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今天是____年__月__日，农历_______，距离______还有_____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_____、_____、______。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____在钓鱼台国宾馆亲切会见了____，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____高度赞赏了____,并对____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表示感谢。 3.____出访____，会见了____，_______高度赞扬中__两国关系，对____表示欢迎，并强烈谴责了___国家____的做法。...
阅读更多文明的力量（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龙应台 龙应台用幻灯片（PPT）形式做主题演讲，图文并茂，现场还播放了几首与主题相关的歌曲。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 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 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 《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50年代进入60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200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 “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2000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14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19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 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2000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12月10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 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 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发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
阅读更多刘亚洲中将炮轰现行政治体制预言民主转型不可避免 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刘亚洲中将，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炮轰中共现行政治体制，并且预言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不可避免要发生；他还批评全国上下都迷信金钱力量，严重影响国际形象。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导，刘亚洲这番骇世之言发表于最新一期《凤凰周刊》。专访题为《西部论》，前半部主要论述中国西部所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纵谈中国的西進战略。但在专访的后半部，这位“将军作家”对境内时政发表看法，言辞观点令人震惊。刘亚洲直言一个制度若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将“必然灭亡”；他甚至预言中国在十年内，必将向民主政治转型，称这是不可避免，因为中共”不可能有退路”。 金钱外交严重影响中国国际形象 刘亚洲首先炮轰中共流行的“经济强国”和“金钱外交”的思想，指“钱多不意味软实力有提升”；他以中国在非洲投资大肆行贿、用金钱开道为例，指此举不但使非洲官员胃口越来越大，也让当地民众对中国政府、中国企业极为反感。 “除了金钱的力量，我们还有甚么力量？”他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一个现像是，从上到下都洋溢着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的热情。它带来的是急功近利、用钱买路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完全忽视必不可少的长期细致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 刘亚洲指出，“单靠金钱的力量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也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而拥有经济和文化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民族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确定民族命运的决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因此中国必须進行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没有退路，预言十年内必将向民主政治转型 刘亚洲以前苏联比喻，指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苏联的教训都是中国的镜子。“一个制度如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就必然灭亡”。他更直指，当年的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目的，“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激化了矛盾，一切反了过来”。他强调“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中共）必须進行政治体制改革，人类社会以十年为度，可见政治兴衰；以百年为度，可见社会兴衰；以千年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兴衰”。他并预言，“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中共）不可能有退路。” “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矽谷，而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刘亚洲直指，只有制度可以信赖。刘亚洲表示，中国并不缺乏真理，而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传播不受国界限制，也不受历史限制。” 现年57岁的刘亚洲身为中共军方高级将领，且是中纪委委员，其公开发表如此出位言论引起外界关注。有关内容昨天在各大网络被疯传。
阅读更多人民大学教授刘利华发布：普世价值立场宣言 基于对赋予我们人类存在形式的生命之大本大源的敬畏与感恩，基于对人类先祖先圣先哲创造并留给我们的文化和文明遗产的崇敬与珍视，基于对人类可追溯的历史中幸福经验和灾难教训的总结，基于对生命和世界的热爱，基于对人生责任和我们活在此世的历史使命的领悟，我们明确宣布：在如何判断和选择人文意义，进而向着什么方向推进民族和人类完善的范畴里，我们持普世价值立场。（点击 这里 查看全文） （一） 普世价值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文化，每个人、不同规模的人类群体和人类整体的积极意义或积极性质；是人在人类历史演进、文明进步和精神成长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生活经验，抵御并摒弃人性中潜在的对人类具有毁灭性的恶的可能因素，而对人的善性积极地、文化地建构的结果。像是自然界的阳光、空气和水分滋养着我们肉体的生命一样，普世价值提供着人类精神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分，渗透于并滋养着人类文化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类社会能人样地而不是兽样或魔样地存在与运转，使人类存在能够不断地战胜使人沉沦的人性弱点，而在艰难困苦的努力中，执善固执，保持着向神圣的精神境界开放和升华的可能，从而使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具有了善良、美丽、可靠、健康的性质。 普世价值的“普世性”首先不是一个由认可和实行它的人多或人少的量来规范的，而是由其适用于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积极性质决定的。那种以“没有一种价值是至今为止所有人都认可的”为反对普世价值的理由是一种诡辩。这种诡辩的症结在于，它以人的同意与不同意，偷换了对人实际上的有益与无益。 与普世价值立场相反，非普世价值立场认为，只存在适用于某种文化、某个时代、某个人类有限群体、某个种族、或某些人的积极性质，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时代、每个人和所有人的积极意义。这种价值立场把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反映人类精神不成熟状态的将民族分成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将同一民族的人分为贵族和平民、主人和奴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专政阶级和被专政阶级，将权力者定位为目的，将受权力驱使的群众定位为生畜、宠物、工具的历史实然，认定为理当如此，认为人在人格和权利上的尊卑不等合乎道义。显然，只有人类社会不平等状态的受益者，或至少是期待从这种不平等状态受益的人，才会支持非普世价值立场。 回望人类历史上一切人为的灾难，――从奴隶主对奴隶的血腥宰割和将他们当作牛马一样地驱使，到人类历史上以圣战的名义发动的宗教战争；从18－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奉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经济落后民族、落后国家的侵略和掠夺，到20世纪德、意、日法西斯以其民族至上为理由对其他民族人民的屠杀；从前苏联、东欧在无产阶级专政红色恐怖下的杀人如麻，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所谓的群众阶级斗争的民族自残、自伤元气；从当今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把无数无辜的生命作为达到自己狭隘目的的手段，到当今中国大陆上的为追求金钱而不惜以众多生命为惨重代价的豆腐渣工程、假药、假酒、毒奶粉；从中国层层腐败官员或权贵们肆意弄权、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玩尽花样瓜分掠夺本属于所有中国人民的国有资产，到执法部门对《宪法》赋予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如结社自由、罢工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践踏与剥夺；这种种人为灾难的制造者在指导思想上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奉行着非普世价值立场――把自己视为目的，而将他人视为手段。 因此，可以说非普世价值立场是社会性万恶之原，相应地普世价值提供着抵御所有上述人为灾难的道义根据。一些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先把普世价值荒谬地等同于“西方价值”或“美国价值”，进而以“西方人”和“美国人”曾进行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对印地安人民进行杀戮的历史事实作为拒绝和反对普世价值的论据，是何其荒唐可笑？难道有人贩卖了臭鸡蛋，就要对新鲜鸡蛋也拒吃吗？难道有窃贼偷东西得逞，法律规定的偷窃有罪就不能成立了吗？难道批判过去的“西方人”和“美国人”曾有的反普世价值丑恶行径的道义根据不恰恰是普世价值提供的道义原则吗？ 从上述我们人类为之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的灾难中侥幸活在今天的我们，为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免除上述各种人为灾难造成的恐惧，能生活在人性得以健康地成长的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的灿烂阳光下，我们再不能盲目地受形形色色的非普世价值忽悠了。我们鲜明地宣布，在人文社会领域和生活世界，我们要以满腔的真诚和热情拥抱、坚守、捍卫普世价值立场。为了结束非普世价值立场支持的一切丑恶和落后，为了公平正义在今天的实现，更为了子孙后代拥有光明希望的明天，我们明确地宣布要与非普世价值立场泾渭分明地划清界限，并对导致了人类无数人为灾难的非普世价值立场做坚决、彻底地清理、弃绝和批判。 到目前为止，反对普世价值立场的人的理论论证，凡略有理论深度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普世价值的否定――为根据的。这样的论证不值一驳。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否合乎道义以及合乎道义到什么程度，恰恰要以普世价值为标准才能说清。一种非普世价值立场，怎么可能评价普世价值呢？就如同只摸到一条象腿的盲人，怎么可能对象作出正确的判断呢？除非有人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比现在被广为接受的普世价值的内容更普世，马克思主义就绝对不具有否定我们广为接受的普世价值的理论资格。第二，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及以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专制制度的批判，包括对资本主义早期反人道的剥削现象、金钱至上等异化现象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以能作出这种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批判，恰恰是以普世价值为参照才可能。如果仅仅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恩格斯否定普世价值的原理，凭什么认定资本主义早期的种种剥削现象和拜金主义意识为不合理呢？第三，就算是马克思主义不存在前门拒绝普世价值、后门偷运普世价值的逻辑悖论，我们仅仅从非普世价值立场的实践结果――包括以劳动阶级至上这种非普世价值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带给人类社会的各种灾难，从普世价值立场的实践结果――如以普世价值为道义根据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国家人民享有的各种幸福，就有足够的理由质疑马克思主义否定普世价值的伪学说性质。
阅读更多汪晖事件发生后，我先后写过四篇文章，从未直接谈论汪晖及其是否抄袭，因为我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整体学术环境要比某人的问题严重得多，这个事件中有些辩护者要比涉嫌者恶劣得多。事情要拣大的做，何况有这么多人谈论汪晖，我可以不谈了。如果汪晖有个坦诚认错的态度，我不会写作本文。是汪晖在《联合早报》（8月2日）上的言论逼着我说话，谈他的抄袭问题。 “《反抗绝望》是22年前的著作，就像许多著作一样，存在一些缺点、疏漏，有些是当时的学术和出版惯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订和写作中的问题，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纠正；重版过程中，如前面提及的由于分段而造成的脱注现象。……但这些疏失与抄袭、剽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刻意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用莫须有的定义对早期作品进行攻击和构陷，就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了。”（汪晖：《联合早报》8月2日） 他只承认有些“缺点、疏漏、疏失”，还有些是“重版过程中，由于校订不细，还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不承认一丝一毫的抄袭。这意味着要怀疑者找原版，最原始的只好看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博士论文打印稿。他的防守底线是疏漏。但是疏漏是主观因素，抄袭是根据事实。不管如何，汪晖提出了“疏漏”和“重版”问题。我们就看论文打印稿，只讨论是故意还是疏漏。 某一剽窃属于故意还是疏漏，有时是难于判定的。巧了，汪晖的文本给我们做出判定提供了一线亮光。各位先读读马克思的这段语录： 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 生的。 中国熟悉马克思著作的不乏其人，但我怀疑没有多少人能一瞥就说出这段话的出处，不仅如此，多数学者恐怕要找到其出处，都要费上一番力气。您再看看下面这两段话：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 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 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 候,才会发生的。” ①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汪晖博士论文打印稿97—98页）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 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 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 候,才会发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57页） 两段文字完全一样。汪晖未注明这整整一段话来自李泽厚，却没有忘记注明其中的马克思语录的出处。汪晖的打印稿博士论文（98页）以页下注的方式标明了这段话的出处，和李泽厚如出一辙，只写了那篇文章的名字，未交待刊载文章的著作。河北人民出版社版《抵抗绝望》（122页）、三联版《抵抗绝望》（129页）则更详细地标明出处：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3页）；而对引用的李泽厚的文字依然不做注明。 如果这是孤证，再看下一条证据。下面的文字分别来自汪晖和张汝伦的著作： 伽达默尔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 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据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 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 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①因此，现代释义学的下述结论恰好构成“反传统”的存在模 式的悖论： “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 ②在伽达默尔看来， 启蒙运动在 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 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 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 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 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 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 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伽达默尔指出：“不应把理 解设想为好象是人的主观性行动，理解是将自身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 合。” ③ ①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②伽达默尔：《哲学释义学》第9页，转引自同上书第176页。 ③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50页，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 （汪晖博士论文打印稿，106—107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 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据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 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 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 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从启蒙运动以来，在许多人眼里，传统就只有否定的意 义，尤其是它常常同”成见和“权威”这两个概念联在一起，就更显得是如此了。所以古典释义学念念不忘 要人们摆脱传统给予他们的成见和束缚，甚至最好“抹杀”自我，以达到客观的理解。伽达默尔在这个问题 上所持的立场正好相反。伽达默尔指出： “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 （张 汝伦《意义的探究》，175—176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 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 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 中才能起作用，理性和传统不是对立的， “在传统中并不限制知识的自由，而是使它可能。” 传统的确 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 件。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179页） 上面一段汪晖的文字，中间没有任何删节。其后是两段张汝伦的文字，两段文字中间没有任何删节。请对比加粗处。 汪晖论文中的伽达默尔的语录都是引自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伽达默尔的语录都忠实地打了引号,而张汝伦的两段话却没有得到同等待遇。张汝伦被引用的第一段话基本是逐字照抄，却没有引号，注中只说“参见”，如此手法是淡化张汝伦的作用，占张汝伦的便宜。严重的在后面。张汝伦被引用的第二段话既没有引号，也不给出处。更严重、且耐人寻味的是，居于汪晖所引用的张汝伦的两段话之间的伽达默尔的语录——“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被加上引号、且做注。在吸收释义学的思想资源中，汪晖首先是得益于张汝伦，因为汪晖是从张汝伦这里接触到伽达默尔，他对后者的很多理解也得益于张汝伦。汪晖严谨地为出自张汝伦著作中的伽达默尔的语录打引号、做注，却对张汝伦的文献不打引号、乃至不做注。 我认为以上两个例证可以推翻汪晖的抄袭是疏漏。如果是疏漏，为什么疏漏了本土学者李泽厚和张汝伦，严谨地记载着世界级权威马克思和伽达默尔？这是高度选择性的“贴金”和“遗弃”。特别是，后者的话你是从前者的著作中读到的，被注释和被抄袭的话语就在同一页码，乃至同一段落中比肩而立。 (载于《中国青年报》，8月9日，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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