经验。尤其在北欧社会，因为有强健的社会政策，即使是公务员和政治官员的低工资制度，政府仍然能够维持非常清廉的水平。在社会政策强健的情况下，谁还需要搞权力寻租呢？这是一场政府和社会的双赢游戏。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方面，特权阶层大量消耗甚至浪费着最大量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政策的确立越来越困难。尽管近十年来，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努力不少，但制度水平仍然极其低下，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充足的资源，其中特权阶层又占用了绝大部分。     另一方面，因为社会政策不能得到确立，不仅特权阶层仍然需要继续用公权力来获取额外的服务，社会各个非特权阶层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越来越大，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     很显然，特权制度不改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双输游戏。一旦财政危机来临，这个制度最终不得不改，但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不仅可以避免财政危机，也可以避免政治危机；晚改则有可能导致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危机，甚至失去改革机会的危机，而演变成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本文来源《联合早报网》                                                                                                                                                     —–白衬衫   

是谁毁了中国电视和出版？    中国人穷得只剩互联网了。   为什么中国人看电视、看报纸、看书越来越少？目前基本上只有老头老太太在看电视了，只有学生在看课本了。仅仅是因为网络、智能手机把年轻人吸引走了吗？那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报纸、电视照样有人看？   中国电视和报纸没人看，有两个原因。一是网络吸引了大部分年轻人，二是：中国电视和报纸实在太难看了。   以电视为例。可以耐着性子打开一次电视机，看看上面都有一些什么吧——死板的新闻在那里分式太平，弱智的电视购物广告在那里嚎叫着“八星八钻”。更多的是电视剧：宣扬阴谋的宫廷局，宣扬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剧，雷人的抗日剧，鸦片般的武侠剧……   是因为中国电视人蠢吗？当然不是。中国人其实还是很聪明的，总不能是中国人里面愚蠢的那部分都去搞电视了吧？   是中国的政府机构不管事吗？也不是。中国政府机构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他们什么事情都要管。看看广电总局吧，辛苦极了，一会“限娱乐”，一会“限广告”，最近又宣布要整治雷人的抗日剧了，《广电总局整治抗战雷剧 过度娱乐化创作将停播》。   问题恰恰出在广电总局这里。   微博：广电总局禁播叫停谍战片，某编剧大发牢骚：“我们开始比较写实，参考真实历史背景，总局说我们美化国民党，变相贬低伟光正。后来我们写国民党贪污腐败玩女人，结果他们又说影射当今社会 ！这他妈叫什么事啊?   微博：广电总局假装不知道根子在哪儿。根子就在你们那儿。现在的编剧与导演，除了整这些雷人的还能整啥？我们搞历史的也是重灾区。古代史还差不多，但凡搞近现代史的，都往社会史那个方向比如饮食啦服饰啦拐了。其它方向政审难呗！还能搞什么？没嘛子可搞嘛！   电影也一样悲惨。如冯小刚所说：你他妈绞尽脑汁想出一句好的台词、一个好的创意，可是到了评审那关过不了，那种感受就像是被掐死了孩子。中国电影搞得红红 火火，原因就是—这帮傻子太爱电影了！（网友：你他妈绞尽脑汁写了一条帖子，刚转了几下就被删了。那种心情就想掐死删帖子那货他爹！微博也搞得很红火，这 帮傻子太爱微博了。   对于广电总局，很多年前我就有个定义：凡是人民群众喜欢的，一定是广电总局反对的。禁止黄金时间播放外国电视剧，禁播外国动画片，禁止转播国外电视台的新 闻……对国内的禁播，那就更是多得不用举例了。把一帮编剧逼得没办法，只好去胡编乱造宫廷戏、二奶戏，去丑化中华民国士兵，丑化日本兵。这是电视人的理性 选择，安全第一。   而广电总局还在那里做出一副负责任的样子，声称要整治。   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想把电视当作洗脑工具，还想单方面灌输忠君爱国。痴心妄想。广电总局，你什么智商呀？   广电总局毁了中国电视几十年，把观众都赶到互联网上去了，这可谓无心插柳柳成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广电总局的一半。互联网应该给广电总局树碑立传。   同样道理，中国报纸没人看，要感谢新闻出版署。感谢其不遗余力地封杀中国报纸、杂志的活力，给互联网腾出了巨大的空间。 现在，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署合并为一个机构了。这是一个无法达到“负负得正”的合并，而是一如既往地与民为敌。   看到某些知识分子写文章批评中国人不爱读书，我总是很生气：你们这些酸秀才，你去书店转一转，除了那些世界名著，还有几本书值得看？99%的书都是垃圾，看得越多，人越蠢，不如不看。   总有人让我推荐几本书看，我的回答一律是：不如去看思想家的博客文章。   媒体的职能，一是娱乐，二是监督政府，中国的媒体做到了吗？书籍的职能，是传播知识，开启民智，中国的书籍，做到了吗？   可怜了那些媒体人和广告投放者。他们应该站起来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大喉一声：放屁瞅别人，其实就是你放的！为了挽救中国媒体，尽早取缔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没有了纺织部、机械部、化工部、冶金部，中国的纺织产业、机械产业、化工产业、冶金产业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同样，没有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就能得到迅猛发展。   这些年，中国政府有钱了，也想到美国去展示一下文化产业。我们知道，犹太人控制着美国的媒体，所以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媒体总是带着美国人民支持以色列。中 国政府想学这个，也想把媒体渗入到美国。可是，人家犹太人是个体进入美国媒体，并非以色列政府投资。更重要的区别，是中国、以色列两国的国体、政府声誉差 距太大，体制差距更大。如果不改变体制，中国的媒体永远不可能赢得世界尊重，更别妄想去影响人家的思想了。   先改体制，然后再说输出文化、输出价值观。否则，中国人真要穷得只剩互联网了。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